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鼻祖，张惠言在乾嘉时期的文坛与政坛皆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坛之上，他直面浙西词派末流“清空”流于空疏、“醇雅”沦为纤弱的弊病，以“意内言外”的词学主张振衰起弊，将经学的微言大义融入词体创作，为长期被视作“艳科”的词坛注入了经世致用的厚重内涵，开创了词学发展的全新格局，今天我们来欣赏他的十首词。

另外，他身为翰林院编修，秉持着儒家士大夫的操守，为官清正廉洁，遇事直言敢谏，以一介文人之身践行着济世安民的理想。其词作兼具豪放之骨与婉约之韵，将身世之慨、家国之思与哲思理趣熔铸于凝练词句之间，以沉郁顿挫的笔力、意蕴深远的意境，彰显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在清代词坛熠熠生辉。

据记载，张惠言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祖籍江苏武进，也就是现今常州。彼时的清王朝虽仍笼罩在康乾盛世的余晖之下，但繁华表象背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暗流涌动；文化领域则呈现出汉学兴盛、考据之风盛行的态势，文人学者多埋头故纸堆，专注于典籍的整理与考证，而词坛却陷入题材狭窄、格调柔靡的困境，词作多流连于风花雪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张惠言拜入著名经学家金榜门下，潜心钻研《周易》《仪礼》等儒家经典，深厚的经学功底为其日后以经术入词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一则是早年家贫却勤学不辍，寒冬腊月时节，家中无钱添置炭火，他便裹着单薄的棉被苦读，砚台里的墨汁冻成冰碴，就一遍遍呵气将其融化，再提笔书写，常常直至东方既白；另一则是他任翰林院编修时，因直言进谏触怒朝中权贵，不少友人都为他的前途忧心忡忡，他却泰然自若，依旧埋首于典籍的校勘工作，还笑着对友人说：“词笔可写胸中块垒，经术能立世间根本，得失荣辱，何须挂怀。”

张惠言的家庭背景颇为清贫，其父张蟾宾是一介屡试不第的秀才，以设馆授徒维持生计，微薄的收入勉强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不幸的是，张惠言四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家中顿时失去顶梁柱，生活陷入困顿，全靠母亲姜氏含辛茹苦将他与幼弟张琦抚养成人。艰难的家境磨砺了张惠言坚韧不拔的品格，他自幼便懂事孝顺，一边帮着母亲操持家务，一边发奋读书，渴望通过科举之路改变家庭命运。

嘉庆四年，张惠言凭借扎实的学识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官阶虽不高，却是清要之职。在任期间，他治学严谨，参与编修《实录》时，对每一处史料都反复考据，力求精准无误；为官更是清正自持，从不阿谀奉承权贵，同僚评价他“性耿介，尚气节，未尝以私阿好，遇事敢言，有古君子之风”。他的人生经历充满坎坷，早年的困顿让他洞悉民间疾苦，入仕后的官场沉浮则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知，这些人生阅历都成为其词作中情感的重要来源，让他的文字脱离了无病呻吟的窠臼，多了几分沉甸甸的质感。

张惠言为人性格刚直内敛，既有着儒家学者“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亦藏着文人墨客怀才不遇的幽微心绪，他不善言辞却心思细腻，待人真诚坦荡，有着令人敬佩的风骨。在文坛交往中，他与同乡词人张琦、董士锡过从甚密，三人常常聚在一起探讨词学要义，彼此唱和赠答，共同推动常州词派的发展；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其恩师金榜，金榜的经学思想让他悟到“词与《风》《骚》同旨”的道理，促使他将经学的微言大义融入词的创作与理论之中。

他的词现存词作仅四十六首，收录于《茗柯词》中，数量虽少却篇篇精粹，其词学思想的核心是“意内言外”，主张词作应寄托儒家的“兴观群怨”之志，反对无病呻吟的浮艳文风。从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来看，其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怀古咏史与托物言志之作，如《木兰花慢·杨花》，以杨花的飘零无依喻指身世浮沉与家国之忧，笔力苍劲，寄慨遥深；

另一类是酬赠怀人与即景抒怀之作，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将对人生的哲思、对友人的期许与春日的景致融为一体，语言凝练清丽，意境空灵悠远。他以经学入词，拓宽了词的题材疆域，让词体重新回归“缘情造端，兴于微言”的传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滋养了后世常州词派的一众词人，更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就欣赏他的十首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