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有许多未解之谜逐渐被科学所证实，但仍然有许多事情无法被科学解释，例如人类死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他们的意识是否会继续存在，他们又是否会真的会进入一个未知世界，这些问题始终盘旋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商朝时期是中国早期文明中鬼神观念体系化的关键时期，商人以“事鬼敬神”为核心信仰，将死后世界明确划分为人神世界与鬼神世界。
这一划分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与商朝的宗法制度、社会结构及祭祀体系深度绑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死观与精神秩序。
一、人神世界：王族与功臣的“永恒归宿”
人神世界是商朝死后世界的“上层空间”，仅向特定群体开放，核心是对商王及贵族先祖的尊崇与神化。
商人认为，商王、王室成员及为王朝立下赫赫功勋的贵族、大臣，死后灵魂不会消散，而是升入人神世界，成为“先王”“先公”等具有神性的存在。
这些“人神”保留着生前的身份等级，甚至拥有超越生前的权力——他们既能享受后代的祭祀供奉，也能干预现世的吉凶祸福，是商王沟通上天、掌控国运的“中介桥梁”。
为维系人神世界的秩序，商朝建立了极其隆重的祭祀制度。商王会定期通过占卜（如甲骨文卜辞中常见的“侑祭”“燎祭”），向先祖人神祈求丰年、战争胜利或消除灾异。
人神世界的存在，本质是商朝宗法制度在死后世界的延伸，通过将先祖神化，强化王族血脉的神圣性，巩固商王的统治合法性，让现世的等级秩序在死后世界得以延续。
二、鬼神世界：普通民众与“非正常死者”的混沌领域
与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人神世界不同，鬼神世界是商朝死后世界的“下层空间”，承载着普通民众、奴隶及“非正常死者”（如战死、夭折、横死者）的灵魂，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
商人观念中，普通民众死后灵魂会进入鬼神世界，但这些灵魂没有固定的祭祀对象，也不具备干预现世的强大能力，更多是处于一种混沌、被动的状态。
而“非正常死者”的灵魂，则被视为可能带来灾祸的“厉鬼”，他们因死法惨烈、心愿未了，容易在鬼神世界中游离，甚至闯入现世作祟。
为安抚这些鬼神，商人会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如“御祭”），但规格远低于对先祖人神的祭祀，更多是出于“避祸”而非“尊崇”。
值得注意的是，鬼神世界并非完全封闭，部分地位较高的贵族，若生前功绩未达“入祀先王”的标准，其灵魂可能介于人神与鬼神之间，成为“先臣”类的存在，虽能获得祭祀，但地位远低于王族先祖。
这种划分本质是商朝社会阶级差异在精神领域的投射，让死后世界与现世一样，严格遵循“尊卑有别、贵贱有序”的规则。
商朝对死后世界的二元划分，是早期国家在构建精神信仰时的必然选择：既通过人神世界巩固统治秩序，又通过鬼神世界解释普通民众的死后归宿，最终形成一套服务于王权、契合社会结构的信仰体系，也为后世中国“祖先崇拜”与“鬼神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佛教逐渐传入我国，自此便产生了轮回的观念，普遍认为人死后会到阴间转世，消除前世记忆后重新投胎，再次来到人间生活。
唐代佛教轮回观的核心，是在“因果业力”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清晰的“阴间-转世”流程。
唐人普遍相信，人死后灵魂不会消散，需先进入“阴间”接受审判，这里并非单一空间，而是被想象成一套层级分明的“司法体系”，有阎罗王、判官、鬼差等角色，依据人生前的善恶“业力”定罪。善者可直接升入天界或进入“善趣”，恶者则需在地狱中受刑（如《佛说十王经》中描绘的刀山、油锅等刑罚），赎清罪孽后才能进入转世环节。
而“消除前世记忆、重新投胎”，是轮回流程的关键一步。
唐人认为，灵魂在转世前需经过“孟婆汤”“忘川河”等标志性环节——喝一碗孟婆汤，便能忘却前世所有恩怨情仇与记忆，以“空白”状态通过奈何桥，再根据业力分配，投胎为不同的生命形态（人、畜等），重返人间或其他世界。
这一设定既化解了“带着前世记忆投胎”的逻辑矛盾，也让普通人能接受“转世即新生”的观念，减轻对死亡的恐惧。
这套观念能在唐代普及，离不开两大推手：
一是佛教本土化的推动，高僧们通过翻译《金刚经》《地藏经》等经典，将抽象的轮回理论转化为具象的阴间场景与故事；
二是世俗文化的传播，唐代的变文、壁画（如敦煌莫高窟的地狱变相图）、传奇小说，将阴间审判、投胎转世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呈现，让目不识丁的百姓也能理解并接受。
最终，佛教的轮回观与本土的祖先崇拜、鬼神观念融合，成为唐代乃至后世中国人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汉时期，道教逐渐兴起，人们的生死观念又发生了转变，“长生不老”的人生状态逐渐承认人们的追求，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在这期间，达官贵人甚至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时常通过服用所谓的“金丹”来奢求自己能够长命百岁。
西汉道教萌芽与生死观变革：从“死后安魂”到“现世长生”的转向
这一阶段，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深度融合，催生了全新的生死观——相较于先秦“敬天事鬼”的死后关怀，西汉人更执着于“现世长生” 的追求，而服用金丹则成为当时贵族与方士眼中实现长生的核心路径。
西汉初年，统治者推崇“黄老之治”，将黄帝与老子的思想作为治国理念，而黄老思想中“长生久视”的观念，为神仙方术的盛行提供了土壤。
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从皇室贵族到地方豪强，都开始渴望突破生命的自然极限。
他们不再满足于通过祭祀安抚死后灵魂，转而相信“人可以通过主动修炼，在现世实现长生不老，甚至飞升成仙”，这种生死观的转变，彻底重构了时人对生命价值的认知——生命的意义不再是延续家族血脉或死后留名，而是追求个体肉身的永恒存在。
在这种需求驱动下，以炼制“金丹”为核心的神仙方术迅速崛起。
西汉方士认为，金丹由黄金、丹砂（硫化汞）等“不朽之物”炼制而成，具有“不朽”的属性，人服用后，肉身能吸收金丹的“不朽之气”，从而摆脱生老病死的循环。
当时的金丹炼制并非简单的化学实验，而是融合了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理论：方士们严格遵循“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原则，认为金丹的炼制过程是“模拟天地造化”，需在特定时辰、用特定器具，按阴阳配比投放原料，才能炼出“能通神成仙”的仙药。
这种追求在皇室层面表现得尤为极致。
汉武帝是西汉最痴迷长生的帝王，他多次征召方士（如李少君、栾大）入宫炼制金丹，甚至为求仙药派人出海寻找“蓬莱仙山。”
李少君曾向汉武帝进言“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这番言论正中武帝下怀，促使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支持金丹炼制。
除皇室外，地方贵族与富商也纷纷效仿，《史记·封禅书》中便记载，当时“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足见金丹长生观念的普及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的金丹长生术尚未与系统的道教教义结合，更偏向于一种实用的方术实践，且因炼制技术粗糙、原料含剧毒（如丹砂中的汞、黄金的重金属成分），许多服用者不仅未能长生，反而因中毒早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