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
公元260年六月的一天，这里举行了一场寒酸的葬礼。没有旌旐，没有仪仗，只有几辆陋车充作王礼。当棺木下葬时，周围的百姓却没有一个离去，他们“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他们是那个悲痛的是刚刚被臣子当街弑杀的皇帝曹髦。死时年仅十九岁。
一千多年后，我们记住了他那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们也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有骨气的傀儡皇帝，一次以卵击石的悲壮赴死。
但如果你翻开史书，会发现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一、被所有人忽略的矛盾几乎所有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曹髦是个热血上头的少年，因为无法忍受司马昭的专权，一时冲动，带着几百号人去送死。
《资治通鉴》的注者胡三省就是这么评价的：“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翻译就是：这孩子太浅薄了，不懂得韬光养晦。
后世的史家们也大多惋惜：如果他能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再忍一忍，再等一等，或许结果会不一样。
但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翻开《三国志》，你会发现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细节，曹髦根本不是那种冲动型人格。
他登基那天，车队到了洛阳西掖门，文武百官跪拜迎接。按照礼仪，天子不用下车回礼。但曹髦不仅下车，还恭恭敬敬地向百官答拜。司礼官赶紧提醒：“按礼仪您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曹髦回答：“眼下我也是别人的臣子啊！”走到止车门，他又坚持和群臣一样下车步行 。
这是一个不懂韬晦的人能装出来的样子吗？
不仅如此，他即位第三天，就派侍从官员到各地巡视，慰问百姓，平反冤狱；接着又下诏减税赈灾，抚恤伤亡 。他还在太学和大儒们辩论《尚书》《礼记》，把那些学问家问得哑口无言。
这样一个少年老成、心系天下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失去理智”？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一直认为他是在“失去理智”的状态下做出了选择。但如果，这恰恰是他最理智的选择呢？
二、当一个人选择赴死，往往是因为他看透了生让我们回到260年五月初六的夜里。
曹髦召来了三个心腹：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他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
王经当场劝他：“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
王经说的是事实。皇宫里的卫兵寥寥无几，而司马昭手握天下兵权。这不是去讨伐，这是去送死。
但曹髦接下来的动作，让所有人意外——他从怀里掏出早已写好的黄绢诏书，扔在地上 。
注意，诏书是提前写好的。他不是一时冲动，他是深思熟虑，早有准备。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才是解开整个谜题的钥匙：“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翻译过来就是：我决心已定，就算死，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还不一定死呢！
“何况还不一定死”——这说明他心里清楚，此去大概率是死。但他仍然要去。
为什么？
三、翻开史料，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曹髦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拨几年。
甘露元年（256年）二月，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酒过三巡，他抛出一个问题：夏朝的少康和汉高祖刘邦，谁更优秀？
在那个语境下，少康是谁？是夏朝中断数十年后，从一个逃亡的没落贵族做起，最终诛灭权臣寒浞、光复夏朝的中兴之主 。而刘邦，是趁秦末乱局、靠权谋武力打下天下的开国皇帝。
群臣们一开始说：当然是刘邦厉害，开创比复兴难。
曹髦不同意。他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大意是：论仁德，少康远胜刘邦。刘邦为人子则多次让父亲身处险境，为人君则囚禁贤相，为人父则不能保护儿子。如果把他们换一个时代，刘邦未必能复兴夏朝。
最后他说：“宜高夏康而下汉祖。”——应该推崇少康，把汉高祖放在下面。群臣听完，心悦诚服。
你看出这背后的深意了吗？曹髦是在告诉群臣，也在告诉自己：我要做的是少康，不是汉献帝。他要的不是苟活，他要的是光复。
而少康的成功，靠的是“布其德而兆其谋”——先布德，再图谋 。所以曹髦即位后的那些仁政，减税、赈灾、平冤、太学论道，都是在“布德”，都是在收拢人心。
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寒浞，是司马昭。
四、最诡异的一幕，发生在事发当天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五月初七，曹髦拔剑登辇，带着几百个僮仆侍从，敲响战鼓，出了皇宫。
他们刚走到东止车门，就遇到了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领的军队。曹髦站在车上，仗剑高声喝斥。结果发生了什么？司马伷的兵士们“皆披靡”，吓得四散逃走。
这说明什么？说明天子的名号，还是有用的。然后他们继续前进，在南阙下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中护军贾充率领的数千精锐禁军 。
曹髦再次上前喝斥。史书记载，那些禁军“将退”。他们想跑。关键时刻，贾充对身边的成济说了一句话：“司马公畜养你们，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
成济于是挺矛上前，刺穿了曹髦的身体，“刃出于背”。鲜血染红了天子的车辇。
成济杀了皇帝之后，司马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司马孚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腿上，哭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而贾充回去后，不但没被处罚，反而被司马昭封为安阳乡侯 。
再然后，司马昭找陈泰商量善后。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
司马昭沉吟良久，说：“能不能再想一个次一等的办法？”
陈泰说：“我只看到比这上一等的，没看到比这下一等的。”
于是司马昭决定：杀成济，灭三族。
成济不服，光着身子爬到屋顶上，大骂司马昭。派去的士兵乱箭将他射杀。
你看懂了吗？
五、他终于如愿以偿曹髦死前，司马昭已经在逼他给自己加九锡、封晋公。这是禅让的前奏。
一旦禅让，曹髦的下场就是汉献帝——名义上被封为山阳公，安享晚年，但在史书上，永远是一个“拱手让天下”的亡国之君。
曹髦不要这个，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用自己的死，逼着司马昭在光天化日之下弑君。这在儒家伦理至上的时代，是无论如何都洗不掉的污点。
司马昭后来让郭太后下诏，说曹髦“悖逆不道，自陷大祸”。但没有人信。陈泰的痛哭，司马孚的请罪，百姓的掩面而泣，都是对这件事的态度。甚至几十年后，司马昭的侄玄孙晋明帝听王导讲完这段历史，都“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曹髦死了，但他让司马昭背上了弑君的骂名，让司马家族在后世永远抬不起头。他用自己的死，证明了那个时代还有人不向强权低头。他用自己的死，宣告了曹魏最后的风骨。
他如愿以偿。
结语回到洛阳城外那个简陋的葬礼。没有旌旐，没有仪仗，但百姓们聚集在那里，“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他们知道，这个十九岁的少年，本可以不死的。他本可以像汉献帝那样，苟且偷生，安享晚年。他本可以像后来的曹奂那样，乖乖让位，保全性命。
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一条必死的路，只为了活出帝王的尊严，活出人性的高贵。今天我们读这段历史，常常会想：他为什么这么傻？
当权力已成定局，当反抗注定失败，你还能不能，像这个十九岁的少年一样，为了心中那点不甘，去奔赴一场必输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