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崛起（元末—1368）
第一章 末世乱象：元朝的崩坏
一、黄河决堤与天下大乱
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五月，暴雨连绵，黄河暴涨。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洪水如猛兽般吞没河南、山东数州县。河水改道，冲入大运河，漕运中断。元廷上下一片惊慌——这不仅是一场天灾，更是一场震动了帝国根基的政治危机。
据《草木子》记载，当时河南一带人相食，死者过半。《庚申外史》则记录了更为骇人的景象：饥民遍野，白骨盈路，有活人割死者之肉而食者，有父母食其子女者。地方官吏非但不赈济灾民，反而加紧催逼赋税，将仅存的口粮搜刮殆尽。黄河两岸的百姓在绝望中纷纷逃亡，数十万流民涌向南方，涌入本已不堪重负的江淮地区。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惠宗）在位已有十二年。这位以鲁班天子闻名后世的皇帝，精于工匠技艺，曾亲自动手设计制作漏刻、宫漏等精巧器物，却对国政漠不关心。据《庚申外史》载，元顺帝沉迷于藏传佛教的运气之术，日日在宫中与番僧修习所谓双修法，宫中妃嫔皆受大喜乐之教，丑态百出。而朝政大权则落入权臣伯颜（后为脱脱）之手。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廷强征十五万民工修治黄河。这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但主持其事的工部尚书贾鲁却借机大肆搜刮，工役们粮饷不足、鞭挞加身，怨声载道。野史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据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事先在黄陵冈埋下一尊独眼石人，待民工挖出后，谣言四起，人心骚动。韩山童随即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以明王出世为号召，头裹红巾，是为红巾军。
关于石人一只眼的传说，野史上还有一种更曲折的说法。据《草木子》载，韩山童等人不仅埋了石人，还四处散布谶语：天下大乱，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他们利用白莲教在民间深厚的群众基础，将宗教预言与政治暴力巧妙结合，成功地在最底层民众中点燃了造反的火种。这一策略——以宗教为外衣、以平等为承诺、以暴力为手段——在此后数百年的农民起义中被反复使用，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二、天下群雄并起
韩山童被元军捕杀后，刘福通继续领导红巾军，攻占颍州、汝宁等地，部众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与此同时，各地豪杰纷纷揭竿而起：
在湖北，布贩出身的徐寿辉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这个国号的寓意十分有趣，取大上加一、元上加宀之意，即为天完二字压在大元之上，暗含压倒元朝之意。据《草木子》记载，徐寿辉本人不过是一个面目忠厚的布贩，被拥立为帝后毫无作为，实权操在倪文俊、陈友谅等人手中。
在江苏，私盐贩子张士诚在高邮起兵，攻占平江（苏州），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张士诚在江南一带颇得人心，据有吴中，粮足兵强。但其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实无远图，是一介守成之主，非开国之器。
在浙江，方国珍起兵于台州，控制了浙东沿海。方国珍是最早反元的武装力量之一，但他反复无常，时而降元，时而反元，据海上坐观成败。
在安徽、江苏交界一带，郭子兴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响应红巾军。而正是在郭子兴的队伍中，一个名叫朱重八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历程。
此外，四川有明玉珍，他本是红巾军徐寿辉的部将，率军入川后割据一方，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明玉珍入川后保境安民，不事征伐，在乱世中为四川百姓提供了一方相对安宁的天地。但这些割据政权大多寿命不长，终究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过客。
第二章 乞丐天子：朱元璋的身世之谜
一、凤阳穷家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东）的一户贫农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朱重八——这便是后来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关于朱元璋的出身，野史中的记载远比正史生动。据《龙兴慈记》载，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后追尊为仁祖淳皇帝）是一个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一生颠沛流离。先在泗州（今江苏盱眙）一带种地，后迁至钟离。朱五四一生生有四子二女，朱重八是最小的儿子。家中有几亩薄田，但赋税沉重，终年劳作也仅能勉强糊口。
《纪梦录》中记载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朱元璋幼年时曾替地主刘德家放牛。有一次，他和几个放牛的伙伴饿得实在受不了，便偷偷将刘德家的一头小牛杀了烤着吃了。事后怕被发现，便将牛尾巴插在石头缝里，回去告诉刘德说小牛钻到山里去了。刘德当然不信，将朱重八痛打一顿。这个杀牛插尾的故事在凤阳一带广为流传，虽然有可能是后人附会，却颇为传神地刻画出了少年朱元璋胆大包天、机变百出的性格。
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继以瘟疫。朱元璋的大哥、父亲、母亲在半个月内相继病死。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六口之家只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据《御制皇陵碑》——这是朱元璋称帝后亲笔撰写的碑文——记载当时的惨状：兄为我哭，我为兄伤。黄钟悲鸣，白日无光。寻棺无棺，守丧无丧。兄弟二人无钱买棺材，只得向地主刘德求借一块坟地，却被刘德断然拒绝。最后是好心的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地，兄弟二人才勉强将父母亲人草草安葬。据野史所载，葬时天忽大雨，山洪暴发，将草草掩埋的尸体冲至一处山丘脚下，泥沙自然堆积，竟成一座坟冢——这便是后来明皇陵的雏形。当然，这个故事颇有神化色彩，很可能是朱元璋称帝后为营造天子气运而编排的。
二、皇觉寺与小行童
父母双亡后，十七岁的朱元璋走投无路，经邻居介绍到附近的皇觉寺（又称於觉寺）做了小行童——也叫小沙弥，实际上是寺庙里最底层的杂役。据《草木子》和《纪梦录》记载，朱元璋在皇觉寺的生活并不如意。他每天的工作是扫地、上香、打钟、击鼓、做饭、洗衣，稍有懈怠便被老和尚斥骂。少年心性的朱元璋满腹怨气，曾在伽蓝殿中对神像发牢骚——据说他嫌神像碍事，在神像背上写了几字，意将神像发配充军。这类传说未必属实，但很符合朱元璋睚眦必报、不甘居人下的性格。
朱元璋在皇觉寺仅住了五十余天，住持便以岁歉不足为由，将寺中僧众遣散云游。于是，年仅十七岁的朱元璋被迫离开寺庙，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方（化缘）生涯。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游方的路线大致是：自濠州出发，向南经合肥，折向西至固始、信阳，再北上至汝州、陈州，东返经鹿邑、亳州，最后回到皇觉寺。历时三年，足迹遍及皖、豫、鄂三省交界地区。
这三年游方生涯对朱元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所经过的正是刘福通红巾军起义的核心地带。三年来，他亲眼目睹了元末社会的全面崩溃——官府腐败、民生凋敝、豪强横行、宗教惑众。更重要的是，他在游方期间接触到了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据《纪梦录》载，朱元璋在游方途中曾入弥勒教，虽然这一记载缺乏其他佐证，但从他后来对白莲教的态度来看，他对这一宗教组织确实有着深刻的了解。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了宗教在底层社会的巨大号召力，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乱世中审时度势、结交同志。
三、相貌之谜
关于朱元璋的相貌，野史中的记载格外引人注目。流传至今的朱元璋画像有两类：一类是端庄圆润、方面大耳的标准帝王像；另一类则是满脸麻子、下巴突出如鞋底、额头凸起如瘤的丑怪之像。两类画像天差地别，究竟哪一幅更接近真实？
据张萱《疑耀》记载，明代宫中同时存有两类朱元璋画像，分别供奉在不同殿阁。而民间流传的多是那张丑怪之像。有一种说法认为：丑怪之像才是朱元璋的真容，那些丑陋的面部特征——突出的下巴、歪斜的鼻子、满脸的麻点——其实就是所谓的龙相，即相术中帝王之相。据说朱元璋本人不忌讳自己的丑相，反而认为这是天命的标识。另一种说法则相反，认为丑怪之像是朱元璋故意让画师绘制的，目的是在民间制造神秘感和威慑力——让你觉得他不像凡人，而更像一个真龙。
还有一种来自《坚瓠集》的说法更有趣：朱元璋曾召数名画师画像，第一个画像精确逼真，朱元璋大怒杀之；第二个画师吸取教训，加以美化，朱元璋仍嫌不似，又杀之；第三个画师既画出帝王威仪，又保留了几分真容特征，恰到好处，朱元璋大悦。这个故事的真假已不可考，但它折射出的是朱元璋对形象管理的高度重视——这个赤贫出身的皇帝，对关乎自己合法性和权威的一切事物都有着近乎偏执的控制欲。
第三章 投身红巾：从卒伍到大帅
一、投奔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在濠州起兵响应红巾军。二十五岁的朱元璋在皇觉寺收到儿时伙伴汤和的来信，邀他前往濠州投奔郭子兴。据说朱元璋看完信后犹豫不决，便在佛前卜了一卦。据《纪梦录》载，朱元璋问神：去留皆不吉。又问：岂当举大事乎？卦象大吉。于是朱元璋脱下僧衣，奔赴濠州。
关于朱元璋投奔郭子兴的经过，野史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据《龙兴慈记》载，朱元璋初到濠州城门时，衣衫褴褛、形容憔悴，被守门士兵当作元军奸细抓了起来送往郭子兴处。朱元璋临危不惧、不卑不亢，郭子兴见状觉得此人不同寻常。又见其面部特征奇特（所谓龙额隆准），便将他留作亲兵。这一记载后被《明史》基本采纳，可见即便正史也认为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引人注目。
朱元璋在郭子兴身边很快崭露头角。他作战勇猛，遇事有主见，又识文断字（这在当时红巾军中极为罕见），不久便被郭子兴提拔为九夫长。后来，郭子兴将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这位马氏，便是后来的马皇后——大明开国第一贤后。关于马氏的出身，野史中也有不少记载。马氏的父亲马公是郭子兴的好友，早亡，将女儿托付给郭子兴。据《胜朝彤史拾遗记》载，马氏自幼聪慧，能诗善文，且性格沉稳。郭子兴之所以将她许配给朱元璋，一方面是看中了朱元璋的才能，另一方面——据野史所暗示——也是因为朱元璋那副奇特的相貌和当时已经传开的龙气之说，让郭子兴觉得此人将来必非常人。
二、郭子兴内乱与朱元璋独立
郭子兴虽然在濠州起兵，但红巾军内部矛盾重重。郭子兴与另一位首领孙德崖不和，几次险些火并。据《名山藏》载，孙德崖曾经设宴诱捕郭子兴，将其关押在地窖中，打算饿死他。朱元璋闻讯后带人冲入孙德崖营中，将郭子兴救出。此后，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倚重，但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郭天爵等人对朱元璋心存嫉恨，认为父亲过于宠信外人。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回乡招募了七百余人，其中包括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后来的开国功臣。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队后，朱元璋开始独立行动。他带着二十四名心腹离开濠州，南下定远。这二十四人后来被称为淮西二十四将——他们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材、张赫、张铨、周德兴。这些人在后来的征战中，有的位至公侯，有的战死沙场，有的被朱元璋诛杀——但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是大明开国的第一代功臣。
据《皇明本纪》载，朱元璋在定远途中还遇到了一位关键人物——李善长。李善长是定远的一名儒生，年长朱元璋十余岁，熟读经史。他给朱元璋献上了一策：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五载而成帝业。公若效法高祖，必能成就大事。朱元璋深以为然，自此开始刻意模仿刘邦的行事风格，招揽人才、严明军纪。李善长也成为朱元璋集团的第一位文臣谋士，后来官至左丞相、韩国公，位极人臣。
三、冯国用、刘基与浙东文人的加入
在李善长之后，又有不少文人谋士陆续投入朱元璋幕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基（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被称为浙东四先生。
刘基，字伯温，处州青田（今浙江文成）人，元朝进士出身，曾做过几任小官。他精通天文谶纬、兵法韬略，在民间传说中被神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据《翦胜野闻》载，朱元璋初次见刘基时，刘基呈上了十八策，对当时天下大势做了精辟分析，主张朱元璋先灭陈友谅、后平张士诚、再北伐中原。这一战略规划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过，野史中关于刘伯温的神机妙算多有夸张，比如烧饼歌预言之类，基本可以断定是后人附会。但刘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判断力确实在朱元璋集团中鹤立鸡群，只是他为人过于刚直，不善于在官场中周旋，这也为他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浙东文人的加入，使朱元璋幕府中的文化层次大大提升。宋濂后来成为太子的老师、明朝文臣之首；章溢、叶琛也各有所长。文人谋士们在朱元璋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出谋划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这个草莽集团以合法性和文化品格——有了这些人，朱元璋便不仅仅是一个造反的武夫，而是一个礼贤下士、求治若渴的主公。这一点在争取士绅阶层支持方面至关重要。
至于冯国用、冯国胜（后改名冯胜）兄弟，他们是较早投奔朱元璋的儒将。冯国用主张朱元璋以金陵为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即先取南京，以此为根据地。这一建议被朱元璋采纳，成为其争霸天下的基本战略。冯国用英年早逝，其弟冯胜后来位列开国六公之一。
第四章 逐鹿江南：击败陈友谅与张士诚
一、鄱阳湖决战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之一在鄱阳湖上展开。对阵双方是朱元璋与陈友谅——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他们二人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未来数百年的走向。
陈友谅，沔阳（今湖北仙桃）人，渔家出身。他原本是徐寿辉天完政权的将领，后来杀掉主帅倪文俊，控制了天完军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又杀掉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据《草木子》载，陈友谅为人强悍狡狠，敢行不义，弑主篡位之举使其在道义上先失了一着。但他的军事实力极为强大——据《明史纪事本末》载，陈友谅拥有巨舰数十艘，每舰高数丈，分三层，可载二三千人，丹漆上下，前后掩映。相比之下，朱元璋的水军全是小船，力量悬殊。
鄱阳湖之战前后历时三十七天。关于此战的细节，野史记载颇为丰富。据《英烈传》载，战况惨烈之时，朱元璋的座船一度被陈友谅部将张定边率舰围困，险些被俘。危急时刻，部将常遇春飞箭射中张定边，救出朱元璋。又据《名山藏》载，朱元璋采纳部将郭兴的建议，组织敢死队驾驶装满火药柴草的小船冲入陈军水阵，乘风纵火。一时间火光冲天，烟焰涨天，湖水尽赤。陈友谅的巨舰因铁索连环、一时无法散开，被烧毁大半。陈军溃败之际，陈友谅在船头观察战况，从舟中探首出看，被一支流矢射中头颅，当即毙命。
关于陈友谅之死，还有一种更为戏剧性的说法。据《草木子》记载，陈友谅并非被流矢所杀，而是被自己的部下所射。因为鄱阳湖战前，陈友谅曾因一时暴怒杀掉了提出撤退建议的老将张必先。军中因此人心离散，有人故意将箭射向陈友谅。不过这种说法缺乏其他佐证，应属野史传闻。
鄱阳湖之战是朱元璋争霸天下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战。刘基后来评论说：陈友谅灭，天下定矣。因为陈友谅之后，江南一带再无能与朱元璋抗衡的军事力量。此战也确立了朱元璋在诸路义军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从此他可以一心一意地经营东南，蓄势北伐。
二、平定张士诚
灭陈友谅后，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是盘踞苏州一带的张士诚。
张士诚与陈友谅不同。陈友谅虽然弑主篡位、人品堪忧，但军事能力确实不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张士诚则是一个商人气质的军阀——他占据着天下最富庶的苏松地区，钱粮充足，但缺乏进取心。据《名山藏》载，张士诚持重不轻出，惯于守城，不善野战。更致命的是，他的弟弟张士信贪婪骄横，把持朝政，搞得上下离心。当时苏州一带有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黄菜叶指的是张士信信用的三人：黄敬夫、蔡彦夫、叶德新，三人皆佞臣。
朱元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攻下苏州。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徐达率二十万大军围攻苏州，张士诚死守不出。围城日久，城中粮尽，鼠一斤，值银百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士诚在府中举火自焚未遂，被俘后押送应天（南京）。据《平吴录》载，张士诚被押到南京后，朱元璋命人劝降，张士诚闭目不应，只说了一句：天日照尔，天日照尔！——意思是老天看着你呢！最终张士诚自缢身亡（一说被朱元璋命人缢杀）。
张士诚既灭，江南悉定。朱元璋此时已拥有淮南、江南、湖广、浙东的广大地区，兵精粮足，人心归附，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五章 北伐中原与开国大典
一、徐达北伐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中原。出发前，朱元璋亲授方略，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北伐檄文——其中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十六字，响彻天下。据《皇明本纪》载，这篇檄文出自文人宋濂之手，但其中的核心思路出自朱元璋本人。朱元璋特别叮嘱徐达：克城之日，毋妄杀人，毋虏妇女，毋毁庐墓。这番话在战乱频仍的元末，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军纪宣示，也表明朱元璋已经有了治理天下的自觉。
北伐军势如破竹。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徐达攻取山东。三月，进兵河南，元将脱因帖木儿不战而逃。闰七月，徐达攻入通州，距大都（北京）仅四十里。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闻讯，连夜带着后妃太子从健德门逃出，经居庸关北奔上都开平。据《庚申外史》载，元顺帝在逃亡途中叹息：朕不料今日至此！而当时有大臣建议固守京城以待援军，元顺帝却说：朕岂可复为徽、钦二宗乎！——他不愿像北宋末年的徽宗、钦宗那样成为阶下囚。一百零八年前，蒙古铁骑攻破汴京，将徽钦二宗掳掠北去。如今风水轮流转，元顺帝弃城而逃，大都在八月二日被徐达占领。
元顺帝北遁后，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不过，北元政权在漠北又延续了数十年。退回草原的蒙古贵族仍自称大元皇帝，不时南侵，终明一朝，北方边患始终是最大的军事压力。
二、登基称帝
在北伐军捷报频传之际，朱元璋已在应天筹备登基大典。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南郊祭天登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
关于国号大明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一种最流行的说法与白莲教有关：韩山童自称明王出世，其子韩林儿被称为小明王。朱元璋早年奉韩林儿为正朔，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后来朱元璋虽灭了韩林儿，但明字已深入民心。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提出：大明国号来源于白莲教的明教信仰。明即光明，代表光明战胜黑暗、善战胜恶的教义。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既呼应了白莲教明王出世的预言，也在象征意义上表明自己是光明的化身、正义的代表。
据《名山藏》载，登基大典当日，应天城中万人空巷，军民欢腾。朱元璋身着崭新的龙袍，在南郊天地坛上祭告昊天上帝，宣读即位诏书。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从凤阳的放牛娃、皇觉寺的小和尚、化缘的游方僧，到如今坐拥天下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用十六年时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身份转换之一。
然而，坐上龙椅的朱元璋很快发现：打天下固然艰难，坐天下更不容易。新建的大明王朝面临着无数棘手的问题——如何安置功臣？如何治理百姓？如何防范北元？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他那多疑嗜杀的性格，使得他的治国之路注定伴随着血雨腥风。
而这一切的序幕，才刚刚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