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还在审,另一股压力已经从法庭外扑来。
最新全国调查显示,一半菲律宾成年人不能接受她在副总统任内保留商业利益;到了马尼拉大都会区,反对比例升至66%。
从政治阵营到地区基本盘,态度裂缝已被全部摊开。
反对率高达66%,这会给萨拉带来什么?
66%出现在马尼拉,全国反对比例是50%
这项调查在10月16日至19日展开,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了1401名菲律宾成年人的意见。
当受访者被问到,副总统在任期间拥有企业或保留商业利益是否可以接受时,50%的人表示不能接受,其中41%选择“不可接受”,9%认为“非常不可接受”。
认为可以接受的受访者占36%,另有14%表示不确定或者拒绝回答。
全国样本的误差幅度为±2.6个百分点,置信度为95%。
最刺眼的数字出现在马尼拉大都会区。
当地66%的受访者反对这种安排,只有30%能够接受。
吕宋岛其他地区的反对比例为58%,维萨亚斯群岛为50%。
66%对应的是首都地区,全国反对比例则是50%。马尼拉大都会区的地区样本误差幅度约为±7个百分点。
但首都通常集中着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全国舆论场,这里的态度变化仍然具有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
在我看来,这组数据真正值得萨拉警惕的,不是某一个比例高了几个百分点,而是“高级官员能不能一边掌权、一边保留商业利益”正在变成一个普通选民能够直接理解的问题。
复杂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登记和政府合同,普通人未必有耐心逐页研究。
但只要把问题压缩成一句“副总统任内还能不能经商”,受访者就能迅速形成判断。
这对萨拉并不有利。
弹劾案原本是一场充满法律术语的证据较量,民调却把它翻译成了最简单的公共伦理问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是否真正同自己的私人利益划清了界限?
一纸公司登记,把争议推到宪法面前
菲律宾宪法对总统、副总统和内阁高官的限制相当严格。
相关条款明确规定,这些官员在任期间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商业活动,也不得在政府合同、特许经营权或政府授予的特殊利益中拥有财务利益,同时必须严格避免利益冲突。
检方目前抓住的核心证据,是证券监管部门保存的公司资料。
相关记录显示,萨拉2022年6月就任副总统后,直到2025年仍被列为Metro City Chow Foods公司的董事、薪酬委员会成员和股东,持股比例为20%。
检方据此主张,她没有按照宪法要求及时同私人企业完成切割。
争议还延伸到GenCorp Industries公司。
萨拉曾在资产、负债和净值申报文件中把该公司列为商业利益,但公司一般信息表里没有她的股东身份。
该公司又曾同达沃市政府发生交易,这使资产申报、公司登记和政府合同之间的关系受到审查。
辩方的回答是,公司登记上的名字不能直接证明萨拉实际参与经营,更不能证明她利用副总统权力获得了私人利益。
辩方证人承认,萨拉在2022年至2025年的公司资料中仍是Metro City Chow Foods董事和股东,但同时表示,她没有参加董事会会议,没有参与日常管理、财务或公司决策,也没有领取工资、津贴或分红。
对于GenCorp,辩方证人表示,萨拉没有出现在相关年度的股东名册中,也没有担任公司职位。
辩方希望借此证明,公开登记与实际经营是两件不同的事,不能仅凭一份公司资料就认定违宪。
我的理解是,这场案件最难的地方,恰恰不是确认萨拉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文件上,而是判断“保留股份和董事身份”本身,是否已经构成宪法所说的参与商业活动。
检方强调的是身份延续和利益冲突风险:一名副总统只要仍是董事和股东,就已经没有完成应有的利益隔离。
辩方强调的则是实际行为和直接收益:没有开会、没有管理、没有分红,就不能把纸面身份等同于真实经营。
两边争夺的是同一个词的边界——“参与”究竟从登记身份开始计算,还是必须出现具体经营行为与经济收益。
民调不能定罪,却会改变萨拉的政治处境
调查结果沿着政治阵营出现了十分清晰的分化。
支持反对派的受访者中,73%不能接受萨拉任内保留商业利益;支持马科斯阵营的人群中,反对比例为62%;独立受访者中,也有52%表示不能接受。
只有萨拉自己的支持者给出了相反结果,52%认为可以接受,35%认为不能接受。
地区差异同样明显。
马尼拉大都会区、吕宋岛其他地区和维萨亚斯群岛都以反对意见占优,萨拉家族的大本营棉兰老岛却有52%表示可以接受,反对者只有24%,另有25%不确定或拒绝回答。
这说明萨拉的核心基本盘依然稳固。
即便面对持续数月的弹劾审判和商业利益争议,棉兰老岛选民仍更愿意相信她、宽容她,或者至少不愿轻易站到她的对立面。
但对一名准备竞争2028年总统职位的政治人物来说,仅靠地区基本盘远远不够。
马尼拉和吕宋岛的高反对比例意味着,她在全国扩张支持时会遇到一道越来越具体的诚信门槛。
年龄差异也很有意思。
婴儿潮一代和沉默一代的反对比例达到62%,Z世代为54%,X世代为52%。
只有千禧一代中,接受者以48%超过反对者的40%。
我觉得,不能简单把这种差异解释成年轻人更宽容或老年人更保守。
不同年龄群体所处地区、政治认同和信息来源并不相同。
真正确定的是,萨拉很难再把争议描述成少数反对者制造的话题。
当然,民调不是弹劾法庭的证据,也不能替代公司文件、资金记录、证人证言和双方质证。
相关材料即使被法庭接纳,也不代表检方的解释已经得到确认,最终结论仍要由参议员法官依据证据作出。
可政治从来不只发生在法庭里。
萨拉即使在法律上守住职位,也要面对选民对利益冲突的长期怀疑;如果案件最终对她不利,这组数据又会成为反对者证明“社会已经形成判断”的现成材料。
在我看来,50%的全国反对和66%的首都反对,暂时决定不了萨拉的去留,却已经改变了她必须回答的问题。
她接下来不能只证明自己没有从企业中直接拿到多少钱,还要向选民解释:为什么就任副总统后,自己的名字依然留在公司董事和股东名单中?
法庭最终审的是证据,选民判断的却是信任。
前者决定萨拉能否留在职位上,后者决定她还能不能走向20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