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和曹丕争立为太子的问题，是建安后期曹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对曹植本人来说，这更是一个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大问题。

《三国志·曹植传》本文记载这个事件，内容很简略，只是提到他作《铜雀台赋》，

挥笔立成，进见难问，应声而答，因而以才见异于曹操，加以丁仪、杨脩等为之羽翼，“几为太子者数矣”。后来终于因任性，饮酒不节，曹丕御之以术，宫人左右为之说，结果曹丕遂定为。而曹植终因开司马门事，引起曹操大怒，宠爱日衰。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仅仅这点粗略的线索轮廓,远不足以说明这场内部斗争的过程、范围和真相。

从《三国志》及裴注的记载看，这场斗争的范围是很大的，前后牵入这一斗争的人物有孔桂、贾诩、崔琰、毛玠、邢颙、曹彰、杨修、丁仪、丁廙、武帝王昭仪、邯郸淳、吴质、卫臻、杨俊、曹真等十四人。这十四个人物中偏袒曹植一方的有孔桂、曹彰、杨修、丁仪、丁廙、邯郸淳、杨俊等七人,以人数而论，刚好和曹丕旗鼓相当。

当然，每个人和这场斗争的关系，深度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偏袒曹植的七人中，孔桂、杨脩、丁仪、丁廙、杨俊五人都因为这一事件的牵连先后被曹操、曹丕杀死，曹彰的暴死也可能和这件事有关。这场斗争的尖锐性也由此可见了。

这场斗争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开始，按理说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丕正式立为太子就应该终止了，但是直到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洛阳还发生谣言说魏明帝死在长安，群臣要迎立曹植。事隔十多年，斗争的余波还在荡漾，说明这场斗争的影响也是很久远的。曹植一度得宠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人说曹植得宠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学才能，因为曹操曾经认为他“最可定大事”。这种说法是有合乎情理的一面的。因为以曹操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来看，他不会只从曹植的文才来决定是否立他为太子的，而且曹植文才在十九岁(建安十五年)写《铜雀台赋》时就已经显露，如单纯从文才来考虑，他就不会以曹丕为五官将，暗示他是继承人了。

但是,《三国志》有关的材料中实在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各篇说到曹植得宠的原因时差不多都是说他的“才”。《贾诩传》说是“才名方盛”，《琰传》说是“有才而爱”，《魏志》十九注引《典略・杨脩传》也说是“以才捷爱幸”。虽然古书“才”字有时也兼指政治才能，但在一般情况下，恐怕还是指“文才”、“才学”。《魏志》二十一注引《世语》说：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瑙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欲，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不及也。

这一段故事，也说明曹植的所谓“才”，是“文才”、“口才”。也证明了《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的曹植“思捷而才俊”，曹丕“虑详而力缓，故不仅于先鸣”的不同个性。

邯郸淳是非常佩服曹植的人，因为曹植和他初次见面时就对他口若悬河地炫耀了自己的才学，从“俳优小说”到古今“当官政事”、“用武行兵倚伏之势”都谈到了。但是这是见之于口说，只能见其学问渊博。建安时代，典籍沦亡大半，建安七子都能做到“于学无所遗”，曹植当然也可以做到了。算来算去，正面提到他的政治才能的，只有杨脩和丁廙。杨脩与曹植书中称他

“体旦发之质，有圣善之教”，“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

丁廙在曹操面前说他

“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

这种同党之间的赞美之词，应该加以怀疑，何况丁廙的赞美中还多半是说他的文才呢？所以说,如果曹操曾经相信曹植有政治才能的话，那一定是杨脩、二丁等人吹嘘捧场的结果。像《魏志》就说过他也曾有想传位给年纪非常小的曹冲的念头，根据也仅仅是因为曹冲在对答中显示了一点聪明。大概因为作父亲的对儿子的看法容易有片时的偏爱之故吧。

那么曹植和杨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杨脩是汉末太尉杨彪之子杨彪的高祖父是有名的杨震,《后汉书》说：

“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矣。”

可以说从袁绍一家灭亡后，杨震一家就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豪门世族了。曹操对当时的豪门世族采取对立的方针,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曹操在打击的同时，又对豪门采用了拉拢、利用、妥协的措施，如颖川荀氏、同马氏、清河崔氏都是当时的望族，都被曹操拉拢利用了。曹氏父子对杨彪父子的关系也是如此。曹操曾经想杀杨彪，后经孔融以去就力争，曹操终于把杨彪释放了，因为在努力巩固政权的时候，他不能为杀一个杨彪而失去人心，所以他妥协让步了，后来他甚至以重用杨脩为丞相主簿的办法进一步拉拢杨家。

曹不、曹植两人都来和杨脩结好，可见杨脩当时权力之重，地位之高。

为什么杨脩在兄弟二人之间特别偏袒曹植呢？

《典略》记载：

“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绝。”

说明曹植是拉住杨脩死死不放。杨彪的父亲杨赐是反对法家的，《后汉书》说他曾写论文鄙视过自古相传的公正法官皋陶，杨彪是“少传家学”的，可见杨家和曹操是对立的，就是在政治见解上也和曹操对立，杨脩的观点如何，不太清楚，但和曹操恐怕也未必一致。杨脩本人有政治野心，曹植当然是知道的，但知道以后不是同他疏远，而是死死地拉住他，其用心也就可知。

曹植失宠是因为擅开司马门，司马门事件的实质不单纯是为了违反制度，而是通过这件事深刻揭露了曹植和杨脩勾结的阴谋，《后汉书》八四注引《续汉书》记载：

“人有白修与临灾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

如果仅仅是曹植一人，曹操未必如此动气。而且自此以后，曹操就表示“吾都不复信诸侯也”，“由是重诸侯科禁”,《续汉书》这条材料是有些可疑的，因为《曹植本传》写开司马门事在建安十二年，《典略》说杨脩之死在二十四年，时间有矛盾，谤讪曹彰，也未必对，但开司马门是两人勾结犯法的事件,这一点恐怕是没有疑问的。

从当初曹操不敢杀杨彪来看，曹操杀杨脩也是反复思考才下决心的。当时他手下已有不少出身豪门世族的人才，而且当时杨彪还在世，高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曹操，一定是很懂得杀杨脩的后果的。但是，在“虑终始之变”后，他终于用坚决的手段把这个打入他的政权的核心要害的怀有二心的杨脩杀了。

曹操所以迫不得已地杀杨脩，是因为他已公然地勾结自己的儿子来和他捣乱。曹操所以不得不疏远曹植，也是因为曹植公然和自己的政治对立集团勾结。杀了杨脩，就斩断了这种内外勾结的联系，他宁背先杀了人再来作耐心的善后安慰工作，这种做法当然比犹豫放纵的做法英明得多。

曹植和另一豪门清河崔氏的关系也不一般。

崔琰曾经当过世子曹丕的太傅，曹丕当初好打猎，崔琰写了一篇文告诫他，曹丕表示很听他的劝告，很尊敬他，所以当曹操为立太子事密访于外时，崔琰就上书主张立曹丕为太子，不主张立曹植。曹植是崔琰的哥哥的女婿，他不徇私亲戚，曹操曾经称赞过他。

但崔琰本人，无疑是曹操的政敌。《魏志》十二《毛玠传》说崔琰和毛玠并典选举的时候，

“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

这显然和曹操历次所下的求贤令的“唯才是举”的原则是抵触的，所以后来他终于又借机会把崔琰杀了。令人起疑的地方，是曹植妻子的死。《魏志》十二《崔琰传》注引《世语》曰：

“植妻衣繡，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世语》未注明植妻赐死的时间，曹植文集中也无记载，只有《资治通鉴》记载是建安二十二年。这大概也是在崔琰死后的事情。曹操虽然尚俭朴简易，但曹植妻子是一个诸侯的夫人，也不至于死。这显然只是一个借口。如果《资治通鉴》记载不错的话，这时正是初立曹丕，曹植失宠的时候，这就不能不让人疑心曹植和崔琰也可能有互相拉拢的关系。

综合以上，很足以说明曹植的确是充满政治野心，而且为了夺取“太子”位置，不惜采用联络拉拢和曹操对立的政治集团的手段。即使他争夺太子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的野心本质的确是暴露得非常明显的。

当然,话说回来，曹丕为了稳定自己的太子地位，也是拉拢过杨脩、崔琰的，也是用尽心机和手腕的。

为什么曹丕最终取得父亲的信任呢？

一、他是长子，按照传统，他有法定继承人的资格，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传统舆论保护他，所以他父亲即使一度想改立曹植，也难以动摇这种传统的成例。崔琰、毛玠等都是以这条传统成例为理由来保护曹丕的。

二、他能争取人心，因此支持他的人多是老成持重、较有德望的人。崔琰、毛玠、贾诩、吴质、卫臻都是如此。而倾向曹植的人多是有才华而少德望的，曹植对人大概是好自骋才华，而且喜欢别人对他捧场。

邢颙是继任崔琰作典选举的东曹掾和太子太傅的重要人物。曹植本来有可能争取他的,竟错过机会。刘桢是诗人，应该和曹植气味相投了，但也以曹植为不然。他在邯郸淳面前那种锋芒毕露、目中无人的任性谈吐的气概，除了十分爱才或是曲意逢迎的人外，恐怕是谁也忍受不了的。

三、大概曹丕还善于制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当曹操为废立之事征询下面意见时，贾诩和毛玠都曾引用袁绍、刘表的儿子争夺继嗣的现实教训，来警告曹操不要再蹈袁、刘覆辙。曹丕《典论》的《奸谗》篇中，也讲袁绍、刘表立嗣不慎的故事。《典论》书作于当太子的时候，其中《论文》一篇似作于立太子之前。

《奸谗》篇中不仅严厉地斥责离间袁刘父子的审配、蔡瑁，而且表扬了坚持立嫡嗣的汉臣周昌，对袁绍、刘表之误信奸言，也再三申责其错误，这篇文章极像他父亲要立曹植的时候写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散布废宗立庶的教训来制造舆论的。

四、他能遵循贾诩教导他的“自固之术”：

“恢宏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

吴质教他送行涕泣，他也能够照办，这就给曹操造成忠诚孝顺的印象，所以能够最后取得曹操对他的信任。

结束语

曹丕在竞争中是胜利了，但是这个胜利在后代却得到相反的效果。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所说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这里“减才”“益价”虽然是就两人的文坛地位而言，实际上也影响到两人的政治评价。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曹丕的行为是阴险权诈，曹植的行为是光明磊落，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益价”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