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像云，你看着它一会儿一个样，再看一会儿又变成另一个样。”这句话在描述1920年代初苏联对外蒙政策的变化时尤为贴切。

从1919年至1923年，加拉罕宣言的三次重大变更，生动地揭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波谲云诡。

1919年7月，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在苏联刚从战火中崭露头角时发表。宣言中承诺废除所有沙俄与外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放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权，包括外东北、外西北以及外蒙等地。

此时的苏联，显然是出于弱势，试图用大度的姿态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同情。

然而，到了1920年9月，随着苏联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和军事上的连续胜利，第二次加拉罕宣言便打了一个大大的转弯。苏联开始收回之前的许诺，主张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领土归属问题，甚至提出中国可以用金钱来赎回中东铁路。

这一变化反映了一个老话说的好，“树大招风”，苏联感受到了自己增长的实力，开始试图重新定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接着到了1923年12月，第三次加拉罕宣言进一步明确了苏联的立场，几乎完全删去了关于归还中东铁路和领土的条款，仅仅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但维持在外蒙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力。

这种态度的转变，正应了那句俗语，“狡兔三窟”，苏联在稳固国内后，开始更加灵活和多面地处理国际事务。

斯大林曾戏谑地说：“条约算什么？我们凭实力说话。”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国际协议的轻视，也预示了1924年《中苏协定》在实际执行中的困境。

这份协定在纸面上看似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新起点，承诺了许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包括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承诺撤军。然而，实际的履行过程却大相径庭。

协定签订后不久，苏联的行动开始与其承诺背道而驰。虽然苏联对外宣称已从外蒙撤军，但几乎同时，它在幕后支持外蒙古的亲苏力量，强化了外蒙古的独立倾向。

1924年11月，外蒙古在苏联的援助下宣布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在苏联的保护伞下进行的操作。

这一行为直接违背了《中苏协定》中的相关承诺，显示了苏联“言出必行”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其对外政策。

苏联的这种操作手法在国际政治中并不鲜见，正如俗语所说，“口说无凭，实际为证。”

在外蒙古问题上，苏联的实际行动完全背离了其在协定中的承诺，而是利用了外蒙古作为地缘政治筹码的价值。这不仅使得外蒙古逐渐走向实际独立，也加深了中苏关系的复杂性。

在国际舞台上，苏联的战略布局总是伴随着深思熟虑的计谋，正如俗话所说，“兵不厌诈。”这一点在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该条约不仅保证了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平状态，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条款明确保障了外蒙古的领土完整，这实际上是苏联确保其在远东战略利益的重要举措。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入，国际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为苏联提供了利用战局调整自己地缘政治策略的机会。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较量，更是策略的比拼，苏联深谙此道。1945年，利用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其的支持，苏联迫使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确立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作为中苏之间的缓冲区。

这一行动表明，苏联在大战中不仅关注即时的军事胜利，更注重战后的战略布局。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虽然在表面上看似是双边友好的里程碑，实则是苏联利用其在战争中积累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在重要边疆地区的影响力。

这种做法充分展示了国际关系中的一条古老真理：“和平是通过实力来维护的，而非单纯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