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里，有个读书人叫范进，考了二十多次科举，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

消息传来，他先是不敢相信，接着拍手大笑，喊着“我中了！我中了！”一路狂奔，竟高兴得发了疯。

街坊邻居没人笑话他，反而抢着送米送面，连平日里呼来喝去的丈人，也突然低声下气，称他“贤婿老爷”。

范进不过是中了个举人，还没当上官，怎么就像换了个人间？这举人的名号，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其实，这还真不是小说夸大其词，让我们看看晚清名臣左宗棠，你就明白举人的重量。

在清朝，读书人想过上官老爷的生活，就得一步步爬科举这座独木桥。

最先要考中秀才，这相当于取得了“功名”入场券，可以见官不跪，免去徭役。

但秀才也只是个读书人，没什么实际权力。

考中举人就完全不同了，一旦中了举，就等于鲤鱼跳过了龙门。

举人最实在的好处，是免赋税徭役。

那时候普通老百姓最怕两件事：一是给官府白干活，二是交不完的税。

举人老爷家就不用操这个心，不仅自家免税，还能把亲戚邻居的土地挂在自己名下，帮他们也逃税。

当然，挂靠的土地，得给举人老爷交“保护费”。

这样一来，很多举人即便不做官，也能靠这个成为大地主。

举人犯了事，官府不能随便抓来打板子。得先向上级报告，革去他的功名后才能动刑。

这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寻常百姓见了县太爷得跪着回话，举人却能作个揖就坐下喝茶。

而且，中了举就有资格做官了。虽然好位置都留给进士，但举人也能补上知县、教谕之类的缺。

在左宗棠那个时代，全国每次会试，只有三百来人能中进士，而举人名额每年有一千多人。

许多举人等上几年，总能轮到一个官做。

就算一时半会儿没官做，举人也是个响当当的身份。

走在街上，人人都得尊称一声“老爷”。

这种社会地位的飞跃，才是让范进们疯狂的根本原因。

左宗棠的故事，最能说明举人的厉害之处。

左宗棠中举后虽然没考上进士，但他的才华是藏不住的。

当时的名臣贺长龄、林则徐都很赏识他。

林则徐甚至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靠的就是这些资料。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人才，三次派人请左宗棠出山。

左宗棠开始还推辞，后来实在推不掉才答应。这一出山，就展现了他过人的才干。

按理说一个举人，在官场上应该步步谨慎。左宗棠偏不，他脾气大，性子直，连皇上都敢顶撞。

有次差点被治罪，全靠一帮大臣求情才免于灾祸。为什么大家都要保他？因为真有本事的人，到哪儿都吃得开。

左宗棠最后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这在特别看重进士出身的清朝，简直是个奇迹。一个举人能做到这个位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左宗棠的成功，除了个人能力，举人身份给他提供了起步的舞台。

没有这个身份，他连做幕僚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后来的飞黄腾达了。

回过头看范进中举后的疯癫，就不难理解了。

中举前，范进是个穷酸书生，连米都买不起，要去集市上卖鸡换粮。

老丈人胡屠户动不动就骂他“现世宝”、“穷鬼”，他也只能唯唯诺诺地听着。

中举后，一切都变了。从来不往来的张乡绅，突然上门称兄道弟，还送银子送房子。

胡屠户马上改口叫“贤婿老爷”，还说女儿有福气，自己早就看出女婿不是凡人。

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因为举人背后连着官场，有着巨大的利益网络。

一个小举人可能今天没什么，明天放个知县，就是父母官了。聪明人都会提前投资，烧冷灶。

范进中举前生活在社会底层，中举后一步跨入了统治阶层。

这种剧烈的身份转变，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承受。

他的疯癫，是对多年压抑的宣泄，也是面对巨大惊喜的本能反应。

清朝的科举制度就像一座金字塔，秀才只是塔基，举人是塔身，进士才是塔尖。

但举人这个位置最是微妙，向上可以冲击进士，向下可以确保衣食无忧。

每个省每次乡试，只取一百多名举人。竞争之激烈，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许多人从少年考到白头，也摸不到举人的边。一旦考中，自然是欢天喜地，光宗耀祖。

举人见知县，可以平起平坐。见了巡抚，虽然要行礼，但巡抚也会回礼。

若是平民百姓，连巡抚的面都见不到，见到了也得跪着说话。这种身份差距，是天壤之别。

有了举人功名，就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可以结交官员，参与地方事务，说话有分量。

这种隐形权力，往往比实际官职更重要。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功名可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今天我们看范进的故事，会觉得可笑又可悲。

但现实中，多少人还在为各种各样的“功名”奔波劳碌？

考试、晋升、职称，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不比科举小多少。

左宗棠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者不全靠头衔和身份。

他的举人功名只是块敲门砖，真正让他青史留名的，是能力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