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农业强国是构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实根基的关键所在。农业强国离不开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引擎和源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生产力路径，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新动能。由于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高，需全要素协同和全过程管理才能形成最终产出，加之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联通不畅，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生产资料、产业链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跃迁，无疑对农业科研创新、要素集成和服务功能拓展以及新模式对国情农情的适应改造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我国全面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关头，农业不仅要在国家安全、经济支撑、生态保障等方面继续发挥“战略后院”作用，也亟须着眼于更高水平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界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对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分析和生产力理论演变的脉络梳理。另一方面，学者们针对某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强国建设目标、传统要素与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以及新质生产力测度等角度展开了探讨。本文基于前沿农业技术颠覆性突破的典型事实，以及这些颠覆性突破对大幅提升生产率和解决农业农村发展瓶颈问题的边际贡献，以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内容为框架，凝练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阐述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在关联，以期为下一步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瞄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筛选实践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应用案例提供经验和理论支持。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要义是创新，关键在质优。随着重大科技突破不断涌现，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均存在新质生产力产生、发展并逐步改进传统生产模式和替代传统要素的机会。同时，农业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受限于动植物生长繁殖的自然规律，并且面临我国“大国小农”这一特有的生产格局等客观条件，这些因素既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适应的场景，也是其发展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成果
哈佛大学克里斯坦森教授认为，创新可分为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在生产力提升方面，渐进性创新带来稳步的技术进步，而颠覆性创新则推动生产力的质变和跃迁，从而实现生产前沿面的大幅提高。近年来，我国在水稻光合作用和氮素利用效率的高产基因研究、泛基因组分析、早粳稻育种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推动水稻生产技术水平又一次跃升。可见，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在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深度融合基础上的颠覆性创新突破。这种突破经过进一步的应用开发，能够转化为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其技术路径和原理具有根本性的变革特征，旨在实现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二）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兴要素的集中体现
新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基础设施、物质装备、机械化水平、科技贡献率等取得长足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科技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些正是新兴要素替代传统要素的体现。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正从产量目标向质量效益导向和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变。随着传感器、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的引入，农业生产过程、生产环境和市场变化等各类信息得以数据化，这有助于将复杂技术凝练成简单、易操作的技术流程，由此放宽了技术扩散条件，让技术使用的门槛变得更低。农民可以依靠数字化“外脑”，实现技术、效益和规模的多维最优决策。这种多维决策改变了农业技术扩散的基本逻辑，农户受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对技术采纳的影响程度降低，技术扩散从单项技术的培训和示范，发展演化为瞄准最终效益的一揽子全过程技术服务（见图1）。
（三）农业新质生产力是高效集约模式的集成
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分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高效集约模式形成。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加速应用，为实现新兴技术同农业生产的融合，构建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从当前技术融合和场景应用情况看，未来现代农业高效集约模式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解决智能农机与地形地貌和农艺相适应的问题，大幅提高农业全程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单位劳动生产率；二是催生市场化农业技术服务产业，形成生长多环节、保姆式技术服务业态，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以更加高效的方式助力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落到实处；三是促进社会化服务模式和组织形式多元化，信息化、智能化同农业社会化服务深度融合，服务范围向农、林、牧、渔业主要生产环节扩展，主要农产品生产环节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甚至向产后销售服务延伸。
（四）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政策改革迸发的新动能
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制度演进与技术进步双向适应、相互建构、协同演进，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最大程度调动和激发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主动性，并遵循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始于科学突破，集成于技术应用，最终实现更加高效、协调的新质生产力。在此过程中，随着技术价值链的贯通与创新链的完整构建，技术、制度和资源禀赋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见图2）。
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强国建设的逻辑关联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对发展生产力水平和优化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强国建设赋能提速。
（一）新质生产力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保障强的基础
在国际局势动荡与全球经济衰退交织演进背景下，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特别是军事冲突对全球粮食和农资供应能力的影响，迅速通过供应链、价值链和金融市场波及全球粮食和农资市场，引发全球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为坚持产量和产能、数量和质量、生产和生态一起抓，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必须依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来化解耕地水资源约束、环境压力、气候变化影响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突出问题，推动要素配置优化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方向一致，发展新要素创制模式和提升配置效率。此外，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可以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加快推进粮食产业的“产、运、储、加、销”全链条转型升级，延伸粮食产业链并提升价值链的整体水平。
（二）新质生产力引领创新驱动方向，是科技装备强的保障
科技装备是建设农业强国的物质基础，是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新质生产力通过整合多种技术要素，形成系统性功能、互补性效用、稳定性结构的要素合集，其中颠覆性技术的优化升级，不仅改进了劳动资料，更引领了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结构转型，持续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蓄势赋能。此外，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装备与数实融合，体现了数字技术革命引致生产力跃迁的时代内涵，加速农业装备数字化升级、网络化发展和智能化改造，使得信息数据等要素嵌入形成传感器、算力、云服务器等新型劳动资料，数字技术的扩散推动农业装备产业链的创新提质。
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装备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推动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装备水平的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接续涌现，通过技术牵引、产业联动、链条延伸等途径，提升了农业精准化作业水平，诱致农业生产社会化分工更加精细，实现规模经济与价值倍增的双重效应。
（三）新质生产力带动数字智能服务，是经营体系强的切口
经营体系强的切口在于依托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智服务牵引，推动经营体系建设提“智”增“质”。新质生产力具有技术和资本高度集中的特征，其借助数智服务平台，形成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模式，通过实时感知、智能决策、精确控制等综合提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驱动传统农业生产向智慧农业转变。同时，新质生产力构建公平竞争环境，通过价格透明降低交易成本；依托数字技术扩大市场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搜索范围，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透明和高效的竞争环境，有助于打破“数据壁垒”“信息孤岛”，减少因价格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增加。尤为重要的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性服务业数智化、专业化程度的逐渐加深，新质生产力不仅关注单个主体的数字化转型，还强调农业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协同性。大托管模式将现代要素引入小农户，重构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共生发展生态，小农户通过土地整合、利益协调、契约治理等方式实现再组织化，这些措施共同作用和提升了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对接大市场的能力。
（四）新质生产力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是产业韧性强的关键
发展新质生产力可带来多元化和高科技化的新型食品，拓宽食物来源、丰富供给品类，有助于突破区域资源禀赋制约，形成传统种植和现代合成生物学统筹、有机物和无机物并举的未来食物生产格局。加快新型食品的研发，不仅是占领相关学科技术前沿和提升科技竞争力的必要举措，也是分散农业供应链内外冲击和降低食物供应风险的重要途径。提升新质生产力与算力应用密切相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构建风险评估模型，能快速高效处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海量数据，尤其针对突发事件能够提供预警响应，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增强农业产业韧性。此外，农业风险还体现在物流仓储环节，新基建和现代物流仓储设施建设将5G、新能源、物联网等新设施新技术装备到农业流通领域，推动了农业产业链基础设施底层架构的迭代升级，优化了农产品物流路径规划和资源配置：在产区，重点完善收储网点、调整仓型结构；在产销平衡区，重点提升收储网点的收购、储备、保供能力；在销区，重点加强储备库建设、提升应急保供能力。
（五）新质生产力整合“产购储加销”，是竞争能力强的途径
提升农业竞争力不仅依赖于先进技术的应用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通过拓展产业、创新产品，促进农业生产全程优质、全链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前瞻性为提升产业发展质量注入了活力，不仅催生现代农业新模式、新业态，开辟农业发展新赛道，而且塑造发展了新动能新优势，促进农业生产经营面向需求、适应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相较于传统生产，新质生产力意味着更高素质劳动者、更高科技含量生产资料、更严质控标准，能够推动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变革，缓解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新质生产力包含的数据要素促进供需精准匹配，高效打通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传统堵点，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缓解供需错配矛盾，畅通经济循环。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
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变化，然而整体实力特别是产业竞争力与农业强国仍有差距。根据前沿科技创新突破及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普遍规律，并结合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和典型特征来看，我国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农业强国建设仍面临以下关键问题。
（一）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多，转化能力弱
前沿科技创新突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虽然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整体跃入世界前列，但与农业强国的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一是农业科研投入强度不足，且投入与需求错位。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5%～0.8%，我国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的科研投入强度仅为0.58和0.72，远低于制造业平均1.55的投入水平。二是我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发展不足，面临“卡脖子”风险。我国白羽肉鸡和肉牛等畜禽种源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高端农机制造依赖进口，农用传感器、精密液压等关键部件仍受制于人。三是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足。当前我国一主多元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尚未建成，新技术、新品种面临“最后一公里”困境，难以有效落地。
（二）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尚未成为创新主体
建设农业强国，必须把企业作为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然而，我国农业企业尚未成为农业科技创新主力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能力不强。一是政府对农业企业的研发支持较少，但项目和论文导向的科研普遍存在同生产实践脱节、与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的问题，阻碍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农业强国建设进程。二是企业研发动力和能力不足。受经营目标、资金投入能力和研发能力限制，企业更倾向于拿来主义，而他们在寻求与科研机构合作时，又面临沟通和协调障碍，使研发供给与企业需求错位，最终结果就是产学研用协同不够，企业无心研发或者有心无力，难以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受阻。
（三）农业农村人才不足，持续发展后劲弱
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各类人才的支持，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也是建设农业强国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但当前我国的农业农村人才总量和结构与农业强国建设要求还存在差距。一是农业农村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更加缺乏。二是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50岁及以上的占比超60%。当前，现代农业装备工具、技术条件、经营模式和智慧化水平正发生深刻变化，对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实用人才、科研人才和推广人才需求日趋迫切，但当前对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的管理能力培养不足，智慧农业人才更是十分短缺。
（四）金融政策的创新支持不够，深度融合体系亟待完善
科技金融创新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保障。构建农业强国必须依托健全的“产业-创新-金融”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金融体系。农业生产具有高利润高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农业科技创新过程还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受此影响，金融机构很难评估农业科技创新的风险，也无法有效监测和控制农业科技创新过程，导致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放贷信心和意愿不足。与此同时，在以防范金融风险为首要责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为规避信贷风险，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十分严格的风险控制流程和审查程序，这使信贷周期长、不确定性大的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更难以获取金融信贷支持。现实表明，传统银行机构的运营模式和经营能力已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新形势。我国农业科技金融发展与农业强国建设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农业科技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还不够健全，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信息平台等中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五）新兴要素开发利用不充分，制约竞争力潜能
新兴要素的开发利用水平往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农业发达程度及前沿地位，是农业竞争力的重要基石。但当前我国对农业新兴要素的开发利用水平较低，制约了我国农业竞争力提升。一是智慧农业技术推广度不高。多数农村地区发展智慧农业的基础设施薄弱，我国农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农业机械、互联网技术等新兴事物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不强。这些都限制了智慧农业的推广和普及。二是农业大数据要素利用率低，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落后。由于农业数据分析应用能力不足，数据要素价值发挥不充分，数据共享壁垒森严，共享严重不足，这导致农村对信息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水平过低。三是生物育种技术储备不足。我国种业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但生物育种专利数量仅占全球的5%，且转化率不足10%。新兴技术要素开发利用不充分，表明我们在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农业强国方面还有较大进步空间。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推进路径
（一）以供给保障为底线，增强新质生产力适用性
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按照碳水、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均衡供给的健康饮食指导，统筹粮食生产与其他作物的关系，协调推进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种食物有效供给。国家严守耕地红线、提升耕地质量，目标是增强粮食供需关系的平衡能力，着重提升口粮保障能力，所以未来的基本路径是在稳住播种面积的基础上，走主攻单产的技术路线，为优化粮经比例创造条件。要根据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消费市场的细分情况，按照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经则经的要求，增强新质生产力适用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发展草原、林地、海洋现代生态种养业。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优化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以优良品种为牵引，引入新模式和集成全链条综合技术，发挥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在种植模式上，要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粮经间作套种、倒茬轮作等模式，利用以大数据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赋能技术，发挥其催化、黏合和倍增作用，融合农业地域性、季节性、多样性等复杂因素，采取跨学科系统方法来解决间作、套种、轮作的土壤肥力恢复、病虫害防治、化肥农药利用率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以科技装备为引擎，增强新质生产力原创性
三次技术革命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受益于科技创新衍生的红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蓄势待发，此次产业技术革命以智能化为核心，其创新的幅度远超以往三次技术革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在农业领域中，颠覆性创新与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的跨学科交叉技术发展与应用紧密相关，将数据信息的采集、分析和模拟嵌入到科研创新全流程，展现了科研创新的整体性、高通量、迭代演进以及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鲜明特点。
因此，亟须建立起专业化的大数据研究支撑部门和平台，建立健全创新基础材料和平台共享机制，瞄准一体化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以及产加销与技术服务高效能产业链和创新链建设。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开放自由科研的各自优势，最大程度地调动政府机构、高校、科研单位、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事关国家战略和百姓福祉的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之中，通过构建政产学研用各类主体相互协作、协同攻关的组织模式，保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任务攻关聚心聚力。
（三）以经营体系为重点，增强新质生产力广惠性
小农户生产模式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面，要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小农户的服务带动作用，构建适应国情农情的农户技术进步长效机制。围绕组织小农户、服务小农户、提升小农户的目标，需强化技术服务、价值拓展、政策支持三大保障作用。在技术服务过程中，服务主体可以通过与技术供给方的互动和联合试验，以实践效果反哺技术研发，推动技术修正发展。在价值拓展方面，高效的技术服务能够降低技术应用门槛，打破农户在技术采纳方面的局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放宽技术推广对农民受教育程度、认知水平和劳动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为农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技术指导。服务主体依托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满足生产实践中的农户需求，促进各个生产环节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为重点，通过信息技术进一步精准量化生产要素贡献，建立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利益分享机制，让小农户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四）以产业韧性为导向，增强新质生产力完备性
新质生产力深刻重塑生产要素，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可持续发展路径，从而赋能农业韧性，增强农业产业体系安全韧性和风险管控能力，全面强化农业产业的风险抵抗力、内在恢复力和适应调整力。要增强新质生产力提升“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协同联动和预警能力，提升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分析水平，强化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国际形势等冲击因素的监测预警，增强供给体系应急能力，提高农业产业链的适应性和冲击后恢复调整的整体效率。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可持续农业实践，提高食物系统应对极端天气、动植物疫病和气候变化的能力，并能及时采取灾前应对及灾后恢复调整措施。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自然条件和潜在风险特征，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结构。
（五）以竞争力为目标，增强新质生产力针对性
农业强国的竞争力优势主要表现在产品竞争优势，要抓住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机遇，加快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突破传统要素束缚。增强竞争力培育的针对性，开展以品种为牵引的综合技术集成，加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推广，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生产服务形式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导入小农户生产，倡导“农机与农艺结合”“物化投入品与技术服务优配”，实现生产环节规模化集约化。对于大型农业企业集团，应着眼于夯实企业科研成果吸收、成果转化和开发能力，借鉴工业领域公私合作的有效做法，调动各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完善相关知识产权、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机制，把创新收益“蛋糕”做大。扶持重点企业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培育行业领先、“科产供销”一体的农业龙头企业，提高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文章摘编自《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逻辑理蕴、关键问题与推进路径》，作者：钟钰，周琳，高芸。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农业可持续发展】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钟钰（1979—),男，辽宁锦县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E-mail: zhongyu@caas.cn
引用本文：
[1]钟钰,周琳,高芸.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强国建设:逻辑理蕴、关键问题与推进路径[J].,2025(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