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义和团，我们脑海里常常浮现的扶清灭洋的激昂口号和刀枪不入的神秘仪式。可是历史的深处，往往有更实际的情况当我们拨开意识形态的那些迷雾，会发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背后，实际上有一笔笔清楚的经济账。

义和团的参与者，真的全是不谙世事的爱国疯子吗？史料表明，他们里头不少人最先就是失业青年，义和团的两位有名首领，曹福田是退伍后找不着工作的清兵，张德成是船夫出身，就因为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抢了他的生计便没了工作。他们的愤恨，起初并非来自抽象的民族大义，而是货真价实饭碗被抢走的切身痛苦。

早些时候他们的行动中很明显体现出这类经济层面的诉求。1899年冬季，义和团围攻河北景县的洋教堂，那提出的和解条件是什么？并非什么宏大政治纲领，而是：其一，洋教士得招待义和团；其二，洋教士得邀义和团看戏，说白了，就是要吃饭、要玩乐，这背后，是底层百姓对改善物质生活最质朴的期望。

还有更严峻的情况，有的时候这种经济上的需求会变成明晃晃的勒索与强夺，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以后，首领张德成逃至王家口，向当地盐商索要钱财，最后被不堪其烦的村民联合起来杀掉。

他不是被洋人害死的，而是让自己同胞抢劫致死的，

另外，义和团抓住基督教女信徒后并非全杀，而是在农村张贴告示称：“我们逮到22个黄花闺女，谁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给些香油钱，就可领一个回去！”，

这哪里是“灭洋”，分明是人口买卖。

当然，清政府的悬赏政策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北京街头曾经贴着官方的告示：「杀一个洋鬼子，赏银50两；杀一个洋女人，赏银40两；杀一个洋小孩，赏银30两」这无疑把灭洋变成了能获取赏金的交易。

值得留意的是，记载那些恶行的，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记录，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保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他的著作《庚子西狩丛谈》里，就直接说义和团「大多是市井无赖，还有被威逼诱骗的乡里农民」，史料《西巡回銮始末》也屡次记载义和团抢劫洋货店、敲诈乡里的事情。

所以扶清灭洋就像一面旗子，在这面旗子下面，聚集着各种复杂的动机：有被时代抛弃的失业者的不满，有趁机捣乱的流氓的贪心，还有在官方悬赏下冒险的赌徒，历史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明白了这经济账，我们才能更接近那个时代真实的情况，了解那场风暴里，人性的挣扎和欲望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