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一场没有硝烟、却撼动了整个西方精神地基的“战争”——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
1859年11月24日,伦敦。一本厚达五百页的书摆上了书店的架子,第一版印了1250册,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书名很长,叫《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而它要做的事,简单来说只有一件:把上帝从生物学的解释框架里,请出去。
二十年的沉默
达尔文写这本书,酝酿了二十多年。
1831年,他登上“贝格尔号”开始环球考察,在南美海岸观察化石、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记录雀鸟的喙形差异,逐渐意识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1842年,他就写出了提纲,可他没有发表。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本书意味着什么。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观念是“神创论”:所有生物都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物种不变,人更是上帝按自己形象造的特殊存在。达尔文的理论一旦公开,等于告诉所有人:你和猴子有共同的祖先,你的存在不是神的设计,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他拖了将近二十年,直到1858年,一个叫华莱士的年轻人从马来群岛寄来一篇论文,观点跟他惊人地相似。达尔文的朋友们催促他:再不发表,优先权就没了。他才终于加快了进度。
达尔文画像,其实他会晕船,在旅行中备受折磨。
一场“体面”的回避
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几乎没有直接讨论人类的起源。
他在书里小心翼翼地绕开了这个话题。因为他清楚,一旦把“人也是进化来的”写进去,这本书就不只是“科学争议”,而是“对上帝的宣战”。直到1871年,他才在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里正面处理这个问题。
即便如此,教会还是炸了。
这本书出版后,教会和保守派立刻发起了猛攻。攻击的核心不是“物种会不会变”,而是“人是不是猴子变的”。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组织了一场辩论,史称“牛津大辩论”。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跳上讲台,用嘲讽的口吻质问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你究竟是通过祖父还是祖母,跟猴子攀上亲戚的?
赫胥黎的回答成了科学史上的名场面。他说,人类没有理由因为祖先类似猴子而感到羞耻,他感到羞耻的倒是那种人:自己事业中的成就令人怀疑,却还要干涉自己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
这场辩论被后世描绘成“科学战胜宗教”的转折点。但剑桥大学出版社202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这个“胜利”被神话了。赫胥黎的儿子也承认,说“胜利”并不准确,威尔伯福斯并非人们想象的科学白痴,而赫胥黎本人也不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真的存在一场“战争”。
胜利的代价
可不管那场辩论的真相如何,《物种起源》确实赢了。
到十九世纪末,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接受了进化论。达尔文在书里用育种学、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胚胎学的大量证据,把“物种不变”和“神创论”逼到了墙角。自然选择成了生物学研究的新基石。
后来林奈学会设置了达尔文-华莱士奖,鼓励生物学界的优秀人才,右图为华莱士。
但“与上帝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在美国,基要派基督徒在二十世纪掀起了反进化论运动。1925年,田纳西州甚至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教进化论,一位叫斯科普斯的中学教师因为上课讲了进化论被告上法庭,这就是著名的“猴子审判”。这场官司打了很久,直到今天,美国一些地方仍然在争论“学校该不该教进化论”。
达尔文赢了科学,但“上帝”没有退场。 他只是从生物学教科书里退了出去,退到了信仰的私人领域。英国国教在2008年甚至发表声明,为十九世纪对达尔文的敌意“道歉”,说他被误解了。可那些坚持字面解读《创世记》的人,依然在跟进化论较劲。
1871年3月22日出版的《黄蜂》杂志上刊登的讽刺达尔文的漫画。
结语
达尔文本人是个谨慎的人。他出身英国国教家庭,在剑桥读过神学,原本打算当牧师。他从来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他只是把证据摆出来,然后让世界自己去消化。
《物种起源》不是一本宣战书,是一本证据集。 它没有说“上帝不存在”,它只是说:生命的多样和变化,不需要上帝每时每刻亲自动手,自然本身就能解释。
而恰恰是这一点,让上帝在生物学里,失去了那个“总设计师”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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