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公安机关作为平安中国的捍卫者，始终坚持“公安姓党”，牢固树立“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意识。自2015年国务院提出“放管服”改革概念，到2018年公安机关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放管服”成为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公安机关积极推进治安、交通、出入境等多领域改革，出台惠企利民政策，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服务效能，取得显著成果。2021年公安部发文持续发力，有效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公安机关“放管服”是提升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突破口，但从治理视域看，公安“放管服”改革仍存在职能转变艰难、基层警力不足等问题，面对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动力与能力有所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始终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从简政放权、机构精简到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市场监管与社会管理，再到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推行大部门体制，政府不断调整权力边界与结构。进入新时代，政府“服务型”特质愈加凸显，但仍存在权力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为提升治理能力与服务效率，“放管服”改革成为必然选择。公安机关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依照国务院部署推进改革。各地虽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目标上方向一致，但改革重点各具特色，如北京突出智慧警务、内蒙古注重窗口服务、成都强化社区治理与群众服务。 公安机关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官本位”思想与“放管服”改革存在矛盾，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存在工作边界不清的问题，出现越位、错位、缺位，反而‬带来了‬新的‬风险，还有放权不彻底、基层承接能力不足造成‬“卡、繁、难”现象，形成了改革的“中梗塞”困境。“放管服”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部分项目推进效果欠佳，各级公安机关信息共享不足、警务协调机制不完善，改革缺乏明确方向，且政策措施在基层执行力度不足，降低了群众体验感。“立改废释”工作未跟上改革节奏，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备、法律保障体系不全面、综合执法联动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部分改革措施缺乏法律保障，给执行带来困难。 在推进“放管服”改革中仍受传统“重审批、轻监管”理念制约，行业准入门槛高，未处理好“宽进”与“严管”关系，仅靠控制准入防范风险，忽视事中事后监管，管理效果有限‬。监管机制不健全，公安机关单靠自身难满足监管需求，“双随机”抽查机制与现有体系不适配，抽查标准不统一、精细化程度低，相关法律法规支撑不足，且信用体系搭建不联动，以区域为界，信息记录未互通，难以给出全面信用评价，信用约束与惩戒效果差。权责划分模糊，“放权”的横向与纵向界定不清，审批与监管分离后属地公安机关监管衔接不足，在线协作平台信息共享有限，审批下放基层又存在业务交叉和“审管脱离”问题。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公安服务精细化与高效化。尽管公安机关经过多年建设，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警力不足、窗口排队严重、辅警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社会化参与也相对不足，一些地方虽整合政务窗口、推行“一窗受理”，但受制于财力和管理能力，资源整合难度大，易导致人力紧张、职责交叉，降低服务效能。“放管服”改革中的智能化水平仍偏低，“信息孤岛”“数据烟囱”等问题突出，“一网通办”推进受阻，远程化和自动化服务覆盖面有限，数字化政务仍未打通“最后一公里”。基层工作人员技术能力不足，也进一步制约了智能化政务的落地与群众体验感的提升。 公安机关的“放管服”改革需多管齐下。权力再构上，要以法治思想为指导，找准定位，树立“以人为本”“整体政府”“问题导向”理念，精准放权，抓好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与精准减政，提升基层承接能力，做到权力下放与监管、经费、技术装备同步；监管革新方面，厘清放权与管理关系，落实责任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健全运行流程，加强协同监管与跨部门联动，调动社会力量，整合执法力量；服务升级上，以人民为中心，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盘活资源，畅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聚焦“政务服务标准化”，采取局部到整体的推行策略，解民忧、纾民困，打造极简办事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