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上自卫队驻屯地

2026年3月26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日本首相近期渲染“外部威胁”、加速军事准备的言论作出强硬回应。一句“日本侵略过所有周边国家”，将历史的伤疤与现实的警报同时揭开。

当日本首相以“战后最严峻复杂安保环境”为由，高调谈论“新作战方式”与“长期战准备”时，国际社会的警惕雷达再次亮起红灯。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基于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与一系列正在发生的现实动向：一个曾给亚洲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其军事战略正经历着从“盾”到“矛”的危险蜕变。

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核心是“专守防卫”，即放弃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然而，这条底线正被一步步侵蚀。最显著的标志是远程攻击性武器的获取与部署。

日本防卫省已将射程约1000公里的陆基12式反舰导弹（改进型）运抵熊本县的陆上自卫队健军驻屯地。这款导弹虽冠以“反舰”之名，却具备对陆攻击能力，其射程远超日本自卫队防卫所需的地理范围。与此同时，日本开始接收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和挪威的联合攻击导弹，并计划部署射程数百公里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更在研发将其射程提升至2000公里的型号。

12式反舰导弹

日本《琉球新报》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举动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变 。日本政府将发展远程导弹包装为获取“反击能力”，但实质上，这正是其长期谋求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并非单纯的威慑，而是一种可能被用于先发制人攻击的危险工具。

日本的军事扩张不仅体现在武器上，更体现在行动与联盟上。自2015年由观察员转为正式参演国以来，日本自卫队已六度参加由美澳主导的“护身军刀”大型多国联合军演。通过这类演习，日本逐步突破“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的束缚。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日本甚至利用海外演习场，完成了在其本土受法律限制的实弹发射。例如在2023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中，日本首次在澳大利亚领土上试射了12式地对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这被外界解读为“借地练兵”，规避国内法律约束，为发展进攻能力铺路。

美日澳联合海上军演

与此同时，日本正加速修订其“安保三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并计划在2026年底前出台新的五年防卫计划 。其防卫预算已提前达到GDP的2%目标，并有意向更高的比例看齐。这一切，都与其国内政治右倾化、试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野心紧密相连。

古代至明治维新前：吸收中国兵学（如《孙子兵法》），结合本土实践形成武士道精神。

明治维新至二战：效仿西方，引入《战争论》与海权论，建立现代军队，推行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二战期间发展为强调总体战、精神决胜与速决战的侵略性军事理论。

战后初期：在美国主导下制定“和平宪法”，确立“专守防卫”原则，建立自卫队。

21世纪以来：逐步突破宪法限制，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安保法案、增加防卫预算、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等方式，持续向“正常军事大国”迈进。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驱动。国防部发言人蒋斌指出，这是日方“转移国内矛盾、误导国际社会”的企图。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石田隆至则认为，这实质上是试图推翻战后确立的非军事化与和平主义国策。

从国内看，长期的经济停滞、人口老龄化、政治保守化，使得“外部威胁”成为凝聚民意、转移焦点的便利工具。从国际看，日本试图在亚太格局变动中，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自身武装为“矛”，来确保其战略利益与影响力。其军事思想中固有的“与强者为伍”的联盟战略思维和随机应变的功利性特点，在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首相与美军官员

“我想大家都清楚一个铁的事实：日本侵略过所有周边国家。”蒋斌发言人的这句话，重若千钧。它提醒世人，日本的侵略历史不是遥远的过去，其军国主义思想也并未被彻底清算。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其著作《占领日本》中曾深刻揭示，美国战后对日政策某种程度上将其塑造为维护自身亚洲利益的工具，这为日后右翼势力的复苏埋下了伏笔。

如今，日本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甚至出现公开鼓噪拥核的危险言论，其“新型军国主义”苗头已不容忽视。这不仅是日本的国内事务，更关乎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以“集体自卫权”拓展海外军事活动，严重损害了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戒，方能避免悲剧重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清醒，看清日本“再军事化”华丽辞藻下的真实意图，坚决阻击其军国主义思潮的滋生蔓延，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平来之不易，历史的教训必须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