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云南省委省政府，针对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的问题，进行了严肃追责问责142人。其中，昆明市存在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不力问题。滇池保护治理不力，从长期来看，是昆明市长期将经济增长置于环境保护之上的缩影。

1988年-2011年治理起步，在张祖林市长时期，治理意识萌芽但行动滞后。重末端治理，错过源头防控最佳时机。

在污染加剧初期，虽有治理行动，但未能及时遏制。当时的治理思路偏向末端处理，如建污水处理厂、疏浚底泥，未能从城市规划和发展模式上源头控制，错过了最佳治理窗口期。

2012-2016年系统治理，市长李文荣、王喜良(2016年起任) 时期，系统治理工程（六大工程）全面推进，但城市扩张与湖争地的矛盾开始激化。

此阶段虽然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六大工程”系统治理，投入巨大，但城市“环湖发展”的惯性思维未变。特别是在“古滇名城”等项目上，为追求短期政绩和经济效益，不惜突破生态红线进行“贴线开发”，埋下了巨大隐患。

2017-2021年冲突高峰，市长王喜良(至2020年)、刘佳晨(2021年起任) 时期，“环湖开发”达到顶峰，违规项目大规模上马，生态空间被严重挤占。

这是“环湖开发”最严重的时期。以长腰山为代表，90%以上区域被房地产开发，变成“水泥山”。时任市长王喜良等人因对此负有责任而被严肃问责。这背后反映出当时主要领导未能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甚至存在利益勾连和腐败问题，导致监管全面失守。

2022年至今整改攻坚，市长刘佳晨时期，中央督察强力问责，大规模拆除违规建筑，但历史欠账深重，治污短板依然突出。

中央督察揭开盖子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整改拆除，但数十年来积累的基础设施欠账和系统性缺陷在短期内难以弥补。例如，2024年督察仍发现大量污水直排、管网不健全等根本性问题，甚至有报告称职能部门在6年间就同一问题打了十余次报告，但未获市级领导足够重视，直到督察组进驻才应对。

早期的决策短视错过了预防时机；发展中期的执行扭曲（如一边建截污工程一边违规批地）导致事倍功半；冲突高峰期的监管失责甚至腐败，则直接导致了生态灾难。直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强力介入和问责，才真正扭转了“重发展、轻保护”的路径依赖。

滇池保护治理不力并非某一任市长的个人责任，而是在特定发展阶段下，城市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生态保护矛盾集中体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