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领域对中国古代“封建制”的起始是有争议的，教科书是以秦王朝开始到清朝灭亡视为整个封建时代，但历史学者将“封建时代”向前推，认为“封建时代”起于战国，或者春秋，甚至西周。

有如此多的异议，最核心的原因对“封建”的定义来自西方，而中国历史太过特殊，西方历史无法找到相对应的。

以“封建制”举例。

封建制最直接的表述是“封邦建国”，西方的封建制，大贵族划一片土地与百姓奴隶给小贵族，换取的小贵族效忠大贵族；小贵族将自己得到的土地划给下面的骑士，换取骑士的效忠。

与西方封建制定义相类似的是西周的分封制，西周分封众诸侯，划分土地，拨给军队与“百姓（贵族）”奴隶用以建国；诸侯建国后，又分给土地与百姓给庶子，让他们成为诸侯国内的“小国家”，也就是士，所以士立家。

东西封建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封建制下级只效忠上级，而西周封建制所有诸侯除效忠上级外，还效忠周天子。东西方封建制度最大的相同点，用现代语言表述，即中西方“封建社会”都是“联邦式”社会结构，换句话讲位于周天子下的诸侯国是有一定独立性，且并不是百分之分“服从”周天子，比如周宣王爱鲁武公少子戏，废长子公子括强立他为鲁国继任者（鲁懿公），结果鲁懿公九年（前807年），公子括的儿子伯御与鲁人攻击弑杀鲁懿公，而立伯御为鲁君，是为鲁废公。鲁国已经本地化运行，外部的强行干预必然遭遇反弹，这就是独立性的特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西周封建制走到春秋战国时，出现明显“变异”，士大夫的“家”取代“国（联邦式政权）”。至此以后无论是秦朝汉朝还是清朝，它们都是家族式政权，只能代表某一姓，刘氏王朝，李氏王朝等，并不能代表整个天下，这些家族式政权的灭亡不能用“亡天下”描述。

从秦朝到清朝都是“家族式”政权，对家族性政权而言，“税”就是“田租”，天下都是皇帝一家的，所有百姓都是皇帝的佃户，但百姓不是傻子，必定千方百计的不交粮，为了逼百姓交粮，就需要二套系统，一是军队，二是文官。不交“保护费”就用黑社会用暴力处理，但皇帝一般不会运用军队收“税”，因为动用军队成本太高，不光军队要花钱，百姓还极可能跑山里藏起来，如此就需要文官系统收“田租”。

宰相

之前写商朝官制与周朝官制，商周王室只垄断“祭祀权”，对于“军政大权”是可以与异姓分享的，比如姜太公。春秋战国之变，“官分文武、君之二术。”军权与行政分离，出现武将与文官。

文官之首为“宰相”，而“宰相”的源头为士大夫的“宰”。“宰”作为官名，甲骨文就已出现了，春秋时代某些国家，已有总领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大夫总管一家一邑事务的家宰和邑宰。

春秋时期，士大夫去各诸侯国的国都任职，为君主服务，家里的封邑就要委托“士”管理，此“士”一般并无封地封邑，但有才能，为活下去只得去“大夫”家打工，这就是“家宰”。

相应的大夫会给家宰工资，如划分一片地，地上的粮食就是家宰的工资，这称为“禄田”，或者干脆给粮食给钱。比如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的年薪为六万斗粟米。

春秋战国之变，就是士大夫之家取代“国”，赵韩魏三家的“宰”由此向上升级，成为“宰相”，齐国也是类似。楚国也受春秋战国之变，但“令尹”职称没变，职权中的“军权”被分给了司马。

秦国受三晋的影响，置相比较晚，秦孝公时，商鞅由魏入秦，始为左庶长，后升大良造，并未称相，但是他的地位相当于三晋的相邦，所以史称“商鞅相秦”。最早记载的秦相是秦惠文君十年（前 328年），以张仪为相，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初置丞相，并分左、右。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

将军（兵符制度）

西周时期的军队由贵族组成，开战前才大量召集，战后则遣散回封地，所以西周时期是没有大量的常备军队的，自然也没有专业的“将军”。

春秋战国之际，文武分离，常备军（职业军队）出现，领兵作战的“将军”一职就十分重要。

最初秦国武职最高官位为大良造，例如白起，初为左庶长，继升为左更，再升为国尉，最后升为大良造。在秦国设丞相以后，大良造便成了高于国尉的武官。后来秦国不设大良造，国尉便成为中央最高的军事长官。秦国在统一全国后以太尉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这个职官而来的。

又因“军权”异常重要，打仗时皇帝可以将军队交给将军率领，但和平时就不行，所以出现“兵符”制度。兵符，亦称甲兵之符或虎符，其状为伏虎形，一分为二，以样相合，上有铭文，右半存君主处，右半颁发给将领。凡调动军队50人以上，必须有玉符会合将领左半符，并以文书指令为准。

1973年在西安郊区北沉村出土的杜虎符。铭文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是地名，古代秦国杜县）。凡兴兵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上队下火）之事，虽毋会符，行殹（也）。

虎符，并不只有一枚，皇帝针对各地调兵，会制作若干虎符，调那里的兵就取那里的符。上图中的杜虎符就是地方重要军事长官的虎符之一。

春秋战国制度之变，君主削去大贵族的封地与爵位，并“聘用”有才能的“士”为自己治理国家，相应的君主会给“官员”一定的待遇，这些待遇的标准通常以“粮食”多少而定，比如秦汉时间高官普遍为“二千石”。

这就是俸禄制度。

君主为防止官员们偷懒不干活，还搞出了“上计制度”，类似绩效考核制度。

按规定，当时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长，都必须把一年赋税的收入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送到国君那里。国君把券剖为两半，由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这样，国君可以操右券来责成臣下。到了年终，臣下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这个报核就是所谓“上计制度”。

“上计”就是朝廷最忙碌的时刻，战国时期上计一般由国君负责，丞相协助，秦汉时期上计就由丞相负责，如果考核成绩不佳，便可当场收玺免官。

春秋后期已建立“玺印制度”，“玺”就是官员的凭证，与“兵符制度”差不多，只不过兵符对应军队，玺印对应民政。战国时，无论下达命令或来往公文，都必须用玺来封泥（即在封简牍时盖上玺印的方块泥记，其作用和后来的火漆印差不多），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生效。

如公元前238年，秦国长信君嫪毒作乱，想征发县卒和卫卒，就是伪造了国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来行文征发的。

玺印上还带有一条带子，这称为“绶”，绶与印有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等级，印绶按等级可分为金印綟绶、金印紫绶、银印青绶、铜印黑绶及黄绶。且印绶通常由官员随身携带。

俸禄，上计，玺印，就是文官制的核心制度，这三条的内核一直没变，都在向后沿用。文官制的第四条核心就是选拔人才制度，这个变化很大，比如西汉的察举制，孝廉制，九品中人制，科举制等等。

这四种制度的建立，使得一整套官僚机构能够层层控制，集中权力于国君手中，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秦汉以后，封建王朝所用的官僚制度，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而加以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