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一个名叫鲍威尔的美国杂志主编，不幸被日军俘虏了，然后被关进了集中营。巧合的是，他在集中营里遇到了一个“老朋友”，同在18年前被中国土匪绑架过的英国人（名字不知）。

因为这段过往，鲍威尔与英国人十分要好，相谈甚欢，两人在回顾了18年前那段被绑的经历后，竟惊人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这里有几个问题是：1、鲍威尔与英国人这句感慨是什么意思，当年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2、当年那个轰动全世界的中国山东临城劫车案，究竟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结束的呢？

民国历史上，山东临城有两次高光时刻，一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临城大劫案，二是抗战时期的铁道游击队。这两件事情相隔一二十年，彼此没有直接联系，但它们发生的条件却一样：复杂的地形以及铁路。

临城，即今枣庄市薛城区，位于山东南部。鲁南一带地形复杂，既有沂山、龟蒙山、峄山等深山老林，又有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等水泊沼泽，易守难攻，便于藏匿，自古以来就是狠人盘踞的地方，作为好汉们的创业基地，这里的环境不比鲁西南的水泊梁山差。

津浦铁路示意图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津浦铁路（天津-南京浦口）建成，这是中国东部第一条铁路干线。当繁忙的铁路干线纵贯横鲁南时，注定会发生一些故事。

北洋时期，山东没有根深蒂固的军阀。由于缺乏强龙坐镇，地头蛇们分外猖獗，鲁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杀人越货，成了稀松平常之事。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1点左右，津浦铁路临城段，土匪首先劫持了几名铁路巡道工和铁路警察，然后冲到扳道房中，拿出扳手、撬棍等工具，将铁路拆了五六十米，随后埋伏起来。

半个小时后，从南京开往天津的第2次特别快车到达了临城段。

第2次特别快车是美国制造的钢制蓝漆高级列车，车上有200多名中国乘客，还有三十几个外国乘客，这些外国乘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罗马尼亚。有些比较有来头，如洛克菲勒儿媳的妹妹，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和亚兰少校，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还有就是医生、律师、记者等。

天黑，车快，等到司机发现前面没铁轨时，一切都迟了。

一群蒙面土匪破窗而入，劫走了几十名乘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而外国乘客身份尤其比较“尊贵”，有美军少校、有《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有美中国远东金融事业部的工作人员、有医生、有律师，等等。

土匪们带着人质，一路跑、一路跟官兵交火，艰难行进了十余里后，最终将人质带到了自己的大本营——山东枣庄抱犊崮。过程中，一个英国人在混乱中遭遇枪击，当场死亡。

因为这次劫车案发生的地方是中国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也因为这次计划的规模巨大且周密，更因为这次劫案有几十名“洋票”，消息一传出后，瞬间举世哗然。

回到山上后，孙美瑶让人写了一封信，让人质送下山。在信中，孙美瑶警告政府不要攻山，立即撤军，谈判解决，否则无法保障外国人质的安全。

两天以后，全世界各国主要报纸都在显要版面报道了这一爆炸性新闻，而各国驻华公使们更是紧张，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成为23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事实上不光是外国公使紧张，中国北洋政府又何尝不紧张。当时正值北京政局动荡不安，不仅内部府院斗争激烈，外部更是危机重重，直系首领曹锟正在积极谋划要废掉总统黎元洪，贿选总统，准备上台，而临城劫车案的发生恰好给了他作乱的机会。

曹锟

因为深知自己的政治前途与列强的态度相关，所以曹锟在劫案发生后，非常积极地干预，并提出了议和的三个办法：1、派交通总长吴敏麟等三员大将，只身进入匪巢，与“洋票”交换；2、拿重金去赎“洋票”；3、命令包围抱犊崮的所有鲁军即可撤离。

三个办法说来说去，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放“洋票”，这不仅是当时曹锟最关心的事情，也是北洋政府最关心的事情，更是外国公使最关心的事情。

但万没曾想到，曹锟的这个议和计划直接被土匪们拒绝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而正是这些谈判条件让北洋政府官员们大伤脑筋。

黎元洪大总统指示：要高度重视，妥善处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质安全。然而，黎大总统当家却不能做主，北京政府被直系军阀掌控，领导人是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和以及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

吴佩孚下令，由山东督军田中玉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匪司令，会同第6混成旅旅长何锋钰、第20混成旅旅长吴长植，火速进剿。

张绍曾

武力进剿，土匪撕票怎么办？所以，在劫案发生后，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外国驻华公使相继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在三天内救出所有洋人并且要惩戒当地官员，甚至威胁如果救援不力，就会派军舰登陆，撤销承认中国政府，停止退还庚子赔款，云云。而当时的总理张绍曾也亲自出面表示歉意，保证“以保全外人生命为第一目的”，等等。

5月7日，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外交部提出了抗议，反对武力解决，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人质安全。列强还不断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不是提出共管中国铁路，就是威胁出兵中国，驻上海的外国军舰也蠢蠢欲动。北洋政府压力很大，一旦处理不好，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情形可能重演。

外国人质问题成了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北洋政府决定暂停一切政务，集中全力处理临城大劫案。曹锟指示山东方面：无论匪等有何要求，不妨尽量允许，此时当以救出人质为第一要务。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武力解决肯定是行不通的，只能找一些和土匪有关系的头面人物，疏通斡旋，谈判解决。一时间，各方人马云集临城。

中央方面，交通部和外交部都来了人，带队的是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方面，督军田中玉和省长熊炳琦都来了，还有曹锟的代表安特生（美国人），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士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除了以上这些人之外，各报社记者，各国驻华使馆武官和领事也来到了事发地。

为方便与土匪对话，北洋政府还派来了一些特别的人，比如在北方黑道有重要影响力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以及几个之前被招安的土匪头子，田中玉则请来了鲁南的两位头面人物——党金元和李炳章，二人都是青帮“大”字辈大佬，与鲁南黑白两道都能说得上话。

不管怎么搞，反正双方都不敢动洋人。鲁迅在《灯下漫笔》是这样写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临城劫车案的主谋名叫孙美瑶，他为什么要带人劫持火车，而且还专门挑了有外国人的火车？原因他自己后来有供述，就是被逼急了。

事实上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山东乃至整个中国都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尤其是鲁南，在战争、自然灾害、赋税和高利贷等种种压迫下，农民的生活越过越难，不少农民走投无路，就加入了当地土匪的队伍，只为求一口饭吃。于是鲁南的土匪队伍就发展越来越壮大，直到二十年代初，达到了顶峰，而孙美瑶以及背后的孙氏集团，就是最突出的。

他们常常绑架土豪劣绅，还自己成立了“山东建国自治军”，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时候人数已经达到了4000人。他们谋求像张作霖那样虎踞一方，脱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现实是，政府军不可能容忍孙部力量的扩张，于是开始了疯狂围剿。

因为人多势众、武器先进，山东督军不断对孙部大本营层层逼近，又因为抱犊崮易守难攻，于是官军非常聪明地采取了长期围困的策略。孙部原本打算与官军长期对峙，但由于干旱缺水等诸多因素，力量越来越削弱，士气越来越消沉。

就在这不容乐观的形势下，孙美瑶想出了一个在他们看来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劫持有外国旅客的铁路列车，因为他们深知政府害怕洋人，有“洋票”在手，然后再与政府谈判，可能会有一线生机。

于是在经过了周密的筹划后，他们实施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临城劫车案。

因为原本就只是想“挟洋人以自重”，没打算要大开杀戒，所以在大本营里，他们对待这些外国人质也是颇为“礼遇”。

比如土匪在劫车时对金银财帛等表现出极大的贪欲，但在行进途中休息的时候，当穿着单衣的人质们，企图从土匪手中抢夺所需的衣服鞋帽和日用品时，土匪们并没有进行强制阻拦。后来水和食物都断绝了，土匪们还专门找来了鸡蛋等，发给外国人质一人一个；比如爬山的时候，意大利律师穆索失足跌落，脊椎骨受了伤，土匪们把他安置在了专门制作的担架上，轮流抬送。

在山上，外国人质们不仅衣食无忧，而且竟然还可以跟外界通信，而邮差则是守下山下的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等，他们甚至还临时发明了一种“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

总之在被困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外国人质们并没有受到太多身体上的折磨，土匪们对他们比较客气，外界也十分关注，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山上，当然这都是经过与土匪的商议后的，因为土匪规定，如果想要给人质送吃的，也必须同时给他们送一份，等等。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比较匪夷所思的“礼遇”，18年后当美国人鲍威尔在日军集中营里，与同样被绑的英国“难友”重逢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发出感慨：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当然这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玩笑话，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当时这场劫案虽然劫的是外国人，但真正对峙的双方是官军和匪军。孙美瑶并不傻，他深知绑架不是为了杀洋人，更不是为了火车上一点钱财，而是为了逼迫官军退兵，求得一条生路。

那么最终他求到了“生路”吗？很遗憾，并没有。

谈判从5月11日开始，到6月12日签字为止，历时32天。谈判的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释放洋票的条件和办法；二是招抚收编匪众的条件与办法。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一开始，孙美瑶就提出了三个谈判条件：1、围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2、孙美瑶所有成员要被编为正规军旅部，孙美瑶任旅长；3、为孙美瑶部补充枪支弹药。北洋政府表示，除了第3条有待商榷，其余两条都可以接受。

孙美瑶

第一次谈判效果不错，官方比较满意。但实际上，孙美瑶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人主张见好就收，有人却主张趁此机会可以提高价码。于是在几天后，孙部又改变了条件，要求：官军退兵济南，将抱犊崮连同周边鲁南苏北土匪改编为三个师，官军先将枪支弹药发放，土匪再释放人票，等等。

孙美瑶的不断加价让官府觉得没面子，双方僵持不下，于是第一阶段谈判破裂。

第二阶段，督军田中玉调来了三架飞机，壮大声势，还发布了匪徒的十大罪状，一时之间颇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

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恫吓，官军之所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害怕一旦打起来必然会有人员伤亡，如果再有“洋票”死亡，那么必然对外国人不好交代，所以对土匪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和心理攻势。

虽然只是恫吓，但事实上对孙美瑶部也起到了很好的警告作用。也许是深知打不过官军，5月24日，孙美瑶对外发表通告宣称：“吾同仁等素具爱国热忱，原不以抢架为本能，然值此无用之政府不正当之时代，焉得不铤而走险，藉以扬眉吐气也……是役也，非为抢掠财物也，非欲惹出国际交涉也。盖以中国若许政府若许军人，无诚意无统绪，诚不及外人之保其信耳，今已至此，别无可言。若无水落石出之办法，给正式之条件，许我所要相当之驻点，绝不放回西人。”

为了表示诚意，孙美瑶又先后释放了鲍威尔等几名外国人，并带去了最新的谈判条件，都是关于招抚的具体实施办法等。双方开始了漫长的拉锯战，谈判几至决裂。

经双方一再磋商，最后政府决定收编孙美瑶部3000人，并担保2700人的军饷，其余300人由孙美瑶自己负责；而孙美瑶部番号改为“山东新编旅”，由第五师节制，以孙美瑶为旅长，另由官府给款8.5万元作为孙部军费，等等。

到6月12日，双方在枣庄附近的十里河签订协议。至此，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以人质的平安获释、孙部被收编为官军，而告一段落。

几经周折，孙美瑶终于得到了由匪转官的承诺，其部下也有了想要的结果，但让他没料到的是，这件事还远还没有结束。

孙美瑶及部下被收编后便被调到枣庄附近驻防，但实际上山东督军并不放心他们，专门派人对孙旅进行监视和瓦解，并动起了杀机。短短几个月后，孙美瑶就被设计杀害，而新编旅也被当场解散。

从6月12日签约，到12月19日孙美瑶上当被杀，孙美瑶并没有最终获得想要的生路，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受尽“屈辱”。

曹锟

人质们安然无恙下山后，转过头来，各国公使开始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赔偿条件，而刚通过贿选当上大总统的曹锟为了急于求得列强的承认，竟不断在赔偿条件上松口，最终商定赔偿金额是36.3011万元，其中以美国索要的赔偿最多，因为当初被劫的美国人最多。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临城劫车案的发生，既有中国常年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社会背景，也有列强在华相互勾结、欺压中国的政治背景，它不仅是孙美瑶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