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二十七讲

第三册 元、明时期的书法批评

二、金石学的昌盛促使书法历史材料得到全方位挖掘

康熙时期，统治者为遏制汉族士大夫的反清复明意识，开始对思想领域加以管控，大兴“文字之狱”，令天下士子对政治噤若寒蝉。

乾隆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称：“任用宰相，除了君主还有谁呢？假如作为君主，只是深居高位，自修其德，仅把天下的治乱托付给宰相，自己不过问，倘若所任用的是像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人，尚且难免有上殿相争之事，假设不幸任用的是像王安石、吕大防这样的人，天下怎会不乱！这不可行。况且让身为宰相的人，公然以天下的治乱为己任，而无视君主，这尤其不可。”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作为臣子，应当思考自身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至于治乱兴亡、经国大业，应由帝王谋划。

这改变了中国士大夫长期以来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目标。这个时期的士大夫要么附和统治者的意志，要么从事一些拾遗补缺、考订经史的学问。由于这样的时代政治环境，人们从事金石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顾炎武出发点的基础上发生了变化。原本是为了探寻汉文化的根源，而后继者却逐渐变为纯粹的学术兴趣，以致很多人转而热衷于金石书法。

金石学的昌盛促使书法历史材料得到全方位挖掘，基于此，有关金石书法的研究与实践得以展开。在清代的金石学者中，众多人对金石遗物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均极为看重，不遗余力地广泛搜寻古代金石书迹。清初的傅山、朱彝尊等对汉碑隶书兴趣浓厚，对隶书之美加以描绘，见解颇为深刻。稍后的万经、王湖在隶书研究方面逐渐深入。乾隆、嘉庆往后，文字学家桂馥的创作从金石篆隶书中获取滋养。与桂馥同期的黄易，深入荒山野岭寻觅碑石，并进行拓写。

原本只是一种学术的金石学，于清朝逐渐演变为一项覆盖面甚广的活动，其中一个关键的类别便是金石书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金石气”的认知。

清朝以前，人们对于书法的认知主要聚焦在魏晋以后的名家作品，其中真迹备受重视，其次是基于真迹的复制品，如唐朝的摹拓本、宋朝的刻帖等。当然，其中也包含碑刻，像唐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书碑版。相对而言，上述各种样式的作品均呈现出较为明晰的笔画轮廓，多为真、行、草三体。

在清朝，人们通过对比，发觉了另一种类型的书法美，这种美感存在于先秦时期的钟鼎文、秦汉以及六朝碑刻之中。一方面是由于其历经长期的氧化及风雨侵蚀，捶拓后具备一种独特的古朴气质；另一方面是这些书作因字体相对古老，字形构造展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自然风貌。这些要素综合起来便是“金石气”。

在金石书派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碑派。碑派重点关注的对象为南北朝时期的楷书碑刻书迹，唐朝以后的碑刻书迹数量众多，但未受关注。

对于南北朝楷书碑版的研究自康熙时期便已开启，代表人物有陈奕禧、何焯等，然而尚未成规模。在嘉庆、道光年间，学术领袖阮元创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崇碑”之风盛行。继之而起的有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杨守敬、康有为等。康有为表示：“碑学的兴起，趁着帖学的衰落，也得益于金石学的大为昌盛。乾、嘉之后，小学最为兴盛，读者无不精通金石以作为考经证史的依据。专门搜集整理并著述的人众多，出土的碑也丰富。”在这一新潮流的推动下，即便是坚守既有传统的书法学习者，也或多或少受到此风的影响。

金石书派引发了书法观念的转变，优化了对书法历史的认知，还直接冲击了此前以名家为学习对象的传承模式。康有为曾言：“乾隆之时，已厌倦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而失之怪异，此乃欲变却不知如何变。”这里所谓的旧学，指的是唐宋以来沿袭成习的书法传承方式。

在清朝，人们师法魏晋名家书迹大多依赖刻本，而这些刻本历经多次翻刻，已严重走样。相较于刻帖的因循守旧，人们从历史遗物中寻得了新的范式，并重新塑造了书法的历史，不再一味遵循唐宋以来紧追的锤、王、颜、柳，而是将这些金石遗物中的字迹纳入书法历史的正统序列。如此一来，从商周到锤、王之间的这段书法历史得以完善。

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还发现，被唐宋以来敬若神明的锤、王羲之也有其根源。这使固有的观念得到解放，形成了新的艺术趋势，即对南北朝及其以前的金石作品所独具的刚健古朴书风展现出浓厚兴趣，造就了清朝特有的“崇古”“崇金石”的情结。 （全文共计：1763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1月6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