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八年前的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受到关注。当事人符某秀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一审判决有罪，据判决书显示，此事件源于多年前的民间经济与人身权益纠纷，后经书面协议和解，时隔多年被启动刑事程序。目前当事人已依法提出申诉与控告，案件仍在后续法律程序中。

案件缘起：多年前经济往来与和解协议

判决书显示，2016年至2018年间，符某秀与时任广昌县民生部门工作人员赖某智相识，双方因招投标项目合作、资金往来及人身关系产生纠纷。2018年4月至5月，双方经协商先后签订《补充协议书》与《协议书》，均有律师在场见证，书面约定由赖某智向符某秀支付补偿款共计35万元，款项于2018年5月支付完毕，协议载明双方就此了结纠纷、互不追究。相关书证显示，协议内容包含“自愿补偿”、“不再有其他纠纷”等表述，形成于事发当时，并有相关中间人员签字确认。

符某秀一方陈述，上述款项系对此前资金往来、人身权益等问题的综合补偿，属于平等主体间自愿达成的民事和解，且已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多年无争议。但判决书第八页对该协议书的证明效力未有人认可。

（判决书，当事人提供）

刑事程序启动：时间线与关键节点

2025年，这起已了结多年的民事事项被启动刑事程序：

2025年5月、7月，赖某智报案，相关部门查询符某秀等人银行账户流水；2025年7月30日，广昌县公安部门对符某秀涉嫌敲诈勒索一案立案侦查；随后符某秀被网上追逃、跨省抓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检察部门批准逮捕；2026年1月，检察部门向法院提起公诉；

2026年4月，广昌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一方面在认定被害人赖倡智有过错情况下，从轻处罚，另一方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符某秀有期徒刑七年八个月，并处罚金，责令退赔相关款项。

（一审判决书，当事人提供）

案件核心争议：事实、证据与程序焦点

本案一审宣判后，围绕事实认定、证据效力、程序合规等问题，双方及相关材料呈现明显分歧：

案件性质：民事和解还是刑事犯罪

符某秀及其辩护人主张，此事件属于民事纠纷，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符合民事自治原则，不具备刑事违法性前提。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实施威胁、要挟等行为，本事件缺乏上述构成要件，将已履行的民事和解事后刑事化。

证据链条：客观书证与言词证据的冲突

核心书证为2018年的两份协议，明确记载款项为“自愿补偿’。而指控主要依据被害人方陈述及相关言词证据。符某秀一方提出，此事件无短信、微信、通话录音、视频等客观证据证实存在威胁、要挟行为，定罪依赖单方言词证据，与书面协议内容存在矛盾。

符某秀称，事件协商过程中有多名人员参与，公诉部门仅对符某秀提起公诉，未追究其他参与人员责任。对于已签订书面协议、履行完毕的民事和解，若无充分证据证明协议系被迫签订且违背真实意思，司法部门一般审慎启动刑事程序，避免以刑事手段介入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

一审判决后，符某秀不服，依法提出上诉，并向相关部门提交控告材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无罪；对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问题进行审查；启动救济程序，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目前，相关控告与申诉材料已提交，后续程序正在依法进行中。当事人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作出公正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