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一边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严防死守，遏制打压，一边又在文化经济教育法律领域对中国慷慨解囊一掷千金，到底意欲何为。西方有句谚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他们为什么放着自己国家“斩杀线”下遍街的流浪汉，却把“免费午餐”大大方方地送给中国？

北大法学院与瑞典隆德大学合作的人权法硕士项目，从2004年到2023年，光公开可查的资金合计快9000万了。福特基金会2024年对华投入总额达1754万美元。武大法学院及性别研究中心是重点合作对象。据说2024年全国高校境外资金超127亿，仅13%公开明细。这难免让公众产生“被外国收买”的合理怀疑。

西方的慷慨是企图借合作对中国搞意识形态渗透，资助本土亲西方机构、媒体与专家，培植亲美群体。在合作项目的掩护下将西方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或“发展标准”，通过教育、媒体、法律等系统性渠道，实现长期、潜移默化的传播。且还在舆论、经济方面给某些势力提供支持，同时给他们搞颜色革命提供技能培训。

西方培植的大量反华代言人，利用操控的媒体宣扬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言论来影响我国民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破坏我国的文化安全。这是一场以“免费午餐”为武器的战争，他们企图从内部攻破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

有个被其洗脑的专家就说：我希望自己能够出生在美国，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连中国人都不想当了。这种崇洋媚外思想刻进了骨子里的人，他不会死心塌地为美国危害中国卖力？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是一个接受外国资金资助，一心想坑害国家的内鬼。他主张把耕地都用来建房，粮食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通过国际市场购买。反对中国的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的国策。当时一众狼狈为奸的精英人士也纷纷通过博客发言力挺。

茅于轼提出“只能让市场去决定该用多少耕地。”“市场不但能够保障安全，而且能够最优地配置，能够让大家得到最多的享受”。（茅于轼《18亿亩耕地红线完全不必要》）。还把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粮食安全与交通安全相提并论。说“粮食安全固然重要，别的土地使用也很重要。”“到底是粮食安全重要还是交通安全重要？这是可以讨论的，未见得永远是耕地最重要。”弱化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把炒房客炒高的房价，生拉活扯地嫁祸到国家耕地保护的政策上：“更糟糕的是由于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必要的18亿亩红线的规定，......房价焉能不贵。”

这些话真是要祸国殃民，听了茅于轼的话离亡国就不远了。我国现在就是有18亿亩耕地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如果完全依靠国际市场进口粮食，美国只要卡你三个月国家就会乱。照他说的那样，到现在房子更卖不掉，耕地也没了，全国人民就只能守着空房饿肚子。这不是要亡国灭种吗。所以这不是作风问题，实际是敌我矛盾。幸好国家没上他的当。

这些境外反华势力的代理人，在法制领域以“司法进步”为名，鼓吹脱离中国国情的制度移植，在刑法修订中主张废除死刑、降低量刑标准，效法西方法律，暗中推销西方价值观。却回避中国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感的现实基础。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误解，制造社会对立情绪。

近些年法律领域的“轻判”“少杀”隐瞒违法犯罪记录、婚检隐瞒艾滋等等，都是那些外国代理人的恶绩。

用法律来改变中国的颜色，只需这些法学家动动嘴，不用各种对抗，少很多麻烦。所以他们热衷于修改法律。今天修改一点，明天修改一点，等量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颜色就变了。

最近十年验证了西方法学实践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我们的法学家们依然按照西方那套法学理论在建设、修改我们的法律体系，力图与西方法律接轨。而不是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道德要求进行中国特色的创新。最终就会像西方那样导致‌中国犯罪常态化‌。非洲国家法律体系就是与西方接轨，所以社会陷入长期动荡；同时，有目共睹的西方国家自身社会问题（如‌毒品泛滥‌、‌暴力犯罪‌）也是司法过度宽松的后果。

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国家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长处去学西方的短处、要跟已经衰落的西方接轨?  明明看到这个“司法进步主义”已经把西方国家带进了死路，还强行拉着我们国家跟着往里面钻。这些西方代理人用心何其恶毒。

“在美国，人人长着一张不受欺负的脸”

西方代理人阶层在我国已经形成，而且气焰嚣张。其中，既有长期接受西方灌输、被西方洗了脑、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所谓公知精英，也有贪污腐败、掠夺国家财富自肥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能量很大，甚至在媒体、人工智能和网络上建立起了某种“话语霸权”。他们以西方的学术理论和价值观念研究中国、批判中国，企图从内部扼杀中国。

那些西方资助的各种组织，不管是什么女权组织、环保组织、动保组织、吹牛组织等等，关键不在于叫什么名字，而是在“组织”，一旦组织了，他们就成了群体，放大了他们的能量。也能为他们提供颜色革命的技能培训和演练。比如海南的动保组织围攻派出所。只要他们的主子一有需要，他们立刻可以变成任何政治组织，或者是执行任何政治任务。

领头人举着白旗呐喊，要求派出所严惩虐待动物的罪犯。

现在国家发起全民揪间谍行动，也应该发起全民揪“内鬼”。“内鬼”不同于间谍，他们破坏力极大。他们或者像茅于轼那样提些离谱的建议，诱导国家自取灭亡；或者温水煮青蛙式地修法，一直修改到国家质变，“斩杀线”搬到中国来；或者像伊朗内鬼那样指引导弹把国家重要人物一锅端、或者像委内瑞拉内鬼那样引导敌人抓捕国家领导。这些无一不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如果任由这些“内鬼”渗透破坏，出现重大风险后很难被逆转。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目前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出台《外国代理人法》，着力把这些外国豢养的代理人清除出去。净化社会科学专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