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在高考前夜，尸体臭了三天才被发现。葬礼上，我妈第一次抱我，哭到晕厥。可笑的是，我的鬼魂就站在遗像旁，看着她表演。
1
房东周德厚开门时，泡面汤已经发酵成绿色的沼泽。
那股味道先他一步冲出门缝，像一记闷拳砸在他脸上。周德厚后退半步，骂了句脏话，用袖口捂住鼻子。他在这栋城中村小楼当了二十年房东，闻过尿骚味、霉味、宠物尸体味，但这种甜腻的腐臭还是头一次——像夏天菜市场背后，那些没人清理的鱼内脏在塑料袋里焖了三天，又像某种过期的罐头被撬开时涌出的气体，带着铁锈和蛋白质变质的腥甜。
“203的，交租也不积极，敲门也不应……”他嘟囔着，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三圈。锁舌生锈，卡住了，发出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
203是我租的房间。十平米，朝北，窗户外头是另一栋楼的墙，距离近到能看清对面厨房贴的瓷砖花纹——那是九十年代流行的米黄色小碎花，边角已经发黑，缝隙里嵌着经年的油垢。月租四百五，包水电，是我用复读班奖学金租的。我妈陈淑兰说过，女孩子住太好的房子心会野，住太差的房子会怨，这种”刚刚好”的差，最能磨平棱角。
钥匙终于拧开。门缝泄出黑暗，还有更浓的味道。那味道有了实体，像某种湿冷的触手，顺着门缝爬出来，缠住周德厚的脚踝。他没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口喊：“许见微？交租了！再拖我就换锁了！”
他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撞在对面的墙上，碎成几瓣。没人回答。当然没人。
我飘在天花板角落，看着自己的尸体。这个视角很奇怪——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同时从所有角度观察，像一台360度运转的监控摄像头，又像一滴水融入海洋后，从每一朵浪花里看见天空。我看见自己蜷缩成虾米的姿势，膝盖抵着胸口，右手还攥着半支笔，笔帽咬在嘴里，塑料外壳上有深深的牙印。左手伸向门口，五指张开，指甲缝里嵌着墙灰——那是最后求救的本能，我试图爬向门口，但我没力气。门距离床只有两米，那两米像一道峡谷，像一道深渊，像我这辈子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
尸体穿着复读班的蓝白校服，领口有干涸的呕吐痕迹，已经变成了黄褐色。我死前吃了什么？对了，泡面。老坛酸菜味，超市促销时囤的整箱，一箱十二桶，我吃了十一桶，这是最后一桶。最后那碗没吃完，汤面分层，油脂凝结成白色的膜，像一层塑料布盖在汤面上，下面沉着没泡开的面饼，已经吸饱了水分，胀成惨白的糊状。
周德厚终于走进来。他的皮鞋踩到地上的试卷——那是我最后一次模考的答题卡，年级前十，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我写了三种解法。脚印盖在分数上，红色的”685”变成灰黑色，像一道伤疤。他走到床边，伸手推我的肩膀。
“喂，装死呢？”
手指触碰到皮肤的瞬间，他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那触感不对。我死后的第三天，尸体已经进入僵硬后的松弛期，像一袋装满水的橡胶，又像某种发酵过度的面团，表面冰凉，内部却有一种诡异的绵软。周德厚的指尖沾上了某种黏腻的东西，他低头看，是尸液，已经渗透了校服，在床单上洇出深色的人形。
周德厚的尖叫声刺穿墙壁。那声音不像人类发出的，更像某种野兽被陷阱夹住后腿时的哀嚎，尖锐，破碎，带着原始的恐惧。我看着他跌跌撞撞冲出房间，膝盖撞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的手机掉在地上，屏幕亮着，显示拨号界面——110。三个数字，一个能改变一切的号码。
但他没按下去。
他在走廊里站了整整五分钟，抽了两根烟。第一根烟他的手在抖，烟灰掉在裤子上，烫出一个小洞，他没察觉。第二根烟他冷静了一些，开始盘算。报警意味着警察来，警察来意味着调查，调查意味着这栋楼会成为”凶宅”，房租得降，甚至整层都租不出去。二十年来，他在这栋楼里见过太多事：吸毒过量死掉的、打架捅死的、烧炭自杀的，每一次报警，他的钱包都要瘪下去一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对自己说，声音轻得像叹息。
然后他下楼，去找隔壁的麻将馆老板娘借手机。用他的话说，是”手机没电了”，而不是”我房间里有个死人”。
我跟着他飘出去，又飘回来。鬼魂似乎被锚定在死亡地点，不能离开这具身体太远，像一根橡皮筋拴着，越往外拽，回弹的力道越大。我尝试飘向窗外，但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勒住腰，越往外拽，越疼——不是肉体的疼，是某种存在层面的撕裂感，像有人用钝刀子割我的灵魂。
窗外的阳光很好，六月的上午，光线透过两栋楼之间的缝隙，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金色的长条。那道光里有灰尘在跳舞，像无数细小的精灵。我想起小时候，陈淑兰打了我之后，我会躲在阳台上看灰尘，想象那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打骂，没有比较，没有”你怎么不如你弟弟”——只有光，和光里漂浮的、自由的尘埃。
警察是四十分钟后到的。两个年轻警官，一男一女，穿着夏季制服，后背洇出汗渍，像深蓝色的地图上出现了浅色的湖泊。女警官在门口就停下脚步，她的鼻翼翕动了一下，眉头微皱，右手无意识地按住了腰间的配枪。男警官走进去，拍照，记录，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翻我的眼皮——那动作很轻，像在翻一本珍贵的书，尽管我的眼球已经浑浊，像两颗泡发的白果。
“死者女性，约十九岁，死亡时间初步判断为七十二小时以上。”他对着执法记录仪说，声音平稳，像在读一份超市购物清单，“现场无打斗痕迹，发现遗书一份，疑似自杀。”
遗书。我飘到床头柜上方，看那页被塑料文件夹压住的纸。那是我用最后力气写的，字迹颤抖得像地震仪的波形，墨水在纸上洇开，像一滴滴黑色的眼泪：“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请不要怪任何人。”
假话。我专门这样写，因为我知道他们会看。真正的遗书在床底，撕碎了，混着灰尘和蟑螂屎。那上面写满了名字：陈淑兰、许建国、许嘉树。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日期和事件，像一本账簿，像一份起诉书，像我这辈子唯一真实的自传。
走廊传来高跟鞋的脆响。急促，凌乱，像一串被踩碎的玻璃珠，像某种倒计时。
陈淑兰冲进房间时，我正在研究自己的手指——鬼魂的手指，半透明，能看见对面墙上的霉斑，那些霉斑的形状像地图，像某种神秘的符文。她扑向床边，姿态像出闸的母兽，喉咙里挤出呜咽：“微微！我的微微！”
但她的指尖在距离我肩膀三厘米处停住了。
那停顿只有半秒。也许更短。但我看见了——鬼魂的时间感知很奇怪，像在水里看岸上的世界，一切都慢半拍，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她的瞳孔收缩，视线从我的脸滑向我的右手，那半支笔，然后是我的左手，伸向门口的姿势。她的目光在我的指甲上停留了一瞬，那里面有墙灰，有血迹，有挣扎的痕迹。
她的表情在变化。悲痛还在脸上，像一张面具，但底层有什么东西在计算。我熟悉这种计算。十六年来，我每天都在观察这种计算：这个表情值几分？这句话该用什么语气说？观众是谁？是警察，是邻居，还是未来可能看到的监控录像？
她掏出手机。动作很快，像某种本能，像呼吸，像眨眼。
镜头对准我的脸。对焦，调整角度，确保光线足够阴暗——窗外的光被对面楼挡住了，我的脸色在这种光线下像蜡像，像石膏模型，像某种没有生命的东西。她按下拍摄键，闪光灯亮起的瞬间，我愤怒地伸手去挡。
手指穿过手机，但屏幕突然闪了一下，像静电，像短路，像某种超自然的干扰。
陈淑兰皱眉，按了锁屏键又打开。她没发现异常，以为是系统卡顿。她开始编辑朋友圈，我站在她身后——字面意义上的，我的胸膛穿过她的后背，能感受到她心脏的跳动，平稳，有力，像一台保养良好的发动机。我看见输入框里的字：
“终于解脱了。”
光标闪烁。三秒，或者更久。她的拇指悬在发送键上方，微微发抖。那发抖是真实的，还是表演的？我分不清。然后她删掉这四个字，重新输入：“我的微微走了。”
配图是我苍白的脸，滤镜调成了黑白色，对比度拉高，阴影加深，像一张遗照，像某种艺术摄影。配文：“女儿高考前夜离世，妈妈的心碎了。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
我盯着那行被删除的字，忽然懂了——愤怒让我能干扰电路。房间的灯泡开始闪烁，警察抬头看，陈淑兰继续编辑文案，没察觉。她发了朋友圈。三十秒内，七个赞，两条评论：“节哀”“抱抱姐妹”。那些头像我大多不认识，可能是她的广场舞姐妹，可能是她的直播粉丝，可能是那些在她”辛苦单亲妈妈”人设视频下流泪的陌生人。
我尝试再次触碰灯泡，但手指穿了过去。刚才的闪烁是偶然吗？还是情绪峰值时的特殊状态？我需要学习，需要实验，需要掌握这种新的存在方式。
陈淑兰开始哭泣，真正的眼泪，带着鼻涕和哽咽。她扑到我身上，抱紧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的眼泪滴在我脸上，冰凉，像某种防腐剂，像某种封印，像某种迟来的、廉价的道歉。
“你怎么这么傻……”她哭喊，声音嘶哑，“考不好我们可以复读啊……”
假话。去年我高考失利，她说的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点打工嫁人，你弟弟还要买房”。我坚持复读，她扣下我的身份证，要我写下借条——学费是借的，工作后每月还两千，利息按银行定期算。我在借条上签字时，她数了三遍钞票，确认没有假币。
但我没有反驳。鬼魂没有声带，没有肺，没有振动的空气。我只能飘在天花板角落，看着这场表演，看着自己的尸体被装进黑色袋子，拉链拉上的声音像某种终结，像某种宣判。我看着陈淑兰在镜头前哭到需要吸氧，那氧气面罩盖住她的脸，像某种荒诞的喜剧道具。
灯泡还在闪烁。只有我注意到。那是我的摩斯密码，我的复仇宣言，我的存在证明。
2
我死在三天前。
准确地说，是七十二小时十五分钟前。死亡不是瞬间，是一个过程，像日落，像潮水退去，像某种缓慢的、不可逆的溶解。
现在是鬼魂的视角，时间像一卷可以倒带的磁带，可以暂停，可以快进，可以停留在某一帧。我飘在床底，拼凑被撕碎的日记——这是我能力进化后的发现：当我专注时，手指可以穿过实体，也能——如果足够愤怒——拨动物体。
床底很黑，有灰尘，有蟑螂屎，有我从十六岁起藏在这里的所有秘密。刚才我掀开了床垫。不是整个掀开，只是让边缘抬起一条缝，足够我飘进去。这需要技巧，像用意念控制一根羽毛，像在水下睁开眼睛，像某种古老的、被遗忘的呼吸法。
床垫下面藏着我的秘密：撕碎的日记、空药盒、一张去省城的汽车票（买了又退，因为陈淑兰说”女孩子单独出门不安全”，然后没收了我的身份证）、一张皱巴巴的奖状（小学三年级作文比赛一等奖，题目是《我的妈妈》，内容是假的，但老师给了高分）、还有一张照片，照片里五岁的我抱着一只流浪猫，陈淑兰站在旁边，她的手没有搭在我肩上，而是垂在身侧，像某种拒绝。
日记的碎片像拼图，边缘发黄，字迹褪色。我一片片拼凑，记忆随之重组，像某种考古，像某种挖掘，像从废墟里重建一座城市。
“3月15日，晴。模考成绩出来了，年级前十。打电话给妈，她说嘉树要交补课费，让我省着点花。我说是好消息，她说’哦，那你继续加油’。电话挂断的声音，像一扇门关上，像某种判决，像某种放逐。我坐在电话亭里，哭了十五分钟，然后擦干脸，去食堂买了最便宜的素菜。”
“3月16日，阴。发现药被换了。抗抑郁药变成维生素C，药瓶标签还在，但里面的药片颜色不对——应该是白色的，现在是淡黄色的，像某种廉价的糖果。报警，警察说家庭纠纷自己解决。我笑了，说’我没家人’。那个警察看了我一眼，像看一个疯子，像看一个麻烦，像看一个不值得记录的尘埃。他让我签字，‘调解完成’，字迹潦草，像某种敷衍。”
“3月17日，雨。嘉树来楼下。问我药放哪了，我说不知道。他眼睛很红，像哭过，又像没睡，像某种被逼到角落的小动物。他站了很久，雨把他的校服淋透了，布料贴在身上，能看见肩胛骨的形状——那么瘦，那么单薄，像一片被风吹弯的叶子，像我，又不像我。晚上我开始写遗书，发现手抖得握不住笔。不是害怕，是药断了之后的戒断反应，像有蚂蚁在血管里爬，像电流在神经末梢跳舞。我数了剩下的药片，七颗。按原来的剂量，还能撑一周。但如果继续吃维生素，我可能撑不到高考。”
纸片在我指尖发抖。不是风，是记忆里的颤抖传到了鬼魂的手指上。我忽然想起更多细节：那个雨夜，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楼下的许嘉树。他站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他最终没有上楼，转身走进雨里，脚步很慢，像某种告别，像某种投降。
我飘向空调外机。这是鬼魂的优势——穿墙，像水穿过网，像光穿过玻璃，像某种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存在。外机后面有个缝隙，藏着那个空药瓶。标签写着”陈淑兰，2023年6月”。一年前开的药，从未给我。她给自己吃真正的抗抑郁药，给我吃维生素——让我保持脆弱，让她保持”辛苦照顾精神病女儿”的人设，让所有人相信她是一个伟大的、隐忍的、被命运辜负的母亲。
门锁转动。钥匙碰撞的声音，像某种警报。
我猛地附身台灯，将意识压缩进钨丝，感受电流穿过我的虚无。灯泡疯狂闪烁，像某种癫痫，像某种警告，像我的愤怒有了形状。这是新掌握的技巧：将意识压缩进电器，干扰电流，像寄生虫，像病毒，像某种入侵。
周德厚骂骂咧咧进来：“又跳闸？这破电路，该换整个线路了……”他检查插座，手指在塑料外壳上摩挲，我趁机飘到窗帘后，感受布料的纹理，粗糙，廉价，像某种伪装。他没发现床垫被掀开的痕迹，嘟囔着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远，像某种解脱。
但日记还有最后一页。我飘回去，拼凑最后碎片，像拼凑我破碎的一生。
字迹潦草，墨水被水渍晕染——那是我的泪，或者雨，或者某种混合的液体：“如果我死了，他们会后悔吗？”
日期是2022年6月7日。
三年前。我第一次高考那天。数学考砸后，我在草稿纸背面写下这句话，然后撕碎，吞进肚子里——不是想死，是想把这句话消化掉，让它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证据，不是把柄，不是被陈淑兰用来证明”我女儿精神有问题”的证物。
原来我早就想死了。原来死亡不是冲动，是慢性病，是长期的营养不良，是慢性的中毒，是某种从童年就开始的、缓慢的、不可逆的衰竭。
3
葬礼在城郊殡仪馆举行，最便宜的那种，大厅能容纳五十人，租金八百，包含音响设备和一位念悼词的司仪。那司仪是个中年男人，秃顶，穿着不合身的黑西装，念错了我的名字三次——“许见微”念成”许微见”，又念成”许见薇”，最后干脆说”这位年轻的逝者”。
来了八十多个人。多出来的站在走廊，大多是陈淑兰的广场舞姐妹和直播粉丝，她们穿着鲜艳的衣服，在黑白照片前自拍，滤镜调成”怀旧”或”黑白”，配字”姐妹节哀”“太心痛了”。
陈淑兰哭到需要吸氧。她躺在折叠椅上，脸色苍白得像纸，由两个姐妹搀扶着，其中一个在直播，镜头对准陈淑兰的脸，弹幕刷过”心疼阿姨”“伟大的母爱”“看哭了”。社区主任握着她的手，那双手保养得很好，涂着裸色指甲油，戒指是黄金的，刻着福字：“淑兰啊，你辛苦了，把女儿养这么大……”
她抽泣着，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满分试卷——那是我复读这一年的模考卷，她从未问过内容，从未看过分数，此刻却能准确说出分数：“685分，年级前十……如果活着，能上一本……如果活着……”
那语气里的遗憾，像一层糖衣，裹着”我早就知道她会这样”的得意，裹着”我给了她那么多，她还是不争气”的控诉，裹着”现在你们看到了吧，我有多难”的表演欲。
我附身在一个老妇身上。这是新能力——短暂占据活人的身体，但只能控制五感，不能控制行动，像某种寄生，某种共生，某种偷窥。我透过老妇的眼睛看，那是一双白内障的眼睛，世界像蒙着一层磨砂玻璃；透过老妇的耳朵听，听力衰退，所有声音都像从水底传来，模糊，遥远，带着回响。
陈淑兰对另一个亲戚说，那亲戚我不认识，可能是她娘家的人：“微微心理素质太差，考砸了就钻牛角尖。我早该发现的……我天天给她做好吃的，她都不吃，说要减肥，女孩子爱美……”
假话。我模考年级前十，不是考砸。我已经三个月没吃过她做的饭了，我在出租屋煮泡面，因为她说”来回跑太费钱，你弟弟补课要用车”。但她需要这个叙事——脆弱的女儿，尽职的母亲，命运的悲剧，一个完美的、无法被指责的受害者。
角落里，一束白菊突兀地立着。在这个充满塑料花、花圈、纸扎别墅的世界里，那束白菊太真实了，真实得像一个错误，像一个闯入者，像某种不合时宜的道歉。
卡片没有署名，只写：“对不起，没帮到你。”
字迹工整，像学生的作业，像某种练习过无数次的、无法释怀的愧疚。
我飘过去，看见女警郑桐的背影。她穿着便服，没戴警徽，头发扎成马尾，发尾有些分叉，像很久没修剪了。我想起她——三个月前，我报警说药被偷，是她出的警。那时她刚调来这个片区，眼睛还很亮，不像现在，像蒙着一层什么。
她说”家庭纠纷建议调解”，我说”偷药的是我弟弟”，她记录的动作顿了顿，笔尖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那墨点像一颗痣，像一滴血，像某种无法擦除的印记。
那束花在黑白世界里，是唯一的光。是唯一没有表演性质的、真实的存在。
陈淑兰突然捂住胸口，缓缓倒下。动作很优雅，像某种舞蹈，像排练过的戏剧。人群惊呼，主任扶住她，那姿势像某种拥抱，像某种支撑。我从鬼魂视角看见——她倒下前，嘴角极快地弯了一下，0.3秒，也许更短，但鬼魂看得见。那是表演成功的满足，是观众反应良好的确认，是”这次应该能涨粉”的计算。
同时，郑桐的目光落在陈淑兰口袋上。那里露出药瓶的一角，蓝底白字，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标志，和我在空调外机里藏的那瓶一模一样。
陈淑兰下意识按住口袋。两人同时警觉，像两只相遇的野兽，同时竖起毛发，同时露出牙齿，同时评估对方的威胁程度。
郑桐走过去，蹲下身，假装帮忙搀扶，动作很自然，像训练过无数次的急救姿势：“阿姨，您口袋里的药……是许见微的吗？”
陈淑兰的眼神闪烁，像水面上的阳光，像破碎的玻璃，像某种无法聚焦的慌乱：“是我的……我有高血压……老毛病了……”
“能给我看看吗？”郑桐的声音很轻，像询问天气，像闲聊，像某种陷阱。
“不行……私人东西……不方便……”陈淑兰的手按得更紧了，指节发白。
郑桐没再追问。但我在她眼睛里看见了怀疑——那种警察特有的怀疑，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像发现猎物的蜘蛛，像某种无法关闭的、职业性的警觉。
她记住了。我知道她记住了。那是她的本能，她的天赋，她作为警察的唯一价值——在所有人看见”可怜的母亲”时，她看见了”药瓶”，看见了”闪烁的眼神”，看见了”按紧口袋的手指”。
这很好。这是我需要的。我的复仇不是独自完成的，我需要盟友，需要证人，需要有人在我消散后，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4
郑桐调出了我的报警记录。
那是她加班的第三个小时，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台灯的灯光在墙上投下巨大的影子，像某种怪物，像某种陪伴。她打开内部系统，输入我的身份证号，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蓝白色的，像某种面具。
“3月16日，许见微报警称抗抑郁药被家人调换，处警结果：家庭纠纷，建议自行调解。”她念出这行字时，指尖敲了敲桌面，那节奏像某种密码，像某种焦虑的宣泄，“当时谁出的警？”
“我。”老警察打哈欠，姓王，干了三十年，还有两年退休，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搪瓷杯，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漆已经掉了一半。他走过来，弯腰看屏幕，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小姑娘神神叨叨的，说弟弟害她。没证据，我们能怎么办？家庭纠纷，天天有，个个管？我们管得过来吗？”
他的语气里有某种疲惫，某种麻木，某种”我见过太多所以什么都不奇怪”的冷漠。郑桐没说话，但她抿紧了嘴唇，那是一条笔直的线，像某种克制，像某种不认同。
她打开电脑，调出许嘉树的询问录像——葬礼后例行询问，每个家属都要录，走流程，像某种仪式，像某种不得不完成的 paperwork。
画面里，许嘉树低着头，十六岁的少年，肩膀单薄，像一片被风吹弯的叶子，像我，又不像我。他的校服很干净，熨烫过，领口有洗衣液的香味，某种柠檬味，廉价的，刺鼻的。我的校服从来没有这种味道，我的校服有霉味，有汗味，有食堂的油烟味。
“你最后一次见姐姐是什么时候？”
“三天前。”声音很轻，像蚊子叫，像某种不想被听见的忏悔。
“具体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十点多。”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敲击，右手食指，三下，停顿，再三下。那是紧张的节奏，是撒谎的节奏，是我熟悉的节奏——我自己撒谎时也是这样。
“她吃什么药？”
“抗抑郁药……”许嘉树脱口而出，然后僵住，像突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像某种本能暴露了秘密，“就是……那种白色的药片……”
郑桐按下暂停键。画面定格在许嘉树的脸上，他的瞳孔收缩，像某种受惊的动物，喉结滚动，像吞咽某种苦涩的东西，右手拇指无意识摩挲食指——紧张，或者撒谎，或者两者兼有。
药名。许见微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过具体药名，除非他确实接触过药瓶。她放大画面，观察这些微表情，像阅读某种外语，像破解某种密码。
她关灯睡觉，躺在出租屋的床上，天花板上有水渍，形状像某种地图，像某种未知的国度。我在她梦境边缘徘徊，尝试托梦——这是新能力，不稳定，像用湿手抓肥皂，像捕捉风，像抓住流水。
画面支离破碎，像信号不好的电视，像坏掉的投影仪：药瓶、陈淑兰的脸、我写”妈”字的窗玻璃、雨夜、许嘉树的红眼睛、还有——我自己的脸，苍白，浮肿，已经不再是人类的脸，而是某种物体，某种证据，某种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郑桐惊醒时，满头大汗，心脏狂跳，像刚从水里被捞出来。她只记得三个字：“药……妈妈……”
她打开台灯，灯光刺眼，像某种审判。她开始重新调查，像某种本能，像某种无法停止的执念。
指纹比对结果出来那天，她在办公室坐了很久。那是一份普通的报告，白色的纸，黑色的字，但对她来说，像某种判决书，像某种真相的碎片。
遗书上有三枚指纹：我的、许嘉树的、还有一枚——陈淑兰的。三枚指纹，像三个血指印，按在她脑门上，按在她的 conscience 上，按在她作为警察的、无法逃避的责任上。
她想起我报警时说的话：“偷药的是我弟弟。”当时她以为那是妄想，是精神疾病的症状，是某种青春期的 drama。现在她不确定了。现在她想起我的眼神，那种平静，那种绝望，那种”我知道没人会相信我但我还是要说”的固执。
她拿起电话，打给法医，打给房东，打给所有可能知道什么的人。这是她的方式，她的复仇，她的救赎——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真相，通过记录，通过让那些被忽视的声音被听见。
5
陈淑兰成了网红。
“怀念女儿”的账号三天涨粉十万，像某种病毒，某种瘟疫，某种无法停止的传播。第一条视频：她坐在我的书桌前，抚摸我的课本，那课本是许嘉树的，数学必修三，扉页上有他的名字，字迹工整，像印刷体。她的眼泪滴在”许见微”三个字上——那是她用红笔写的，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书桌上，像某种标签，某种所有权标记。
“这是微微的座位，”她说，声音嘶哑，像哭坏了嗓子，“她总坐在这里学习到深夜……有时候我半夜起来，还看见灯亮着，我说’微微，早点睡’，她说’妈，我再做一套题’……”
假话。那个书桌是许嘉树的，我的书桌在阳台，用折叠桌拼的，冬天漏风，夏天暴晒，桌面有晒褪色的痕迹，像某种皮肤病。我晚上学习时，陈淑兰从未起来过，她睡得很沉，像某种没有梦的、满足的生物。如果灯亮着，她会骂”浪费电”，然后关掉总闸。
第二条视频：她展示我的衣柜，拿出一件粉色连衣裙，蕾丝花边，泡泡袖，像某种童装，某种不合时宜的幻想。“这是她最喜欢的衣服，”她说，把裙子贴在脸上，像某种拥抱，“说要穿着去大学报到……要穿着去见我……”
假话。那是陈淑兰喜欢的颜色，她给我买的，我一次没穿过，挂在衣柜最深处，像某种羞耻，某种拒绝承认的过去。我的衣服是黑、白、灰，便宜，耐脏，不引人注意，像某种保护色，像某种隐身衣。
第三条视频开始直播。她坐在镜头前，背景是我的遗照，黑白，放大，像某种审判，某种注视。她讲述”如何辛苦供女儿读书”，讲述”单亲妈妈的艰辛”，讲述”我把一切都给了她，她还是走了”。弹幕刷满”心疼妈妈”“伟大的母爱”“看哭了”“打赏”，礼物像雪花一样飘过屏幕，虚拟的，但兑换成真实的钱。
我附身在她右手上。这是能力的新用法——不是完全控制，而是像寄生虫一样附着，干扰神经信号，像某种病毒入侵电脑，像某种根系缠绕树木。我感受她涂了护手霜的皮肤——滑腻，像蛇，像某种冷血动物，像某种没有温度的、生存本能驱动的生物。
她开始写字。我全力控制那根食指，对抗她的意志，对抗她的神经系统，对抗她作为活人的、强大的、本能的排斥。笔在纸上划出痕迹，颤抖，歪斜，但清晰：“药——是——我——拿——的——”
陈淑兰的左手突然按住右手。镜头拍下了这诡异的一幕：她的右手在纸上挣扎，像某种独立的生物，像某种被附身的肢体，左手死死压制，像两个人在搏斗，像某种精神分裂的现场。她的脸扭曲，额头冒汗，嘴唇颤抖，眼睛瞪大，像某种恐惧，像某种被揭穿的恐慌。
弹幕爆炸：“妈妈怎么了？”“好像中邪！”“快叫救护车！”“是不是女儿回来了？”
她强行停止直播，冲进卫生间，脚步踉跄，像某种逃跑。我对着镜子，用她颤抖的嘴唇说：“你斗不过妈妈。”那是她的口头禅，她对我和许嘉树说的话，现在我还给她。
但我已经能触碰镜面了。所有力气灌进手指，感受玻璃的冰凉，感受表面的张力，镜面泛起白霜，像某种呼吸，像某种印记。我写下两个字：“等着。”
陈淑兰尖叫，那声音不像人类，像某种动物被宰杀前的哀嚎。她用袖子疯狂擦拭镜面，但霜痕已经刻进玻璃深处，像一道疤，像某种无法擦除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是我的承诺，我的预告，我的复仇时间表。
6
郑桐再次梦见我。
这次更清晰，像高清电影，像某种无法逃避的现实。出租屋、房东、硬盘、监控画面。她醒来时，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窗外有鸟叫，某种早起的鸟，叫声凄厉，像某种警报。
她开车去警局，收音机开着，电流杂音组成模糊的字节，像某种干扰，像某种信号：“三——天——前——妈——妈——来——过——”她猛地关掉收音机，但声音还在，在她的脑海里，像某种回声，像某种无法关闭的频道。
她凭直觉找到周德厚。老人正在和媒体记者讨价还价，像某种市场交易，像某种拍卖。“监控可以卖，但得加钱……十万，少一分不行。这视频值钱，你们不知道，那妈妈……啧啧……”
“许见微的案子，”郑桐亮出证件，动作很快，像某种武器，“你隐瞒证据，涉嫌包庇。那女孩死了，你拿着监控卖钱？你的良心呢？”
周德厚慌了，像被抓住的小偷，像被揭穿的骗子：“我就是不想惹麻烦！她妈三天前来过，待了二十分钟，走的时候拿着药瓶……这能说明什么？我又不知道她会死！我要是知道，我肯定会报警的！”
监控画面里，陈淑兰走进出租屋。她穿着那件米色的风衣，那是我去年用奖学金给她买的，为了她的生日，为了某种讨好，某种”你看我对你多好”的证明。二十分钟后出来，手里拿着药瓶，白色的，塑料的，普通的，但对她来说，是武器，是工具，是控制我的手段。
走到门口时，她突然回头望向窗户。那动作很快，像某种本能，像某种警惕。
窗户里，我——生前的我——正站在玻璃上哈气，写一个字：“妈。”
那个字在玻璃上化了，像她没流出来的眼泪，像她从未给过的、真实的情感。我没有开门，因为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声音很轻，但足够我听见：“……死了才好，死了省心，死了我就轻松了……”
那是她的真心话。那是她在闺蜜面前说的话，那是她在卸下”伟大母亲”面具后的真实想法。我听到了。我记住了。我把它写进了床底的日记，写进了我的遗书，写进了我的死亡证明。
郑桐问：“为什么三天后才报警？”
周德厚低头，像某种认罪，像某种羞愧，但更多的是一种麻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世道，谁不是各扫门前雪？我老了，我不想惹事，我只想收租，我想安安稳稳地过几年……那女孩……那女孩我看着她搬进来的，那么瘦，那么安静，像某种影子……但我没管，我管不了那么多……”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像某种消散，像某种被风吹散的尘埃。
郑桐看着他，眼神复杂，像某种理解，像某种厌恶，像某种无法评判的无奈。她拿走了监控硬盘，像拿走了某种圣物，某种证据，某种能让真相大白的关键。
7
陈淑兰的日记藏在床底铁盒里，锁锈死了，像某种决心，像某种不想被打开的过去。
我附身锁孔，让金属内部结晶、脆化。这是能力的精细用法——不是暴力破坏，而是改变分子结构，像某种腐蚀，像某种时间加速，像让十年的锈蚀在一瞬间完成。郑桐打开时，锁芯碎成粉末，像某种魔法，像某种超自然的现象。
她看见1999年的字迹，纸张发黄，墨水褪色，但字迹清晰，像某种刻痕，像某种无法愈合的伤口：
“又生了个女儿。婆婆说我是赔钱货，老公打了我，用皮带扣，打在背上，看不见的地方。我把她扔在公园长椅上，走了。后来邻居送回来，说我狠心。我抱着她哭，不知道是后悔还是恨。她那么小，那么软，像某种没有骨头的动物，像某种负担。”
2005年：“许见微拿了三好学生。我说女孩子读书没用，她眼睛里的光灭了。那光让我害怕，像我年轻时，像那个想考大学却被家里嫁掉的自己。我不能让她重复我的路，不，我不能让她超越我，我不能让她看不起我。”
2022年：“医生说我需要抗抑郁药。我给许见微吃维生素，她以为自己在治病。她不知道，脆弱的女儿才需要妈妈。健康的女儿会飞走，像那个男人一样，像那个离开我的、说我是疯子的、再也不会回来的男人一样。”
2024年3月15日：“她考前十，打电话来，声音很兴奋，像某种讨好的小狗。我说嘉树要交补课费，两万。她的声音很轻，说’妈，我这次考得很好’。我挂了电话。不能让她考出去，她会离开，像那个男人一样，像所有离开我的人一样。我要让她留下，哪怕是以尸体的方式。”
郑桐找到当年的公园邻居。老太太已经八十岁，住在养老院，但记忆清晰，像某种刻录在石头上的文字：“那女人不是第一次扔孩子，之前还扔过一次，在河边，被我们捞回来的。那次她跑得更远，差点出城，像真的要抛弃，像真的不要了。我们骂她，她说’你们不懂，带着她我活不下去’。我们不懂，我们确实不懂。”
我附身日记本，让字迹浮现又消失，像某种魔术，像某种恐吓。陈淑兰看着纸上的字——“妈妈，我记得公园的长椅”——日记本在她手里发抖，像握着自己的罪证，像握着某种会咬人的东西。
她对着空气说，声音颤抖，像某种崩溃的边缘：“你回来干什么？你本来就不该出生。如果没有你，我会过得很好。如果没有你，他会留下。如果没有你……”
录音笔的红灯亮着，藏在郑桐的口袋里，像某种眼睛，像某种见证。红灯闪烁，像一颗小小的心脏，像某种活着的证明。
8
回魂夜，我的能力达到巅峰。
那是死后的第七天，传统上说，鬼魂会回家，会告别，会完成最后的执念。但我不需要告别，我需要审判，我需要复仇，我需要让真相像血一样流出来，让所有人看见。
陈淑兰正在直播，讲述”女儿最后的日子”，观看人数：五十万，像某种城市的人口，像某种庞大的、无形的、贪婪的注视。弹幕滚动太快，看不清内容，像某种瀑布，像某种倾泻的、无法停止的语言。
我完整附身她。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她的意识被挤压到角落，像被塞进衣柜深处的旧衣服，像某种被遗忘的、不再合身的过去。我的眼睛是她的眼睛，我的声音是她的声音，我的意志是她的身体。
“2024年3月17日，”我说，用她的嘴，感受她的牙齿，她的舌头，她的声带，“我拿走许见微的抗抑郁药，看着她崩溃。我三天后才去出租屋，她已经不会动了，身体冷了，硬了，像某种家具，像某种终于不再反抗的物体。我擦掉她写在玻璃上的字，编辑朋友圈，等她臭了才报警。因为这样更真实，因为这样更像一个悲伤的母亲，因为这样能涨粉，能赚钱，能让我成为网红。”
弹幕停滞了一秒，像某种集体的窒息，像某种无法处理的震惊。然后爆炸：“杀人犯”“快去报警”“这是什么情况”“被鬼附身了？”“妈妈被女儿附身了？”
郑桐带警察闯入时，陈淑兰——或者说，我——正坐在镜头前，微笑着。那微笑是我的，不是她的，是那种平静的、解脱的、终于说出真相的微笑。
她尖叫，夺回身体的控制权，像某种溺水者抓住浮木：“不是我！是鬼！是许见微的鬼！她控制了我！她说的都是假的！”
我现出鬼魂真身。回魂夜，活人可见，这是规则，这是代价，这是最后的机会。我穿着死时的校服，蓝白色的，有呕吐的痕迹，有尸液的污渍，有死亡的印记。右手攥着半支笔，左手伸向门口——那是最后求救的姿势，凝固成永恒，像某种雕塑，像某种纪念碑。
陈淑兰崩溃后退，像某种被审判的罪人，像某种终于面对后果的存在：“你不是我女儿……你不是……我女儿不会这样对我……”
“对，”我说，声音很轻，但足够所有人听见，像某种耳语，像某种宣告，“你从未有过女儿。你只有一个道具，一个工具，一个用来博取同情的、会呼吸的、终于不再呼吸的物体。现在，你失去了她。永远地。”
她被押走时，手铐在手腕上闪着光，像某种 jewelry，像某种她从未给过我的、昂贵的、象征束缚的礼物。许嘉树站在人群外，他没被起诉——证据不足，年龄未满十六岁——但将永远活在”姐姐因我而死”的阴影里。他鞠躬，幅度很大，像要把脊椎折断，像要把身体对折成一封道歉信，像某种无法完成的忏悔。
郑桐在墓前放了一束白菊。那是冬天，花上有雪，像某种装饰，像某种纯洁的、虚假的覆盖。她说：“这次我帮到你了。”
我触碰花瓣，感受它们的脆弱，它们的短暂，它们的美丽。留下一道霜痕，像某种签名，像某种存在过的证明。霜痕在晨光里慢慢融化，像一声没说完的谢谢，像某种无法完成的告别。
太阳升起时，我消散了——不是死亡，是终于不需要存在。不是消失，是成为某种更广大的东西：风，光，灰尘，或者只是，终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