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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篷车》杂志7月1日发表题为《因关联而定罪：<外国捐款监管法>与发展部门的崩溃》的文章指出，莫迪政府通过持续收紧《外国捐款监管法》（FCRA）规则，不断扩大监管和约束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社会力度，从而压缩权利倡导与公共监督空间，并推动形成一个更顺从、以服务提供为主而非问责导向的公民社会体系。

莫迪政府再次修改《外国捐款监管法》（FCRA）相关规则，进一步收紧非政府组织监管。首先，新规要求非政府组织明确说明注册目的和活动地区，且相关活动必须从政府规定清单中选择。其次，宗教传教活动被明确禁止，而涉及宪法权利、公民责任宣传以及受印度传统启发的当代艺术推广等可能被视为具有政治性质的活动，也不被允许。此外，组织还需披露社交媒体活动、关键负责人发布的内容以及资金最终来源，“关键负责人”（key functionaries）的定义也被扩大至更广泛的管理人员范围，从而使更多个人承担合规责任。

这些调整并非孤立措施，而是过去十余年来莫迪政府持续收紧公民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从实际后果来看，这种渐进式行政收紧已经导致近2.2万个非政府组织（NGO）失去许可证，诸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印本土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等重要机构被迫缩减或停止在印业务。2020年禁止转拨外国资金的规定更是直接切断了基层中小组织的资金来源。2024年和2025年的后续修订则进一步针对基督教等背景机构，并限制其出版活动。

经济自由化后，随着政府逐渐退出部分发展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填补教育、医疗、性别和权利倡导等方面的空缺，而国际资金则推动了行业专业化。然而，这种“非政府组织化”也被批评削弱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性，使结构性改革诉求逐渐降格为“可量化报告”。

尽管如此，NGO在推动权利保障和公共问责方面仍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知情权运动最终推动《信息权法》出台，长期法律倡议则促成同性恋非刑事化。然而近年来，《信息权法》的覆盖范围被削弱，《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也被新的就业计划取代。

另一方面，法律对监管对象态度并非一视同仁。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被莫迪称为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由于并未以非政府组织、信托或社团形式注册，因此无需披露资金来源和财务状况。与此同时，其海外筹资和影响力网络也不受FCRA审查。因此，如果相关修订的核心目标是透明度和外国资金监管，那么这种差异化待遇便将引发质疑。

综上，FCRA规则持续修订并非为了修复现有体系缺陷，而是意在压制民间监督、消解挑战威权的声音。其结果是，印度公民社会正变得更加顺从、承担服务职能但缺乏监督和挑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