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技的探针刺破六千年岁月的尘封，中国酒业的历史叙事便褪去了缥缈的滤镜，生发出最坚实的骨骼。在杏花村遗址及周边酿酒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与考古学家、宜宾酿酒考古主持发掘者孙智彬的深度发声，不仅是对前沿科研成果的学术呼应，更从宏观的文明溯源与微观的技术辨析两个维度，为中国酒业考古的未来发展勾勒出清晰的坐标。

郑媛：以酒为媒，破译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密码

“山西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解决中华文明特质的关键问题，离不开山西这个区域。”郑媛在发言中掷地有声。她指出，考古学界执着于探索早期酒类遗存，其初衷绝非仅仅为了追溯一种饮品的起源，而是为了破译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发展密码。

在郑媛看来，酒在史前社会早已超越了满足温饱的物质属性。它是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更是社会组织、资源利用以及人际互动的核心载体。从仰韶文化强调群体认同的集体宴饮，到夏商周时期彰显等级与礼仪的青铜酒器，酒作为一种符号性载体，深刻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与精神秩序的构建。

面对这一宏大课题，郑媛强调，未来的酒业考古必须打破传统学科的壁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密切考古学与历史学、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联合攻关，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前沿技术解析古代遗存。唯有依靠跨学科协同研究，才能从微观遗存中解锁历史密码，一步步还原出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图景。同时，她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四个抓手：从盛酒酿酒器具的器物层面，到原料升级与酿造改良的技术链条；从农耕与游牧交融背景下的社会互动，到酒在维系精神与社会秩序中的深远贡献。

孙智彬：以科学为尺，在“破”与“立”中逼近历史真相

如果说郑媛描绘了酒业考古的宏大蓝图，那么孙智彬则从一线发掘者的视角，展现了酒业考古在科学实证道路上的严谨与清醒。他高度评价刘莉教授团队十余年深耕所取得的成果，认为其理论与技术手段“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

作为一名在传统考古与酒业考古之间跨越的学者，孙智彬敏锐地指出，科技考古在酒业研究中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但他同时也保持着学者的审慎，针对早期酒业考古的痛点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思考。他提出，在研究中必须直面“一器多用”的复杂现象，并亟待解决如何科学区分自然真菌与人为霉菌、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的难题。

更为难得的是，孙智彬从对比研究的样本量，甚至从现代蒸馏酒工艺与古代酿造酒曲的差异等极其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中肯的优化建议。这种不盲从、不盲信的学术态度，恰恰印证了中国酒业考古正在告别粗放的定性推演，全面迈入精细化、标准化的科学实证新阶段。

结语：考古赋能产业，实证重塑根基

郑媛的宏观视野与孙智彬的微观辨析，共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行业信号：中国酒业考古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破”与“立”。破除的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迷雾与单一学科的局限；立起的则是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范式与严谨求实的学术标尺。

当考古学真正赋能现代产业，当山西的田野遗存成为解答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拼图，中国酒业的历史叙事便有了最笃定的底气。在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六千年前的酒香，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真实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