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做为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700多年前的元代，中央就已经设立宣政院进行管辖，处理藏中事务，其后朝代更是想方设法加强对藏地的控制。而设置驻藏大臣，是清朝对西藏行使主权及加强行政管理的重要措施，而驻藏大臣是清朝施政西藏的核心和关键，对西藏的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就来说说清代驻藏大臣。

明末清初，厄鲁特蒙古自我国新疆北部崛起后，驻牧于我国伊犁河流域。后准噶尔部统一厄鲁特四部建立准噶尔汗国与清廷展开了60多年的对抗。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兵6000，趁驻扎于西藏拉萨的拉藏汗不备，长途奔袭，杀死了拉藏汗，占领西藏。鉴于西藏之于清朝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遂决定派兵驱准护藏，前后两次派兵驱准，终于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重创驱离准噶尔军，并留军3000长驻，确保了清朝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策动叛乱。次年，虽然叛乱被平息，但也给西南方向的安定留下了很大的隐患，所谓“留此余孽，则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处，必被其扰乱”，留下2000名士兵确保西藏，并巡逻设卡，为了防备准噶尔，派遣驻藏大臣和军事官员统辖驻藏官兵已经是大势所趋。而西藏在康熙末年实行众噶伦合议制度后，矛盾逐渐凸显，西藏贵族、噶伦之一的阿尔布巴联合同为噶伦隆布鼐等人反对首席噶伦康济鼐，争权夺利的内讧有一触即发之势。雍正帝通过奏报察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在雍正五年（1727年），遂决定向西藏派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调解纠纷，“晓谕达赖喇嘛、康济鼐、阿尔布巴等，和衷办事”。但在两位大臣到达之前，阿尔布巴等人就已发动叛乱，在叛乱被镇压后，命二人长驻西藏，并在拉萨建立驻藏大臣衙门，此为驻藏大臣设立之始。《清会典事例》谓驻藏大臣设立于雍正四年（1726年），并不确切。

首任驻藏大臣僧格、马喇二人，其职权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首要任务是自然是率兵防备准噶尔并保护西藏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命西藏办事内阁学士僧格统兵一千五百至腾格里脑儿驻防”，“副都统马喇著留驻里塘，同鼐格照看达赖喇嘛”。并有巡防、审理重大案件、以及一些对外事务，西藏的地方性事务大多还是由藏王颇罗鼐主持，但一些应行办理的事件还需要请示驻藏大臣。《清高宗实录》就提到：“命大臣驻藏办事者，原为照看达赖喇嘛，镇抚土伯特人众，遇有应行办理及王颇罗鼐请示事件，自应按理裁处。”

乾隆十二年（1737年），对清朝忠心耿耿的藏王颇罗鼐病死，由其子珠尔墨特纳木扎勒继承爵位主持藏务。但珠尔墨特纳木扎勒狼子野心，勾结准噶尔想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派四川总督策楞领兵迅速平定了叛乱。

爱新觉罗・弘历

清高宗认为应该乘平定叛乱的声威，再度整理藏务，“西藏经此番举动，正措置转关一大机会，若办理得当，则可永保宁谧”。一方面鉴于原来的藏王权力太重，对西藏地方政府仍然使用多分众建的策略，“今之多立噶隆者，正可保全终始”；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乾隆帝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改变以往只监督藏政的局面，在行政体制上，确立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主持藏政，“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并制订了第一部西藏的地方法规，明确了驻藏大臣的权力，是为《西藏善后章程》。

在这份法规中处处凸显了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的职权也从初期的含糊不清走向明确。在章程中规定，凡西藏重大事务，由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共同裁决；在地方官员的任免上，分设噶伦四人办事，由驻藏大臣会同七世达赖喇嘛奏请补放；西藏地方官员犯罪，在明确罪情之后，由驻藏大臣与七世达赖喇嘛指示处理；调派差役，须由驻藏大臣与七世达赖喇嘛同意，才能施行。在这份章程中，驻藏大臣全面介入了西藏地方的行政、用人、司法，地位可谓是比初期大大提高。

在军事指挥权上，驻藏大臣的地位得到了空前加强，有鉴于傅清、拉布敦在平叛时，身后竟然无兵抵御。因此，清廷驻藏兵额恢复为1500名（此前因为信任颇罗鼐的缘故，几乎悉数被裁回归内地），由驻藏大臣指挥。同时又将藏北三十九族，和原藏王珠尔墨特纳木扎勒指挥的达木蒙古“俱归驻藏钦差大臣管辖”。清廷通过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控制更进一步。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侵犯我国西藏，破坏我国领土完整。乾隆帝两次派兵打击廓尔喀侵略军，在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后，乾隆帝又一次整顿藏政，处分了办事软弱的驻藏大臣巴忠、庆麟等人和贪赃枉法的西藏当地僧俗官员，大力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开始了由驻藏大臣主持藏政的时期。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十月，清高宗首先对西藏的行政体制动刀，明确提出八世达赖是个老实人，恐怕不熟悉业务，容易被欺骗，“从前藏内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及一切地方事务，皆由达赖喇嘛、噶布伦等办理。钦差大臣全不留心经管，惟知崇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即第巴等有守土之职，其优劣亦概置不论。现在达赖喇嘛，系一老诚之人，于办事未能周妥。此后，凡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及交界地方加兵防守、训练巡查等是，皆须由驻藏大臣经理。”

就是在礼节上，清高宗也要求驻藏大臣不必过于谦退，要突出中央在藏权力代表的威严，“闻向来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因接见时瞻礼，因而过于谦逊”。要求“力矫从前积习，俾噶布伦等，咸知天朝威令，不敢心生玩忽”。

根据清高宗的指示，清军统帅福康安、驻藏大臣和琳、西藏上层僧俗人员会商，制定了改革西藏地方行政体制一系列办法，制订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主要目的是加强和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

在章程内首先强调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仅仅是仪注上的平等，驻藏大臣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比这两位宗教领袖更大，据《卫藏通志》记载的章程内容第一条言“自噶布伦以下番目及管事喇嘛，分系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明驻藏大臣办理。至札什伦布事务，亦俱一体禀知驻藏大臣办理”，确立了驻藏大臣在地方行政事务上的核心地位。

在人事上，尽管说“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但实际上根据清廷的意志，人选上是由驻藏大臣提名。在司法上，针对西藏上层人物的滥施滥罚，《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具有司法终审权，“如有应议罪名，总须回明驻藏大臣核拟办理”。在经济上，驻藏大臣权力更大，凡是货币铸造，进出口税，租赋、徭役的减免都要由驻藏大臣经办，西藏地方政府出的擅作主张。《章程》内确立了“金瓶擎签”制度。规定了达赖、班禅的转世程序，将宗教首领的确定纳入了法制轨道。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上的权力在乾隆末年到达极盛，“于是事权始归一。自唐以来，未有以郡县治卫藏如今日者。……。自元、明以来，未有以齐民治番僧如今日者”。

而驻藏大臣衙门的编制在乾隆年间基本形成定制，综合《卫藏通志》、嘉庆朝《大清会典》、《驻藏须知》等文献计有：驻藏大臣2人，夷情官1人，笔帖式1人，粮务3人，满印房笔帖式4人，唐古特通事译字2人，廓尔喀通事译字2人，直接统领全藏绿营兵和达木蒙古兵。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对我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势力加剧了对我国的侵略，清朝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内忧外患之下，清廷已经是焦头烂额，乾隆年间打造的制度逐渐松动，驻藏大臣的权力日益松弛，渐渐压不住地方势力。

琦善

如驻藏大臣琦善一改过去实行了几十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放弃了对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商上的收支审核权（相当于放弃了财务监督权）和巡查边界、较阅营伍、操练西藏地方军的权力（放弃了部分兵权），这些举动，尤其是放弃财务监督权一事，严重动摇了清廷驻藏官兵的供给，增加了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自立的资本，“迨后中国驻藏一切开支，藏人渐吝供给”。总之，“乾隆所定制度，荡然无存矣”。

而在清末，驻藏大臣声望逐渐低落，随着清廷更加衰朽，中央政令越来越难以贯彻，随着英军将魔爪伸向西藏，清廷所遣大臣更是良莠不齐，疲于应付。光绪年间，贤能之驻藏大臣文硕为保卫西藏主权，力主抗英，反而被革职拿问，昏庸怯懦如有泰者御侮不力，导致英军侵占拉萨，签下了耻辱性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总而言之，驻藏大臣的权力随着中央的衰朽而没落，最后驻藏大臣制度在宣统三年（1911年）在清政府灭亡之后而告结束。

清代设立驻藏大臣首要责任就是保藩固圉，力御外寇，清廷对于外来侵略，大多数时候都会派出重兵，而驻藏大臣往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驻藏大臣和琳在第二次驱廓护藏战争中，督运后勤，卓有成效。再如驻藏大臣孟保在清朝道光年间组织藏军抵御锡克、克什米尔道格拉军的入侵，并获得胜利，勉力维持住了局面不失，所谓“夫其安辑藏政既去彼，防御外侮又如此，惨淡经营，事诚不没，其功其过，未尝不可相抵。驻藏大臣之在一样，诚不可少也”。

赵尔丰

哪怕是在清朝行将灭亡之时，亦有赵尔丰率兵入藏并改革藏政，沉重打击了分裂势力，只惜清朝灭亡，赵尔丰身死，未竟全功矣。“当清末之衰颓，英印以排山倒海之力，图谋西藏，危及西部，赵尔丰振起于西康，作大规模之建设，以图康藏之发展，以保障我国西陲，事功百世不朽，后虽未竟全功，实因中朝之政变所致，西康建省之寄出，实自赵氏树立之。​”

而一些驻藏大臣在地方还颇有善政，如乾隆年间的驻藏大臣和琳。在他到任时，正值天花流行，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往往将病患驱逐至“旷野岩洞”，任其自生自灭。和琳见此情此景甚是可怜，遂下令修建房屋，并令八世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捐给病患口粮。再如驻藏大臣松筠根据章程减免藏民赋税、平均差役，抚恤贫苦百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驻藏大臣制度是清朝前期创立的重要治藏行政制度，历任驻藏大臣多数能够履行职责，抵御外侮，整治内乱，为治理西藏、维护西藏安全做出了不小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