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论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为了让大家清楚前因后果，我先把事件梳理一遍：

受害者：广西黎先生的儿子，小黎，一个年仅7个月大的男婴。

施害者：两名女孩，黎某盼（9岁）和岑某某（11岁）。

事发经过： 2024年7月21日，这两名不满12岁的女孩进入黎先生家中，将7个月大的小黎从卧室抱走，并实施了“从高处抱摔、踩踏”等行为。

死亡鉴定：小黎的死因是“胸部受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心脏破裂导致心脏压塞死亡”。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死法。

法律结果（刑事）： 警方不予立案。理由是：两名施害者不满12周岁，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法律结果（民事）：法院判决，两名女孩的监护人（父母）共同赔偿黎先生90.59万元（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当前困境：判决已下达近一年，对方监护人摆出一句话：“没钱”。黎先生一分钱赔偿也没拿到，陷入了维权绝境。

这起事件中，我们失去了一个男性幼小的生命。而黎先生作为父亲，正在承受“丧子之痛”和“维权无门”的双重打击。

1. “未成年”的保护伞，正在保护“恶魔”

首先要明确，9岁和11岁，她们不是“不懂事”，她们是“作恶”。

从“意图打小黎、把小黎弄哭”，到“抱摔、踩踏”致其心脏破裂。

这不是过失，这是残忍的故意伤害。

但仅仅因为她们“不满12周岁”，就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但在这起事件中，它客观上成了施暴者的“免死金牌”。法律保护了施暴的女孩，却没有保护那个7个月大的受害男孩。

2. 民事赔偿的“空头支票”，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刑事无门，民事索赔是黎先生唯一的慰藉。

法院判了90万，这个数字是对一条生命价值的法律认定。

但现实呢？“没钱”。

对方监护人一句“没钱”，就让法院的判决书变成了一张废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执行难”。

对于受害者的父亲黎先生来说，这无异于第二次伤害。

他赢了官司，却输掉了正义。

这个系统无法为他（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讨回公道。

3. “性别互换”思考

这是我今天最想和兄弟们探讨的一点。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如果今天是两个9岁和11岁的“男孩”，用“抱摔、踩踏”的残忍手段，杀害了一个7个月大的“女婴”，舆论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预见：

全网会立刻引爆“男孩天生的暴力倾向”、“从小就是恶魔”、“必须严惩男童”的讨论。

各种媒体会深度剖析“男性的劣根”是如何从娃娃抓起的。

甚至会有人呼吁，要加强对所有男童的“共情教育”，防止他们未来成为“潜在的施暴者”。

但现实呢？

当施暴者是两个女孩，受害者是一个男婴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舆论在讨论“留守儿童问题”、“家庭教育缺失”，甚至有声音在“同情”那两个女孩，试图为她们的残忍行为寻找“可怜”的借口。

这种双重标准是极其可怕的。

它在潜意识里告诉社会：

男性的暴力是“天性之恶”，必须被严厉打击和阉割；

而女性的暴力（哪怕是致死的）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被理解和“教育”的。

三、 我的看法：正义不该因性别和年龄而缺席

我的看法很明确：

第一，对施暴者的纵容，就是对受害者的残害。

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另一个群体（尤其是男婴、男性）而不用付出实质性代价时，这就是系统性的不公。

第二，我们必须打破“女性=弱者，男性=强者”的刻板印象。

在这起事件中，7个月的男婴是绝对的弱者，9岁和11岁的女孩是绝对的施暴者。

但在舆论场中，施暴者的“女孩”身份，却在无形中抵消了她们的罪恶。

我们必须呼吁社会正视女性的攻击性和暴力倾向，她们不是天生的“天使”。

第三，黎先生的困境，是所有底层男性困境的缩影。

他失去了儿子，却无法让凶手（及其监护人）付出代价。

法律的判决无法执行，他的愤怒和绝望无人问津。

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在当前的社会规则下，显得如此无力。

我们为小黎的逝去而默哀，更为黎先生的维权之路而呐喊。

如果连杀害男婴的凶手都无法被严惩，如果连白纸黑字的判决都无法被执行，那我们谈何“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