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大明六年的冬夜，建康城的西市旁巷落里，一盏油灯的光透过窗纸，在冷风中微微晃动。祖冲之坐在案前，案上堆着半尺高的算筹，青黑色的算筹有的边缘已磨得发白，是他这半年来反复挪动的痕迹。他伸出手去够案角的算筹，指尖刚碰到冰凉的竹片，就猛地缩回——方才验算时太专注，指腹被算筹硌出了几道红印，一沾冷空气就发疼。
窗外传来更夫敲梆的声音，三下，已是三更天。祖冲之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目光又落回案上的竹简，那上面写着刘徽的割圆术，“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他拿起一支新的算筹，在竹简旁的白纸上轻轻比量，油灯的灯花噼啪炸了一下，溅在算筹上，他抬手拂去，指尖的温度让那点火星瞬间灭了，就像他这几个月来，一次次掐灭的焦虑——已经算到正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八边形了，可圆周率的小数点后第六位，还是在“5”和“6”之间摇摆，再往下算，每多一位，就要多耗费数十日的功夫，算筹不够用了，眼睛也快熬坏了，可他总觉得，还差一点，就差一点能摸到那个数字的真相。
元嘉年间，祖冲之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跟着父亲祖朔之在京口生活。祖朔之是朝廷的奉朝请，平日里总爱把天文历法的书籍摊在桌上，夜里就带着祖冲之到院子里观星。有一回，祖冲之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问父亲：“爹，书上说北斗绕着北极转，可我看了这半个月，怎么觉得它转的快慢不一样？”祖朔之愣了一下，随即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傻孩子，不是它转得慢，是咱们用的《元嘉历》算错了。”那天晚上，祖朔之把《元嘉历》的推算方法讲给祖冲之听，当说到“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时，祖冲之突然问：“要是冬至那天阴天，测不了日影怎么办？有没有更准的法子？”祖朔之没回答，只是把一本《周髀算经》递给了他：“你自己找答案，比我告诉你更有用。”从那天起，祖冲之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都把观星的记录写在绢帛上，哪怕是阴天，也会标注“云蔽星，不可见”，那些绢帛后来攒了满满一箱子，成了他最早的科研笔记。
元嘉二十二年，二十一岁的祖冲之被召入华林学省。这是南朝专门研究学术的机构，里面积聚了不少名士。有一回，学者何承天来华林学省讲学，讲到圆周率时说：“刘徽算到3.1416，已经够准了，咱们编历法、算田亩，用这个数足够了。”祖冲之坐在下面，手里攥着一支算筹，忍不住站起来说：“何公，要是算直径十里的圆田，用3.14和3.1416，差出来的亩数就有一亩多，要是官府按这个收税，百姓岂不是要吃亏？”何承天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你这小伙子，倒较真。可刘徽之后，没人能算得更细了，算筹就这么多，人的眼睛也有限，还能怎么算？”祖冲之没再反驳，只是当天下午就去库房借了刘徽的著作，回到住处后，把自己关在屋里，开始按割圆术的方法，一根根摆算筹。那时候的算筹是竹做的，每摆一个多边形的边长，就要用几十根算筹，他白天算，晚上也算，饭都是让仆人送到屋里，有时候算得入迷，饭凉了都忘了吃。有一回，仆人进来收拾碗筷，看到案上的算筹摆得密密麻麻，忍不住问：“先生，您这是在摆什么呀？”祖冲之头也不抬：“在摆圆呢。”
元嘉二十六年，祖冲之终于算到了正二万四千五百七十六边形。那天早上，他从鸡叫就开始算，一直算到太阳落山，案上的算筹换了三批，手指磨得发疼，就用布裹着继续算。当最后一根算筹落下时，他看着纸上的数字——3.1415926，再验算一遍，还是3.1415926，往下再算一位，是3.1415927。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站起来，快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对着外面的夕阳大口喘气。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叶子打着旋儿飘起来，祖冲之突然觉得，那些旋转的叶子，就像他算过的一个个多边形，终于在今天，碰到了圆的边缘。后来他在《缀术》里写道：“圆周率，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这个记录，一保持就是一千多年。
大明五年，祖冲之编制《大明历》。那时候他在朝廷担任南徐州从事史，每天除了处理公务，就躲在官舍的小屋里测日影。他做了一个铜制的圭表，比官府用的圭表长一倍，这样测出来的日影误差更小。有一回，冬至那天，天还没亮，祖冲之就带着仆人到城外的空地上立圭表，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他却盯着圭表上的影子，一动不动。仆人劝他：“先生，天这么冷，要不先躲躲风？”祖冲之摇摇头：“冬至的影子就这一会儿最准，错过了，就要等明年了。”那天他测到的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三寸二分五厘，比《元嘉历》里记载的短了四分，这意味着《元嘉历》里的回归年长度算错了。他拿着测出来的数据，去找太史令钱乐之，希望能改历。钱乐之翻了翻他的数据，皱着眉说：“《元嘉历》是何承天先生编的，用了二十多年了，朝野都习惯了，改历动静太大，万一算错了，你我都担不起责任。”祖冲之急了，从怀里掏出一叠纸，上面全是他这几年的测算记录：“钱令，我测了四年冬至，每年的日影都不一样，《元嘉历》差了近一天，再用十年，节气就全乱了，到时候百姓种庄稼都找不准时候，这责任更大！”钱乐之没再说话，只是把他的记录收了起来，可改历的事，还是没下文。
大明六年，祖冲之开始造指南车。那时候朝廷的指南车，都是靠人在里面转动木轮来调整方向，一遇到颠簸的路，指针就会偏。祖冲之觉得这样不行，他翻遍了官府藏书里的机械图纸，终于在一本《考工记》里找到了齿轮的记载。他跑到城外的铁匠铺，和铁匠一起琢磨齿轮的大小，铁匠说：“先生，这齿轮的齿要一样大，还得咬合紧密，太难打了。”祖冲之拿起一根铁条，在上面画了个草图：“你先按这个尺寸打，齿距差一分，咱们就改一分，总能成。”那几个月，他几乎天天泡在铁匠铺，手上沾满了铁屑，衣服上也全是火星烧的小洞。有一回，齿轮终于咬合好了，他推着指南车在铺子里转了一圈，指针一直指着南方，铁匠忍不住拍手：“成了！先生，真成了！”祖冲之却没笑，他又推着车在铺子里转了十圈，确认指针没偏，才松了口气：“再打两个备用齿轮，万一在路上坏了，能换。”后来这辆指南车在朝廷的祭祀大典上用了，无论车怎么转，指针始终指着南方，《南齐书》里记载：“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
泰始二年，祖冲之到了吴郡，看到农民舂米磨面都靠人力，累得满头大汗，一天也舂不了几斗米。他心里琢磨着，能不能用水力来驱动？他沿着吴郡的河走了几天，观察水流的速度，然后画了一张水碓磨的图纸：在河边搭一个架子，架子上装一个大水轮，水轮连着碓和磨，水流推动水轮转，碓就会自动舂米，磨也会自动磨面。他找了几个农民，一起搭建水碓磨，农民们一开始不相信：“先生，这木头做的轮子，真能比人还管用？”祖冲之没多说，只是让他们跟着做。水碓磨搭好那天，农民们往碓里倒了一斗谷子，水流一冲，水轮转起来，碓“咚、咚”地舂着谷子，没一会儿，谷子就变成了米。一个老农捧着米，激动地说：“先生，这玩意儿好！一天能舂十几斗米，咱们再也不用累得直不起腰了！”后来吴郡的很多村子都搭起了水碓磨，连附近的州郡也来学，成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新工具”。
升明元年，祖冲之造了千里船。他在新亭江边上找了一块空地，用木头做船身，船上装了两个轮桨，人踩动轮桨，船就能往前走。试航那天，江边围了不少人，有人小声说：“这船没有帆，全靠脚踩，能走多快？”祖冲之没理会，他亲自上船，踩动轮桨，船慢慢驶离岸边，顺着江水流向前进。一开始船走得慢，可随着轮桨越踩越快，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江边的人都看呆了。祖冲之在江面上航行了五十多里，回来的时候，岸边的太阳还没下山。他下船的时候，脚有点酸，可脸上带着笑：“要是顺风，再调整一下轮桨的大小，一天走百里不成问题。”虽然“千里船”只是古人对快船的称呼，可这艘船的轮桨设计，为后来的船舰提供了新的思路。
齐永明元年，祖冲之担任长水校尉，负责京城的防务。那时候北方有柔然入侵，边境不太平，他看着边境送来的奏折，心里着急，就写了一篇《安边论》，提出在边境屯田、练兵，还建议改进兵器，让士兵们有更好的装备。他把《安边论》交给齐武帝，齐武帝看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可当时朝廷正忙着整顿内政，没来得及推行。祖冲之没气馁，他又找了几个武将，和他们一起讨论屯田的具体方法，还画了兵器的改进图纸。有个武将笑着说：“祖校尉，您是算圆周率的，怎么还管起打仗的事了？”祖冲之认真地说：“不管是算圆周率，还是屯田练兵，都是为了让百姓能好好过日子。要是边境不安定，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我算再准的圆周率，又有什么用？”
齐永明九年，梁武帝萧衍当时还是骠骑将军府的长史，他听说祖冲之的《大明历》还没被采用，就特意去拜访他。那时候祖冲之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白了不少，可案上还是堆着算筹和历法书籍。萧衍问他：“先生，《大明历》比《元嘉历》准，为什么朝廷不用？”祖冲之叹了口气，从案下拿出一叠纸，上面是他这几年补充的测算数据：“陛下觉得改历麻烦，大臣们也怕担责任。可我已经测了十几年的星象，《大明历》的回归年长度是365.2428天，比《元嘉历》准多了，再不用，节气就真的乱了。”萧衍拿起数据看了看，说：“先生放心，等将来有机会，我一定帮您把《大明历》推出去。”祖冲之看着萧衍，点了点头，他不知道这个承诺什么时候能实现，可他还是把《大明历》的所有计算过程整理好，交给了儿子祖暅：“我要是看不到《大明历》推行的那天，你就接着找机会，这是咱们祖家的事，也是给百姓的事。”
梁天监元年，祖冲之已经七十二岁了，身体越来越差，只能躺在床上。有一天，祖暅从外面回来，激动地对他说：“爹，陛下要讨论改历了，大臣们都提到了您的《大明历》！”祖冲之挣扎着坐起来，让祖暅把《大明历》的手稿拿来。他拿着手稿，手指在上面轻轻抚摸，那些熟悉的数字和公式，就像他老朋友一样。他让祖暅扶着他，写了一封信给朝廷，补充了几个关键的测算数据。写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墨水好几次滴在纸上，祖暅想帮他写，他却摇摇头：“我自己写，朝廷知道是我写的，才会信。”信写完的那天晚上，祖冲之靠在床头，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说：“你看那月亮，圆的时候，就像我算的圆周率，一点都不差。”
梁天监九年，《大明历》正式在全国推行。那时候祖冲之已经去世八年了，祖暅拿着朝廷的诏书，跑到父亲的墓前，把诏书烧给了他：“爹，您看，《大明历》推行了，您算的圆周率，也一直在用。”墓前的松树随风摆动，就像祖冲之当年在书房里摆算筹的样子。
祖冲之的一生，就像他算过的圆周率，精确而执着。他用算筹丈量天地，用机械改善民生，把一个学者的理想，刻在了南朝的历史里。如今我们在课本里学到圆周率，在博物馆里看到古代的水碓磨模型，总会想起那个在南朝夜灯里摆弄算筹的人。他让我们知道，所谓的伟大，不过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对真理的追求，刻进每一个数字、每一次测算里。就像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在电脑前敲下一行行代码，他们和祖冲之一样，都在追寻那个“精确”的答案，都在为这个世界，留下一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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