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7日凌晨，广西边境的山谷里炸点连成一片，喧天炮火昭示着中越之间已无回旋余地。就在外界聚焦战场时，北京高层对越方内部的动向更感兴趣，因为越共高层里突然失踪了一位“亲华元老”——黄文欢。

越南河内，黄文欢顶着“叛党”罪名匆匆离境。东德治病只是幌子，他真正想去的地方是曾战斗、求学、还与周恩来促膝长谈过的中国。那年7月，在巴基斯坦转机时，他悄悄登上飞往北京的班机。消息传到河内，黎笋大怒，下令剥夺一切职务并判处死刑。老革命一夜之间成了“亡命之徒”，但他本人却松了口气，因为终于回到视作第二故乡的土地。

时间推到1980年秋，华国锋已把“能力不足”的请辞信交到政治局会议桌上。短短几个月，他先后卸下党政军要职。京城里仍有人称他“主席”，可他更乐意被邻居喊作“老华”。京西那座不大的四合院，成了他与夫人韩芝俊种花、听戏、读报的小天地。大型宴会、节庆招待，他一律婉拒，说得极直白：“我退了，就该让后人去露脸。”

1981年2月4日上午，钓鱼台国宾馆向华宅打来电话，礼宾司照例邀请他参加当晚国宴。华国锋听完就回了三个字：“不合适。”放下电话，他翻了翻当天《人民日报》，又转身去院里剪枝。　

电话铃再次响起，接线员说是“邓妈妈”。邓颖超先聊了几句家常，随后压低声音：“晚上来吧，有位老朋友在等你。”华国锋随口问：“谁呢？”只听那头报出名字，他怔了几秒，答道：“那就见一面。”整段对话不过二十来秒，却改变了他原本平静的夜晚。

黄昏时分，京城飘着微雪。钓鱼台五号楼灯火通明，但走廊里最引人注意的，却是两个身影——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身板仍挺；另一位围着暗色围巾，脸颊因病略显消瘦。多年未见，他们只握手，没有寒暄。短促的“老朋友，好久不见”几乎低不可闻，却让在场服务员红了眼眶。

席间没有排场夸张的菜品，主厨记得华国锋爱清淡，特意做了只用蛋清翻炒的鸡蛋。老华夹了一筷子，放下碗，对站旁的工作人员轻声说：“情分记下了。”话不多，却透着熟悉的朴实。黄文欢则用一口京腔讲笑话，逗得邻座越南语翻译直乐。

两人相识要追溯到1950年。那年黄文欢出任越南驻华大使，不到三个月，便求教我军干部学院课程设置，华国锋作为青年干部曾为其安排参观。后来黄文欢多次到山西地方考察，每次都说：“乡土气里才能看见真本事。”这种近乎质朴的观念，让二人渐渐熟络。

1965年前后，越南局势逐渐左倾，黎笋集团崛起，黄文欢被标签为“亲华”。1971年他去河内开会，席间遭公开斥责。传闻他会后拎着小皮包走出会议厅，回头望了眼大楼，只说一句“真急啊”，此后再无重返核心的机会。那句感慨，几年后在北京广为流传，成为越共路线分歧的生动注脚。

宴会持续不到两小时，华国锋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便到此为止。次日各大报纸未做任何显眼报道，只在对外新闻稿中提到“我国领导人与外国老朋友共进晚餐”。半年后，华国锋搬进中央警卫局统一更换的住宅，彻底远离公众视线；而黄文欢则在301医院接受定期检查，靠写回忆录打发余生。

不得不说，这场低调的相聚，折射出早期中越同盟的残影，也映出老一辈革命者的复杂情感。内部纷争、外部战争、个人命运，全都在小小宴会厅里静静交汇。1981年的那个雪夜，不少细节已随时光淡去，但那盘毫无油腻的蛋清炒蛋，却仍被服务员们私下称作“情分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