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二岁，黄河滩上起了大雾。
爷爷是在那之后才开始喝酒的。每天傍晚，他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门口，对着西边的河道，一喝就是一整壶。他不跟我说话，也不跟任何人说话。有一回我问他，爷爷你在看什么。他低头把酒壶往嘴边送，没回答我。过了很久，我以为他忘了，他突然说：在看它什么时候回来。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提起那件事。后来每年清明，他喝得差不多了，就会断断续续地讲。三十多年过去，我拼凑出那个故事。但我始终不知道，他究竟是想告诉我，还是想让自己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八三年刚入秋，县里组织清淤。
黄河在那段年年淤高，河床快比两边的村子高了。公社派工，每个生产队出十个人，爷爷那年四十七，是队里的壮劳力，自然在名单里。他去的时候带了两样东西：一个搪瓷缸子，一双新布鞋。搪瓷缸子是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磕得坑坑洼洼，但他走哪儿都带着。新布鞋是我奶奶头天晚上赶出来的，让他干活累了换上，脚能松快松快。
他去了七天，第八天夜里被人用板车拉回来。
拉他回来的人是我爹。我爹说，他到河滩的时候，爷爷蜷在工棚的角落里，浑身哆嗦，嘴唇发青，眼睛瞪着前方，但叫他也不应。旁边还躺着七八个人，都是同样的症状。公社的赤脚医生来了，扎了针，灌了药，折腾到后半夜，爷爷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哭了之后，他开始说话。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它沉下去了，它沉下去了。
那天的事，是爷爷后来断断续续告诉我的。
清淤工程的第七天，他们挖到了东西。
那天早晨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天刚蒙蒙亮，河滩上就响起了铁锹声。爷爷抡着锹，一锹一锹往岸上甩泥。干了半辈子河工，他知道怎么省力——腰不能直，腿要扎稳，锹要顺着劲儿走。他旁边是刘麻子，一个四十来岁的老光棍，干活最卖力，也最爱说笑。刘麻子一边挖一边念叨：等这趟活儿结了，我去公社扯块的确良，做件新褂子，赶明儿相个媳妇。
爷爷笑他：你那脸跟麻子似的，穿龙袍也没用。
刘麻子不恼，嘿嘿笑着，一锹下去，突然停住了。
爷爷注意到他不对劲。刘麻子低着头，看着脚下的坑，整个人像被钉住了一样。爷爷走过去，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
坑底露出一个角。透明的。
那角不大，比巴掌大一圈，埋在淤泥里，但透出来的颜色不是泥的黄，也不是石头的灰，是一种说不出的透。像冰，但比冰透得更深。爷爷蹲下去，伸手去摸。触到那角的瞬间，他整条胳膊像过电一样——不是电，是凉。那种凉不是从皮肤往里走的，是从骨头往外渗的。
他缩回手，看见自己的手指上沾着那东西的凉气。那凉气白蒙蒙的，在指头上绕了绕，才慢慢散掉。
刘麻子蹲在那儿，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角。他问爷爷：这是啥？
爷爷摇头。他不知道。
队长很快来了。四十出头，当过兵，胆子大，什么场面都见过。他围着那个角转了两圈，让人继续挖。没人敢动。队长自己抄起铁锹，往那角旁边挖下去。
挖了半个时辰，那个透明的角越露越大。不是角，是棺材的头。棺材通体透明，埋在淤泥里，像一大块冰。但它不是冰。冰不会这么透，冰不会这么凉。爷爷凑近了看，看见棺材里灌满了水。水是清的，不是黄河那种浑黄。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凑得更近，看清了，吓得往后一栽。
是鱼。活的。三四条，巴掌大小，通体银白，在棺材里的水中游来游去。它们游得很慢，很稳，绕着棺材里躺着的那个人游。
棺材里躺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两层寿衣。里面一层白的，外面一层黑的，料子看上去还新得很，连个褶子都没有。脸朝上躺着，闭着眼，皮肤灰白灰白的，但不是烂掉的那种灰白，是像蜡像那样，透着一种死物的人工感。嘴巴微微张开，能看见里面含着东西，黄澄澄的。两只手握成拳，拳心里露出银锭子的边。手腕上还挂着什么，一串小饼，比铜钱大一点，用红线穿着。
后来有人告诉爷爷，那叫打狗饼。古时候出殡，棺材里放这个，是给死人过恶狗村时候用的，往路边扔，狗只顾着吃饼，就不咬人了。
爷爷盯着棺材里那张脸。那张脸让他想起一件事——那年他爷爷死的时候，入殓前就是这样。穿上寿衣，嘴里含了铜钱，手里握了银锭子，脸上就是这个样子。但那是刚死的人。这棺材里的人，躺了多少年了？为什么比刚死的还新？
刘麻子突然说：他睁着眼。
所有人都愣住了。爷爷再看，棺材里的人明明闭着眼。
刘麻子说：刚才睁着。我看得真真的。他睁着眼，看着我。
队长踢了他一脚：别他娘的胡咧咧。
但刘麻子那张麻脸煞白煞白的，不像胡说。
那天下午，老书记来了。五十多岁，矮胖，平时见人笑呵呵的，这天笑不出来。他围着棺材转了三圈，蹲下来看了半天，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旁边人扶住他，他说了一句话：去请周凤山。
周凤山是方圆百里唯一的风水先生。七十三了，瘦得皮包骨头，腿脚不好，走路要拄两根拐杖。他住在黄河故道边上一间土坯房里，平时不出门，但方圆几十里谁家死了人，谁家盖房上梁，都得去请他。
他是被人用椅子抬来的。抬到坑边，他拄着拐杖下了地，一步一步往那个坑边走。走得很慢，很稳。走到坑边，他站住了。
他站了很久。久到太阳从头顶偏到西边。久到有人在后面咳嗽。久到刘麻子蹲不住了，站起来活动腿脚。
然后他跪下了。
所有人都愣住。老书记去扶他，他不起来。他跪在那儿，浑身发抖，抖得像筛糠。有人看见他的脸，那张脸灰白灰白的，眼珠子往外凸，嘴唇在哆嗦，但发不出声。他跪在那儿，抖了很久，突然开口了。
他说：你们……挖到它了。
声音不像他。尖细，沙哑，像从别处传来的。
老书记问：这是什么？
周凤山没回答。他低着头，嘴里开始念叨。念叨什么，没人听得懂。念叨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看着老书记，说：这是罗煞妖棺。不能动。动则大祸临头。
老书记问：什么意思？
周凤山说：这不是埋在这儿的。是长在这儿的。你们往下挖，它会一直往下长。你们挖不到底。它不想出来，你们非要它出来，它就把你们全带走。
老书记的脸变了。他问：那怎么办？
周凤山说：填回去。把这坑填回去。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然后……搬家。
老书记问：搬哪儿？
周凤山说：越远越好。
那天周凤山被人抬走的时候，一直在摇头。爷爷说他没再说话，只是摇头。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透明的棺材，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
但清淤工程不能停。县里下了死命令，这个月底必须完成。老书记在工棚里坐了一夜，抽了两包烟。第二天一早，他把队长叫过去，说：设香案，杀公鸡，烧纸钱。该磕头磕头，该烧香烧香。完了继续挖。
那天上午，棺材周围设了香案。杀了三只公鸡，把血淋在棺材四周的泥土上。烧了纸钱，点了香烛。老书记带头，所有人在坑边跪下来，磕了三个头。老书记跪在最前面，对着那个透明的棺材说：老祖宗，我们是公家派来的，不是我们要惊动您。您多担待。给您烧了纸钱，您拿去用。我们只是做活，做完就走。您别怪我们。
说完，他站起来，挥了挥手。
队长带着人，下了坑。
他们继续挖。
那天的挖掘，爷爷记得每一个细节。铁锹入土的声音变了。不再是砂土的沙沙声，是一种闷闷的声响，像挖进什么东西里。挖出来的土也变了。不是黄的，是灰白的，细得像面粉，冰凉冰凉的。有人抓起一把搓了搓，那土在指缝里化成水，水渗进皮肤里，那人的手指当场就白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棺材越挖越深。按照正常棺材的规制，一米多就该见底了。但这个棺材挖下去一米五，还没见底。两米，还没见底。棺材还在往下长，好像永远也挖不到头。
刘麻子那天挖得最卖力。他蹲在棺材旁边，一锹一锹往外刨土，刨着刨着，突然停住了。爷爷看见他低下头，凑到棺材跟前，往里看。看了好一会儿，他突然笑起来。
那笑声不对。嘿嘿的，傻傻的，像小孩子笑。刘麻子四十多的人了，从来没这么笑过。爷爷喊他：麻子，你笑啥？
刘麻子抬起头，那张麻脸上挂着笑，眼睛却是直的。他说：他叫我呢。
爷爷问：谁叫你？
刘麻子指了指棺材里：他。
爷爷往棺材里看。棺材里那个人还是那个姿势，闭着眼，躺着。但爷爷突然觉得，那人的嘴角好像往上弯了一点。
他正要细看，刘麻子突然往棺材上扑过去。几个人手快，一把抱住他。刘麻子挣扎着，嘴里喊着：他叫我呢！他叫我呢！我听见了！他叫我去！
几个人把他从坑里拖上来。刘麻子还在挣扎，力气大得出奇，三四个人按不住。后来队长抄起锹把，照他后脑勺来了一下，他才昏过去。
昏过去之后，刘麻子的嘴还在动。一张一合的，像在说什么。爷爷凑近了听，什么也没听见。但刘麻子的嘴一直在动，动得很规律，像念经。
那天下午，刘麻子被送回村里去了。走的时候还在昏迷，嘴还在动。
爷爷后来知道，刘麻子回去之后，当天夜里就醒了。醒了之后，他第一句话是：我得回去。那边还等着我呢。
谁问他那边是哪儿，他都不说。只是翻来覆去地念叨：我得回去，那边还等着我呢。
第三天夜里，刘麻子死了。死的时候脸上灰白灰白的，闭着眼，嘴角往上弯着，像在笑。他家里人去给他换衣裳，发现他身子轻得吓人，像一副空壳子。
这都是后来爷爷听说的。当时在河滩上，他们没工夫想这些。刘麻子被送走之后，他们继续挖。老书记说了，今天必须挖到底。
挖到下午三点多，天变了。
刚才还晴得万里无云，突然就从西边压过来一片黑云。那云黑得像锅底，压得很低，低得好像伸手就能够着。没有风。一点风都没有。闷得人喘不过气。天上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就是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然后雨就下来了。
不是下雨，是往下倒。爷爷活了四十多年，没见过那样的雨。打在脸上生疼，眼睛都睁不开。他听见有人在喊，快跑，快上岸。他扔了铁锹，跟着人群往岸上跑。
跑了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那个坑里，水正在涨。
不是雨水汇进去的涨，是坑底自己往外冒水。那个透明的棺材，正一点一点往下沉。沉得很慢，很稳。棺材里的人还是那个姿势躺着，闭着眼。但爷爷总觉得他在看什么。看天。看雨。看他们跑。
然后他看见棺材里那些鱼。那些银白色的鱼，突然停住了。它们不游了。它们齐齐地转向一个方向，转向爷爷站的方向。十几条鱼，十几双眼睛，隔着那层透明的棺材，看着爷爷。
爷爷没敢再看，转身跑了。
那场雨下了半个时辰就停了。太阳出来，晒得地皮冒热气。队长清点人数，一个没少。有人突然说，棺材呢？
他们回去看。那个坑还在，但坑里的棺材没了。坑底是淤泥，淤得很平整，好像从来没被人挖开过。有人跳下去拿铁锹往下戳，戳了两米深，什么都没戳到。棺材不见了。
连同棺材里的那个人，那些鱼，那两层寿衣，那口含金、手握银、手腕上的打狗饼，全都不见了。
爷爷站在坑边，愣了很久。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手，早上摸过棺材的那个角。这会儿那只手还是凉的，怎么也暖不过来。他把手揣进怀里，捂着，捂了很久。还是凉的。
那天晚上，爷爷就发起了高烧。烧得说胡话，说了一夜。我爹把他拉回来之后，奶奶用土方子给他退烧，烧了三天才退。退了烧之后，爷爷就变成了后来那个样子——每天傍晚坐在院门口，对着西边的河道喝酒。不跟人说话，也不爱笑了。
后来的事，是爷爷慢慢听说的。
先是刘麻子的死。然后是当年冬天，黄河上冻冻得特别早。往年腊月才上冻，那年十一月初就冻上了。冻得很厚，人能在上面走。有人在冰面上凿洞钓鱼，一凿子下去，没凿出鱼，凿出来一股红水。那红水漫开，把周围的冰都染红了。那人吓得往岸上跑，跑了没几步，冰面裂开，他掉进去，再没上来。
转过年来，河滩上的村子里开始死人。先是老人，然后是孩子。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就是起不来床，一两天就没了。死的时候脸上都灰白灰白的，闭着眼，像睡着了。但仔细看，嘴角都有一点弯，像是在笑。
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水土有问题。老书记把周凤山又请来。周凤山这回没去河滩，站在村口往里看了一眼，转头就走。老书记追上去问。周凤山说，它出来了。
谁出来了？
周凤山没回答。他走出村口，走出老书记的视线。后来有人说，在黄河故道边上那间土坯房里，再没见过他。也有人说，那天晚上看见一个人拄着拐杖，往黄河滩上走了，走得很慢，一直走，走到雾里就不见了。
再后来，那些死人的事慢慢平息了。但爷爷说，那不是过去了，是它在等。等下一次。等下一个年头。
爷爷后来去找过周凤山。没找着。但他从周凤山的邻居那儿听说了一件事。
周凤山年轻时，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淹了十几个村子。水退之后，周凤山一个人去了河滩。去了三天三夜，回来的时候，人就不一样了。不爱说话，不跟人来往，就一个人住在黄河故道边上。有人问他看见了什么，他不说。只是每年清明那天，会去河滩上烧一沓纸。烧完就回来，一年不说一句话。
爷爷问那邻居，周凤山烧纸的那地方，离咱们挖出棺材的地方有多远？
邻居想了想，说：不远。就是那儿。
爷爷没再问了。
我小时候，每年清明跟爷爷去河滩上烧纸。爷爷烧纸的时候不说话，只是蹲在那儿，看着火苗把纸钱舔成灰。烧完之后，他会往河滩上看一眼。看很久。然后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说：走吧。
有一年我问他，爷爷，你烧给谁？
他没回答。
走了很远，他突然说：烧给那些说不清的东西。
我说：什么叫说不清的东西？
他说：就是那些你想解释，但怎么也解释不了的东西。它们就在那儿。你知道它们在。但你没法说。
我没再问了。
爷爷是九二年冬天走的。走之前那几天，他一直躺在床上，不怎么吃东西，也不怎么说话。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前。屋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他的脸在灯影里，看不太清。
他让我坐下。然后他开始讲。从头到尾，把那天的每一件事都讲了一遍。讲刘麻子的笑，讲那些鱼的眼睛，讲棺材往下沉的时候那个人的嘴角。他讲得很慢，很细，好像要把所有细节都记住，都传给我。
讲完之后，他看着窗户。窗户外面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看了一会儿，说：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问：什么事？
他说：那天雨里，它往下沉的时候，到底是在躲我们，还是终于等到了它要等的东西。
我问：它等什么？
他没回答。他躺下去，闭上眼睛。我坐在床边，等了一会儿，听见他的呼吸慢慢平稳了，像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奶奶发现他走了。走得很安详，脸上灰白灰白的，闭着眼，嘴角微微往上弯，像是在笑。
我站在床边，看着他的脸。那张脸让我想起什么。想了很久，想起来了——棺材里那个人。那个穿着两层寿衣，躺在透明棺材里的人。爷爷这会儿的样子，和他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我也不敢想。
爷爷走的那个晚上，我站在院子里，往西边看了一眼。河滩上起了雾，很浓的雾。雾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是说不清的东西。它们动得很慢，很稳，像是在等着什么。
我看了一会儿，没敢再看，回屋了。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河滩上发现几个新挖的坑。不大，也不深，但挖得很整齐，像是用铁锹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坑里什么都没有，就是泥。但那些泥，是灰白色的。细得像面粉。冰凉冰凉的。
从那之后，每年清明去河滩烧纸，我都会多待一会儿。看看那些坑还在不在。看看雾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动。看看黄河的水，是不是还和那年一样浑。
有一年，我在河滩上遇见一个人。是个老人，从外地来的，拄着拐杖，站在河滩上往里看。我问他找谁。他说，找他爹。他爹是周凤山，七几年的时候，在河滩上看过一样东西。后来就再没回去。
我问，看什么呢？
他没回答。他看着河滩，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回头说：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我爹走之前，留了一句话。
我问：什么话？
他说：他说，那不是棺材。那是个门。
然后他就走了。走进雾里，像他爹当年一样。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看着黄河的水，浑黄浑黄地往下流。流了一千多年，还在流。流到入海，流到天边。
我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它还在不在那儿。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再出来。
但每年清明，我还是会去河滩上烧纸。烧给爷爷，烧给刘麻子，烧给那些说不清的东西。
烧完之后，我会往河滩上看一眼。看一眼那灰白色的土，看一眼那游动的雾。
然后我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往回走。
走了几步，我会回头。
再看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