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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蕉、沈尹默、吴玉如:谁才当得起“近代王羲之” ?

白蕉、沈尹默、吴玉如,这三个名字一摆出来,基本覆盖了近百年来帖学书风最重要的三极。有人说白蕉是“近代学王第一人”,有人说

白蕉、沈尹默、吴玉如,这三个名字一摆出来,基本覆盖了近百年来帖学书风最重要的三极。有人说白蕉是“近代学王第一人”,有人说沈尹默“最像王羲之”,也有人认为吴玉如才是真正的“二王正传”。问题是:这顶“近代王羲之”的桂冠,究竟应该戴在谁头上?

王羲之作品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近代王羲之”到底指什么?

它绝不是简单看“谁写得最像”,而是看谁在近代真正承续了王羲之的法脉和审美传统,谁在书法史、书学理论和时代影响层面,发挥了“右军式”的核心作用。换句话说,它更像一个“综合指标”:既看笔法气息,也看历史分量。

沈尹默:贴着《兰亭序》苦练一生的“中枢人物”

从书法史角度看,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个“枢纽人物”,大多数研究者会把目光投向沈尹默。

他出身吴兴,留学日本,长期任教于北大,以学问、诗文、书法并重著称。民国时书坛曾有“南沈北于(于右任)”之说,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南沈北吴(吴玉如)”之说,可见其在当时书坛的核心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几乎把一生都押在“重建晋唐笔法”上。大量临写《兰亭序》《乐毅论》等王羲之名迹,其临本今天仍被公认为最接近二王精神的范本之一;有文章甚至直接称他“苦练二十三年,成当代王羲之”。从笔法来看,沈尹默的行书提按分明、使转圆融,既有晋人内敛的绵密,又有宋元文人的清气。徐平羽、谢稚柳等人都高度评价他的成就,有论者认为“其境界可直入宋四家而不愧”。 这意味着:在许多专业眼中,他已经跨过明清,直接与苏黄米蔡同堂对话。

如果说“近代王羲之”需要一个在笔法、格局和史论上都能撑起大局的人,那么沈尹默无疑是最像“总设计师”的那一位。

白蕉:把“二王风神”推到极致的美学偶像

但在普通书法爱好者和广大收藏界眼中,最“上头”的,往往是白蕉。

白蕉以“近代艺坛三杰之一”著称,诸艺兼通,以书法成就最高。他的行草以“二王”为宗,又兼及魏晋、唐宋诸家,有文章指出,他晚年还受到日本藤原行成书风的影响,代表作《兰题杂存》《杂书题兰旧句》早已成现代帖学经典。

从风格上看,白蕉那种“萧散秀逸”的气息,是当代人最容易一眼爱上的书风:字势修长、笔致轻灵,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法度严谨。他自己说学书要“始欲像而终欲不像,始无我而终欲有我”,既深潜于王羲之法度之内,又不迷失于摹仿之中,用的是传统笔墨,说的却是现代气质。不少文章直接称他为“近代学王第一人”“写王羲之最成功的人”,甚至有观点认为,在把“二王风神”转译为现代审美这一点上,白蕉无人可及。

如果说王羲之在东晋时是“审美风向标”,那么白蕉在近代,确实最接近这种“风向标式”的存在:他让无数人通过他那一手俊雅行草,重新爱上了二王。

吴玉如:从理论和体系上“替王羲之说话”的人

与前两位相比,吴玉如显得更“安静”,但在真正关心书学史的人眼中,他的分量一点也不轻。

吴玉如既是书法家,又是著名文史学者。他所处时代,正是碑学与帖学激烈碰撞的时期,而他的选择非常明确——以“二王”为主脉,重建帖学的理论高地。他在论述中曾明确提出:北碑、南碑乃至隋碑,本质上都是“二王书法发展的产物”,碑与帖不是对立的两条线,而是在“二王书法一元论”下的源流关系。

在实践上,他的楷书广取《元略墓志》等魏碑,兼及《张猛龙碑》等碑刻,行书则以王羲之为终极追求,小楷更是精严至极,被评价为“放大后可作大字帖临摹”。

更关键的是,他强调“以二王为极则”来衡量历代书法,把原本分裂的碑帖之争统一到一个更高的理论框架里。你可以说,沈尹默更多在作品层面“写给我们看”,而吴玉如则在理论上“替王羲之说话”,为近现代帖学搭了一整套“话语体系”。

如果没有吴玉如这一环,今天很多关于“二王与碑学”的讨论,会缺失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坐标。

三重对照:谁更像王羲之?

把材料和史实摆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冷静地做一个“三重对照”。

从书法史地位看,沈尹默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都站在核心位置,是帖学复兴的“关键枢纽”;白蕉则把二王风神转译成现代审美,是近代行草的审美高峰之一;吴玉如在理论与体系上为“二王正统”正名,是帖学话语的构建者。

从笔法和形神看,白蕉的潇洒、修长、灵动,最接近大众印象中的“魏晋风流”,像是王羲之的“风神再现”;吴玉如在结体与法度上极严谨,楷行草皆有“书卷气”,更接近王羲之的“法度与理性”;沈尹默则在整体气象、笔法厚度和气韵连贯上,与王羲之的“文人气象+笔墨高度”更为相似。

从影响范围看,白蕉是现代审美与大众传播层面最具“偶像气质”的那位;吴玉如在书学界、研究界有长远影响,是学者型书家的典范;沈尹默贯通学界、书坛与教育体系,他的临本和创作,直接影响了几代书法学习者。

最公平、也最有画面感的总结

当然,把复杂的书法史压扁成一句“谁更牛”,本身就有失公允。更合理的方式,或许是承认:白蕉得其风:他把二王的潇洒、清俊、灵动,化成了近代最迷人的书写风景;吴玉如得其法:他在理论与实践上,将二王笔法、碑帖体系重新梳理,为后人立了一套“正宗”标尺;沈尹默得其神:他在笔墨、气象与史论层面,承担了一个时代“书圣式”的中枢角色。

所以,真正的答案也许是:近代并没有第二个王羲之,只有白蕉、沈尹默、吴玉如三人,从不同侧面,把那位东晋书圣折射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