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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家古奇在1913年出版了《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这部著作，这本书不是简单的学术总结，而是标志着史学史正式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
古奇用跨国视野考察了整个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脉络，特别是把德国史学放在了核心位置。
德国史学的中心地位与兰克的至高影响古奇在书的开篇就把德国史学家尼布尔摆在了第一位了，这个安排不是随便来的。
尼布尔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会儿普鲁士民族主义正在觉醒。
他研究罗马史，实际上是在为德意志民族寻找精神支撑。
古奇认为，尼布尔把历史学从原来依附于其他学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让它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兰克在古奇笔下的地位更是无人能及，古奇花了大量篇幅记述兰克的生平、学术成就、治史原则和研究方法。
1824年，兰克出版了《拉丁与条顿民族史》，这本书把尼布尔的批判方法应用到近代史研究中。
兰克在柏林档案馆泡了很长时间，确立了重视一手资料的治史路径。
古奇直接称他为"近代科学史之父"，还说他是"史学界中的歌德"、"我们所有人的师表"。
这些评价把兰克在欧洲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先驱地位彻底确立了。
法国史学在古奇眼里就显得复杂多了，他承认法国史学内容繁杂多样，但批评它缺少像兰克这样的标志性人物。
19世纪的法国社会动荡不安，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
拉马丁这些学者很难摆脱情感和政治立场的羁绊，古奇坚持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超脱政治，不能让政治因素过度介入史学研究。
阿克顿作为剑桥学派的领军者，把德国兰克史学引入了英国。
他和兰克在客观中立治史原则上保持一致，同时在历史跨学科研究上有所拓展。
阿克顿改革剑桥大学历史学科，革除了西利辉格史观，这个举措意义重大。
不过古奇也注意到，阿克顿的史学观念存在矛盾，他既强调客观性原则，又坚持道德评判，既信奉天主教价值观，又追求科学史学。
古奇对阿克顿的道德史学观持批判态度，认为二者在史学目的认知上存在分歧。
传记式书写与个人化评价的叙事风格古奇写史学史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把历史学家放在叙述的核心位置。
他不是干巴巴地罗列学术成就，而是把学术成就和人生历程紧密结合起来。
写尼布尔的时候，古奇详细记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用这些来解释他为什么要研究罗马史。
写兰克的时候，古奇揭示了他的神学教育背景对历史研究观念的深刻影响。
古奇有个理念，"历史学家也是血肉构成的人。"
他把《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定位为历史学者传记合集，古奇运用了很多文学性的形容词和语句来描写历史学家，这让他的作品和后世那些干巴巴的史学史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古奇在客观记述和主观评价之间的平衡做得并不完美。
他对兰克的赞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评价提升了兰克在史学史中的地位，使他成为19世纪史学科学化的最典型代表。
实证主义史学的坚守古奇在序言里明确批判了"历史哲学"、"历史科学"这些概念。
他说，"没有一致同意的哲学，只有互相矛盾的思想意识的混合。"
这话说得很直白，古奇受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影响太深，认为抽象历史理论对历史学研究没什么指导作用。
他主张历史学家应该以超然客观的态度研究政治史这些有详细史料支撑的领域。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几乎不涉及历史发展规律、历史理论，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阿克顿编纂《自由史》的挫折给古奇提供了一个警示案例。
阿克顿把自由与进步视为历史主线，但因为坚持基督教道德价值观和历史道德垂训作用，这部著作终生都没能完成。
古奇从阿克顿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历史学家应该为具体历史内容负责，抽象理论会成为研究的负担。
古奇摒弃了阿克顿史学中的道德性原则，采取不做过多道德判断的记述方式。
他继承了兰克客观中立的态度，在史学史研究中不让抽象理论指导写作。
古奇对19世纪末新史学潮流的态度相当冷淡，那会儿兰普勒希特已经批评兰克史学，提出了"文化史"概念。
但古奇不认同历史学应该与社会学、心理学这些学科结合的主张。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里缺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古奇不认同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对历史的作用。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在19世纪史学研究中有重要贡献，但古奇基本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这些成就。
古奇历史观的根本特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
他认为历史没有既定结论，偶然因素起着巨大作用。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古奇反对把罗伯斯庇尔统治简单归因于卢梭学派的影响。
他坚持历史的复杂性，这体现了他对兰克实证传统的继承。
古奇在外交史和史学史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J·F·C·赫肖恩评价说，古奇继承了兰克史学传统，历史学家最可信的资料是文件与档案。
古奇强调历史学家的诚信责任，认为应该尽最大努力找到事实真相，确保作品客观公正。
他批评卡莱尔这种不重视史料考察、轻率评判历史人物的做法。
很显然，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欧洲传播范围很广，影响深远。
但到了20世纪，史学理论发展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批判与超越。
年鉴学派、新文化史这些史学流派对古奇式史学史研究形成了挑战。
当代史学史研究正在理论与实证之间寻求平衡，这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古奇史学史研究有三大特征，跨国视野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史学考察、传记式叙事与个人化评价、重实践轻理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作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全面梳理了19世纪欧洲史学发展，确立了兰克"近代科学史之父"的地位，开创了以历史学家为中心的史学史书写范式。
古奇史学史研究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突出，忽视了非欧洲国家的史学成就，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关注，过度排斥史学理论，限制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层探讨。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承认古奇的研究有其时代局限。
但他的实证精神、客观态度、重视一手资料的治史原则仍然具有借鉴价值。
他的传记式叙事风格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跨国比较研究方法对当代全球史学史研究有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在继承古奇学术遗产的同时，应该结合当代史学理论发展，构建更加开放、多元、理论与实证并重的史学史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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