（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47 岁的 Ties van der Meer 至今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个兄弟姐妹。

他出生于荷兰一家私人生育诊所，通过匿名精子捐赠受孕。2004 年荷兰禁止匿名捐赠后，这家诊所销毁了所有可能识别捐赠者身份的记录。

在他看来，这种情况明显是有问题的。通过捐赠出生的孩子有权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有权知道与自己存在血缘关系的人。

多年后，van der Meer 最终通过 DNA 检测和亲缘数据库找到了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并在对方的帮助下确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以及更多遗传亲属。但直到今天，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究竟还有多少兄弟姐妹，也无法确定是否还有更多与自己拥有相同血缘的人散落在其他地方。

类似的故事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随着消费级基因检测和遗传数据库不断普及，越来越多通过精子捐赠出生的人开始寻找自己的生物学亲属。有的人发现自己拥有几十位同父异母兄弟姐妹，也有人发现，自己居然拥有“上百个”兄弟姐妹。

一位接受《卫报》采访的女性表示，她在七年间已经陆续找到了 25 位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她形容这种感觉就像“自己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Human Reproduction and Embryology，ESHRE）近日在伦敦举行的年会上首次呼吁，应建立跨国统一的精子和卵子捐赠数量限制，避免单一捐赠者孕育过多后代。根据 ESHRE 发布的立场文件，欧洲可以先实行每位捐赠者最多对应 50 个家庭的过渡性限制，未来再逐步降低至 15 个家庭。

消失的捐精“匿名”制度

这一问题之所以被重新拿出来讨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匿名精子捐赠赖以存在的基础正在被技术改变。

过去，许多国家允许匿名捐赠，意味着通过捐赠出生的人无法获知捐赠者身份。但如今，即使法律仍允许匿名，只要捐赠者本人或其亲属曾使用过 Ancestry、23andMe 等消费级基因检测服务，通过 DNA 匹配和家谱推断，寻找生物学亲属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匿名制度并没有消失，但人们却越来越难真正做到完全匿名。

与此同时，精子可以在液氮中保存多年，并被出售到不同国家。一些人直到捐赠者去世之后才第一次确认其身份，也有人发现，自己的兄弟姐妹年龄跨度达到几十岁，分散在世界各地，彼此甚至使用不同语言。

这种跨越时间和地域的血缘网络，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引发多起轰动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荷兰男子 Jonathan Meijer。他自 2007 年开始捐精，不仅向多家生育诊所提供精子，还通过私人渠道帮助他人生育。由于不同机构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没有任何一家诊所掌握其全部捐赠情况。2023 年，荷兰法院裁定，他的精子已经帮助孕育约 550 至 600 名儿童，并命令其停止继续捐赠。这起案件后来还被 Netflix 拍成纪录片《The Man with 1000 Kids》，进一步将精子捐赠监管问题带入公众视野。

(来源：schweizer monat)

“慷慨”捐赠背后的风险

而且，拥有数百名后代也会带来现实风险。

最直接的担忧，是同一捐赠者的大量后代未来可能在彼此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建立恋爱关系甚至生育下一代。虽然这种概率并不高，但随着单一捐赠者后代数量不断增加，风险也会随之上升。

另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遗传疾病可能因此被放大。

今年，一项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的调查披露，一名曾向丹麦精子库捐精的男子携带 TP53 基因突变。这种突变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风险。然而，在问题被发现之前，他的精子已经帮助欧洲多个国家至少 197 名儿童出生，其中一些孩子后来患上癌症，甚至有人因此去世。研究人员认为，这名捐赠者属于嵌合体（mosaicism），突变只存在于部分生殖细胞，因此并未在常规筛查中及时发现。

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现有精子库筛查体系失效。事实上，大多数捐赠者都要接受严格的遗传病和传染病筛查，类似情况极为罕见。但它提醒人们，当同一份遗传信息被反复用于大量家庭时，即便极低概率的风险，也可能影响数百名孩子。

因此，除了健康筛查之外，控制捐赠规模本身也成为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实际上，许多国家早已设立了捐赠数量限制，只是标准并不统一。

有些国家按照出生儿童数量计算，有些则按照家庭数量计算。英国规定，一名精子捐赠者最多可帮助 10 个家庭拥有孩子，以便同一家庭未来继续生育时仍可使用相同捐赠者的精子；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则规定，一名捐赠者只能帮助一个家庭生育。

问题在于，这些规定往往只能在本国范围内生效。

近年来，国际精子贸易不断扩大。丹麦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精子出口国之一，其精子被销售到欧洲、美洲、亚洲等多个国家。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HFEA）的数据显示，英国近年来使用的捐赠精子中，超过一半来自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丹麦和美国。

这意味着，一位捐赠者即使已经达到英国 10 个家庭的上限，其精子仍然可能继续出口到其他国家；反过来，一份进口精子在进入英国之前究竟已经帮助多少家庭生育，当地监管机构也很难掌握完整数据。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分别设立上限已经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正如参与起草 ESHRE 文件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生殖生物学教授 Jackson Kirkman-Brown 所说，如果精子可以跨国流通，那么真正合理的限制也应该是跨国的。

上限究竟应该是多少？

不过，建立统一标准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到底多少才算合理？

ESHRE 提出的 50 个家庭只是一个过渡数字，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仍然偏高，因此建议未来逐步收紧至 15 个家庭。但即便是 15 个家庭，也未必就是最终答案。长期研究通过捐赠出生者心理健康的英国学者 Vasanti Jadva 表示，目前并没有科学证据能够证明哪个数字最合理，“15 个家庭也可能依然太多”。

van der Meer 则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标准：一位捐赠者对应 5 个家庭已经足够，如果涉及跨国捐赠，最好进一步限制到 2 个家庭，因为跨越国界意味着寻找血缘亲属将变得更加困难。

但如果限制过严，也可能产生新的问题。随着合法精子供应减少，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可能转向未经监管的私人捐赠。这类捐赠通常不会接受系统的遗传病和传染病筛查，也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未来还可能引发亲权纠纷。因此，监管者必须在保障供给和控制风险之间寻找平衡。

对于 van der Meer 来说，ESHRE 提出的 50 个家庭上限或许仍然过高，也未必能够真正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意味着欧洲开始承认一个过去长期被忽视的现实：精子捐赠并不仅仅是一项医疗服务，它创造的是一种持续数十年、甚至跨越国界的血缘关系，而这些关系同样需要制度加以管理。

如今，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以及更多遗传亲属，但仍然不知道自己的家族网络究竟延伸到了哪里。

“但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他说。

参考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7/10/1140289/sperm-donors-need-limits-says-a-european-fertility-gr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