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韩国特别检察组发布了关于“紧急戒严”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这份报告不仅揭示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成为韩国政治史上的分水岭。报告明确指出，尹锡悦是整个事件的主导者和关键推动者，24名涉案人士已被提起公诉，其中多位为其亲信、幕僚或前军方高层。

在尹锡悦政治生涯中，这份报告无异于一纸终结令。他的检察官背景一度为其赢得“反腐斗士”的形象，但现在，这个形象已完全破产。他的“高光时刻”不再是站在总统讲台上的承诺，而是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词：他依旧辩称自己的戒严决定是“合法且必要的”，旨在保护国家安全。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政治灾难中，没有“权力更迭”式的体面过渡，留下的只是一场围绕“内乱（叛乱）指控”的司法坠落。韩国民众长期质疑的“是否有人会为滥权负责”的问题，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明确回应。

调查报告中最具争议的内容之一，是对前总统夫人金建希的定性。尽管她未被列为涉案人，调查组却引用大量间接证词，描述她曾对尹锡悦启动戒严预案的行为表示愤怒，称其“把一切都搞砸了”。

但从特检披露的证词口径看，她的愤怒更像是对局势失控的反应，而非对戒严本身的原则性反对。她的态度被报告归纳为“对战略失控的现实愤懑”，而非“基于原则的分歧”。

两人的关系在戒严风波后走向公开撕裂。尹锡悦因戒严案相关指控受审期间，金建希也因其他腐败与贿赂等指控被调查并羁押，夫妻先后被卷入司法程序——一个昔日强势家族轰然坍塌，不仅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也失去了政治共同体的遮蔽。

至此，这对曾主导政坛的“政治夫妇”在司法风暴中各自承受代价，彼此已难再形成共同进退的政治共同体。至此，权力与婚姻的双重覆灭成为这一政治悲剧中最具象征意味的章节。

按照调查组的披露，尹锡悦推动戒严的主要目的被认定为通过武力压制反对派、巩固并延续权力；其本人及配偶面临的司法风险，被部分报道视作背景因素之一。金建希涉及多起贪腐、滥权与权钱交易案，一直是反对党和媒体追打的焦点。

面对不断增长的法律风险，尹锡悦一度多次行使总统否决权，阻止对金建希启动特别检察程序。但这些政治对抗并未消解压力，反而加速对立升级。特检认定，他试图借助非常手段夺取对立法与司法的控制权，把国家机器推向危险边缘。

调查中提到，早在2023年10月，尹锡悦就开始为这一计划铺路。总统办公室位于首尔龙山区（原国防部大楼）一带。特检披露，其团队在更早阶段就开始酝酿并推进相关准备，并与部分军方人员保持高频沟通。特检披露的证词显示，他曾私下放话“就算被处死，也要把反对党的人全清掉”，这类语气显示其对权力边界的轻蔑已演化为危险的政治冲动。

这一切不仅击碎了他“改革派”的人设，也把他送上了权力工具主义的终极断头台。

在戒严预案中最令人震惊的部分，并非动机，而是执行层级的暴力设想。调查披露显示，相关行动设想包括对媒体采取强制手段、对选举管理委员会人员实施控制，并试图以暴力逼供制造所谓“舞弊证据”。

更触目惊心的是，执法工具中甚至包含“锥子、锤子、棒球棒”等近身武器。这些非制式器具的出现，表明相关人员已做好以“逼供”方式获取所谓“选举舞弊证据”的准备，最终为实施戒严找到合法化借口。

这套暴力计划令人联想起20世纪韩国军政府的黑暗岁月。但不同于以往，今天的军队早已不再是“总统私兵”。多份材料显示，相关行动在关键环节未能按设想推进，最终使整套戒严设想难以落地，反而把证据链完整留给了司法程序。

而这场未能实施的行动反倒成了尹锡悦政权倒塌的证据库——从录音、会议记录到交通调度指令，无一不构成检方起诉的关键拼图。

调查终结之日，也意味着清算正式进入倒计时。除戒严案外，尹锡悦还面临至少三起与滥权、拒捕、妨碍司法相关的起诉程序。其中“拒捕案”将于2026年1月16日作出判决，相关量刑走向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旦裁定成立，尹锡悦的政治生涯将彻底断送。他的结局很可能以刑事审判与长期社会争议收尾，并将长期作为韩国政治的一记警示。

更重要的是，“尹氏家族”的政治标签已彻底破产。从金建希到其亲属，再到一圈幕僚均被卷入案中，这种塌方式的政治清算已成为“家族政治”弊病的又一典型范例。

尹锡悦案也为韩国政坛划出更清晰的底线：谁试图以非常手段挟持立法与司法，最终都会被司法程序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