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深秋,当北海道的邻居们开始在院子里清扫落叶,点燃那堆枯黄的树叶时,我都会立刻锁紧所有的门窗,甚至拉上厚厚的窗帘。我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肺部纤维化让我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玻璃渣,但我宁愿在密闭的屋子里憋闷着,也绝不愿闻到一丝一毫树叶燃烧的烟火味。
那种味道,混合着植物纤维的焦枯和泥土的烘焙感,总会在瞬间撕裂岁月盖在记忆上的纱布,把我一把拉回八十多年前的华北平原。
在我的主治医生看来,我只是一个衰老、孤僻且饱受战争创伤折磨的可怜老兵。他曾握着我枯树皮般的手说:“中岛先生,战争早已结束,您该放过自己了。”
放过自己?我怎么配呢。真正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那些真正在中国北方的黄土地上踏着长靴、挺着刺刀走过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当年在那里剥落了人皮,放出了心里的野兽。而如今即便半只脚踏进棺材,那野兽的影子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啃噬着我仅存的理智。
今天,我想说说关于“火”的事情。
一九四一年,我所在的步兵联队驻扎在山西腹地。那时候,前线的战事陷入胶着,而我们这些驻守在后方的人,任务就是进行无休止的“扫荡”。上面下达的命令很简单,也很冷血:破坏敌人的生存基础,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光”。
在那些漫无目的、疲于奔命的下乡扫荡中,我们联队的人,或者说所有在那片土地上执行过这类任务的日本兵,都生出了一种畸形的嗜好——我们极其喜欢用火。
火最直接的作用是威慑,当赤红的火舌顺着干草铺就的屋顶窜上夜空时,伴随着茅草爆裂的“劈啪”声,村庄里原本隐藏的宁静会被瞬间粉碎。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掌控感。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火能掩盖一切。当我们把搜刮一空的房屋点燃,当几百年的木制梁柱在烈火中轰然倒塌,那些被我们抢走的粮食、被我们糟蹋的妇人、被我们用刺刀挑破内脏的平民就都在灰烬中被抹平了。火一烧,长官验收时,除了焦土,什么麻烦都不会留下。
除了烧房子,火在我们手里,还演变出了一种专门用来对付硬骨头的方法。我们私下里管那种手段叫“烤活人”,那也是我这漫长一生中,见过的最残忍、最违背人伦的“火刑”。
那年临近冬天,太行山区的风已经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们小队接到情报,说一个叫上坪村的地方藏着八路军的伤员和一大批秋收的粮食。等我们端着枪、顺着土路摸进村子时,村里已经走空了。连平日里拴在村口的黄狗都不见踪影,家家户户的灶台都是凉的。
带队的松井曹长气急败坏,因为上一次扫荡无功而返,他已经被中队长狠狠扇了十几个耳光,这次如果再带不回粮食,他的日子绝不好过。
“搜!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把粮食找出来!”松井拔出军刀,劈在了一扇木门上。
我们在那个不大的村子里翻箱倒柜,甚至用刺刀一寸寸地去扎院子里的虚土,企图找到地窖的入口,可是却一无所获。就在我们绝望地准备放火烧村时,负责在后山警戒的列兵藤田,押着两个人走了回来。
那是一个干瘦的老头,和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中国女人。女人穿着粗布棉袄,头发有些凌乱,她的眼神很亮,那种亮不是惊恐,而是一种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的死寂。老头显然是跑不动了,腿上有一道深深的刮伤,正往外渗着血,女人是为了搀扶他才落了单,被藤田在半山腰的破庙里抓住了。
松井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一头闻到了血腥味的饿狼。他走上前,用蹩脚的中文问他们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伤员去了哪里。
老头哆嗦着,不住地摇头,嘴里绝望地喊着“不知道,真不知道”。女人则死死咬着嘴唇,低着头,一言不发。
松井冷笑了一声。他太熟悉这种场面了,也太知道该怎么撬开中国人的嘴。他没有用平时惯用的皮鞭,也没有拔出刺刀,而是转头对我们挥了挥手。
“去,找些半干不湿的柴火来,再弄点辣椒面和谷糠。”
几个新兵很快从村民的后院里抱来了还没完全晾干的树枝,又在灶房里搜出了一罐粗糙的干辣椒碎。
松井让人在村口打谷场的空地上挖了一个浅坑,把那些半湿的柴火堆在坑里,上面撒满谷糠和辣椒,然后点燃。因为柴火是湿的,火苗根本窜不起来,只在底部阴燃,随即冒出极其浓烈的、带着呛人辛辣味的滚滚黄烟。
“把那老东西架上去。”松井指了指老头。
几个士兵拿来村民用来铡草的木梯,将老头呈大字型牢牢捆在木梯上,然后两个人一边一个,抬着木梯,就悬停在那个冒着浓烟的浅坑正上方,高度大约只有半米。
老头被抬到火坑上方的一瞬间,凄厉的惨叫声就撕裂了整个打谷场。那浓重的辣椒烟雾直冲他的口鼻,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每咳一下,身体都在木梯上剧烈地抽搐。
半湿的木柴在底下发出令人牙酸的“嘶嘶”声,温度虽然不足以立刻点燃他的棉衣,但那种持续的烘烤正在将他一点点烫熟。老头疯狂地挣扎,绳子深深勒进他的手腕,惨叫声很快就变成了破风箱般的嘶喘。
“说不说!粮食在哪?”松井站在上风口,用一块白毛巾捂着鼻子,大声吼叫着。
老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只能发出痛苦的低嚎,浑身像触电一样战栗。
那个女人被两把刺刀抵着脖子,被迫跪在一旁看着。她死死盯着半空中的公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的牙齿把下嘴唇咬出了血,硬是一声没吭。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的煎熬,老头在极度的窒息和高温烘烤下,终于停止了挣扎。他的脑袋耷拉下来,皮肤被熏得乌黑,甚至隐隐散发出一股皮肉被烤焦的恶臭。
松井的脸色铁青,他像个输急了眼的赌徒,狠狠一脚踢在那个女人的肩膀上,把她踹倒在地。
“把她也绑上去!加柴火!”松井歇斯底里地吼道。
这一次,轮到那个女人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伴们上前,毫不留情地将她扭上木梯,粗糙的麻绳死死勒住她的四肢。
她没有叫喊,也没有求饶,只是在被抬起的那一瞬间,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了松井一眼,然后她的目光越过松井的肩膀,看向了打谷场边缘那口早已废弃的枯井,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决绝。
新的湿柴和辣椒被扔进了坑里,更浓烈的黄烟翻滚着涌向被悬在半空的女人。
我站在距离火坑不到五米的地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几乎要呕吐出来。那不仅是辛辣烟雾的刺激,也是视觉上极其惨烈的冲击。
女人的第一反应也是剧烈地咳嗽,浓烟剥夺了她的氧气,辣椒面顺着呼吸道钻进肺里,那种感觉就像是无数把烧红的小刀在气管里刮擦。她的身体绷得紧紧的,棉衣在下方高温的烘烤下开始冒出白烟,散发出棉花焦糊的味道。
“说!只要说出粮食在哪,我马上放了你!”松井挥舞着军刀,几乎是在对着火坑咆哮。
我以为女人会崩溃的,没有人能在这种惨绝人寰的慢速折磨下保持理智。可是,她依然没有开口。她的双眼被烟熏得红肿不堪,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往下淌,但她的视线始终固执地偏向打谷场边缘的那口枯井。
随着底下的柴火被慢慢烤干,火势渐渐变大,火舌开始舔舐着她的后背。我清楚地看到,她的棉袄被烧穿了,火焰灼烧着她的皮肉,发出“滋滋”的声响。
她终于开始惨叫了,那声音不似人声,像是在荒野中被捕兽夹死死咬住的母狼,凄厉、绝望,却又透着一种死不屈服的狠劲。她在木梯上拼命扭动,手腕上的皮肉被麻绳生生磨破,鲜血顺着木梯滴落进火坑,瞬间被蒸发成诡异的暗红色烟雾。
女人整整哀嚎了将近二十分钟,声音才逐渐微弱下去。她的后背已经被烧得惨不忍睹,整个人像一截正在炭化的枯木,再也无法动弹。
直到最后一刻,她连半个字都没有吐露。
松井彻底暴躁了,他一脚踢翻了用来架梯子的木柴,女人的尸体滚落在坑边,火焰迅速吞噬了她剩下的衣物。
“废物!都是废物!给我把这个村子烧了!全烧了!”松井气喘吁吁地下达了屠村的最后指令。
那天傍晚,上坪村成了一片火海。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整个村庄都在燃烧的噼啪声中化为灰烬。
在撤离前,不知为什么,我鬼使神差地走向了打谷场边缘的那口枯井。那是那个女人在遭受火刑时,一直死死盯着的地方。
枯井上盖着几块破木板和厚厚的杂草,从外面看极为隐蔽。我用刺刀挑开了木板,一股清冷的地底空气扑面而来。
我半蹲下身,打开手电筒朝井底照去。
那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被一把巨大的铁锤狠狠砸中,连呼吸都停止了。
井底并不深,大概只有两米多。在下面干燥的泥土上,盘腿坐着一个大概只有三四岁的小男孩。他嘴里死死咬着一块破布,双手捧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粗布包。
孩子已经死了,是因为长时间咬着破布缺氧,加上上方飘落下来的浓烟窒息而死。他的眼睛还半睁着,里面充满了惊恐。
而在他的身边,借着手电的光,我看到井壁四周挖出了一个个神龛大小的土洞,里面塞满了大大小小的布袋——那是整个村子过冬的救命口粮。
随后长官催促集结的哨声响了,我站起身,重新把枯草和木板盖在了井口上,将那个死去的孩子和一村人的粮食,默默掩埋在了夜色中。
四十多年后,我随旅行团去了一趟中国,去到了太行山。那里已经完全变了样,有了公路,有了新房子。
我站在一片长满庄稼的黄土地边,朝着记忆里的方向,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现在,我又闻到了窗外飘进来的树叶烧焦的味道,肺里的刺痛感越来越强烈。每一声剧烈的咳嗽,都在提醒我当年那个在火坑上方抽搐的老人,以及那个背部被烤得焦黑、却至死咬紧牙关的女人。
人们总说时间能带走一切,但经历过战争的人知道,时间什么都带不走,它只是把那些被火烤过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骨缝里。
我们种下了火,我们活该在余生被烈焰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