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刘霞。

9月3日大阅兵进入了倒计时，十年前的大阅兵盛况还历历在目：载着抗战老兵的车辆缓缓驶过天安门，他们努力抬起右手，向所有人敬礼。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中，就有我熟知的陆建航、卢彩文爷爷。

而卢彩文爷爷胸前的那些沉甸甸的纪念勋章，其中有一枚，是2013年的9月3日，我所在报社以媒体名义所颁发的。

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媒体行动，也是我记录抗战老兵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老朋友都知道，我是在2009年4月28日遇见第一位抗战老兵李光钿，通过采访报道，帮他顺利回到了宣威老家，并成功办理了中国居民身份证。

李光钿的报道发出后，很多读者打来热线，说他们也是抗战老兵。因为要记录的老兵太多，我在报社开了“老兵讲述”的专栏，每周一到两期固定讲述抗战老兵的故事。将他们生活困难和暮年心愿融入在故事中，以解决这些耄耋老人养老、看病、丧葬等迫在眉睫的实际困难。

这些可敬的老兵，过去一直藏匿于历史的纵深处，我是记者，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荣光昭示天下，让他们接受人们的致敬，以告慰他们饱经风霜的心灵。我想，这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面对良知的问题。

但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在各种各样的原因叠加下，“老兵讲述”专栏能刊发的内容越来越少，因为刊发困难，很多时候我都放弃写稿的想法，单纯的成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我就不温不火坚持到了2012年，社会部来了位新主任，在他的重视下，“老兵讲述”才又成了报社的王牌栏目，百余名抗战老兵被读者熟知，生活困难者均联系各方机构给予救助和帮扶，让其安享晚年。

这位新主任就是高爽。除了对老兵报道的全力支持，高爽还随我一同看望慰问抗战老兵，甚至是参加老兵的追悼会，送抗战老兵最后一程。

2013年，在高爽的策划下，报社又联合多家单位发起“老兵，你好”大型公益系列活动，影响深远。其中就有个云南省民政厅厅长写公开信，倒逼相关部门关注抗战老兵。

活动进行到了8月，高爽问我：“刘霞，你采访那么多老兵，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说：“一枚勋章。”

就是这句话，高爽当即决定，要以媒体名义为抗战老兵“授勋”。

“授勋”活动留影，高爽（左）、贾云勇（中）

在我所遇见的老兵中，他们对奖章的珍视程度常常令我困惑，哪怕那只是民间志愿者所做，设计花哨材质低廉，他们也会视若珍宝。

给老兵“授勋”，这在媒体还是史无前例的事，当时我的总编辑是贾云勇。成为总编辑之前，他是业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据说自从他来做总编辑后，报社每年都会接到一个严重警告。

现在回想，正是他们用媒体人的情怀和领导人的担当支持着我往前冲。

从决定要给老兵“授勋”，到9月3日，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首先就是确定纪念章的设计、制作。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设计者是艺术家马祥生。除了他的艺术造诣，他的祖父马伯安、外公纳子宜、父亲马继武都属于抗战老兵，他有很深的老兵情，多年来就是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

他为人诚恳、正直、朴实，曾参加“最后的抗战老兵”摄制组，多次深入境内境外、大江南北寻觅采访老兵。

马祥生曾说过，老兵的悲惨、郁闷、冤屈与壮烈一直都在折磨着他，唯一能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突然明白了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获得的第一手弥足珍贵音像资料，是在抢救中华民族抗战的口述历史，是为了还抗战老兵一个清白与公道；是为了正本清源，重新梳理，还历史一个真相。

定居美国的他，接到我的邀请后义不容辞答应了，他和我说了一句：“历史给予的机会将稍纵即逝。给老兵们授勋，理所应当。”

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深意，后来才惊觉，这次行动，真的是历史给予的最后机会，好在我们抓住了。

马祥生（中）和我报社同事相聚，高爽（左二）

马祥生用三个通宵设计了这枚“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勋章”，不同于一般时尚花俏的纪念章、奖章，他的设计严格遵循勋章、军功章的传统经典式样，首先就是权威性和严肃性，要让老兵和家属获得认同，力求每一个要素都能细化。

版图里的“民族脊梁‘特指保家卫国的抗战老兵们，绶带中间竖条左红右蓝并列，意喻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背面写有代表孙中山精神的“爱国、革命、不断进步”字样。

纪念章四周有四朵绽放的缅桂花。缅桂花是昆明人的一种特殊记忆，马祥生一直相信，当年的年轻战士就是在缅桂花的淡淡花香中走上战场。他曾为抗战老兵创作过《缅桂花开》的歌曲，深受网友喜爱，在这枚纪念章中，他也毫不犹豫引入缅桂花元素。缅桂盛开花瓣，也蕴含老兵的功勋千里飘香。

根据前期的寻访调查，估算云南的抗战老兵在千人左右，纪念章的数量定在1千枚。找谁做也是个难题，我们在报纸登出了征集令。

深圳一家公司看到后，主动联系承接工作。制作公司按照以往的经验先打造了第一款样品，寄到报社大家看后都不满意，最后决定把纪念章材质从铝合金换为纯铜，直径扩大至60毫米，最厚部分的厚度达到6毫米，从而使重量增加至60余克。

该公司还是第一次做厚度如此之高的纯铜纪念章。新模具在打造过程中，直接被机器压裂，直到8月18日，才制作完成了第一枚样品，在经过抛光、电镀、上色、包装等主要工序后，这枚厚重的金色纪念章才算制作完成。

纪念章最后的呈现效果

当我拿到纪念章的那一刻，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内心有激动，更多也是酸楚。我无比清楚，老兵们想要的勋章是国家签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他们珍视的是国家荣誉，但很多老兵等不来就遗憾离世。

我们能做的仅此而已。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9月3日这一天，《云南信息报》同时在昆明海埂会堂、保山市龙陵县、“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活动座谈会三个会场，共为112名抗战老兵颁发抗战功勋奖章。

主会场云南昆明海埂会堂早就铺上3米宽的红地毯，红地毯从最下层的广场一直延伸到楼梯最上层的大厅门前，两侧护栏背后有管乐团鼓手、号手演奏。

海埂会堂被称为云南人的“人民大会堂”，常有大型高端会议举行，很难相信，这些孤寡、贫困、落魄的城市边缘人，也有机会踏进这里，接受鲜花和掌声。

尽管这天一早下起了大雨，但是为了能参加这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老兵们纷纷前往，不少老兵还是坐着轮椅前来。他们年龄均在90岁以上，年龄最长的李正义老兵已有103岁。

海埂会堂大厅里，有一幅巨大的“老兵，你好！”展板，指引着老兵移步百合厅。走廊两侧，排列着《云南信息报》这几年有关抗战老兵的报道，从2009年接远征军老兵李光钿回家，到送朱铭富回江苏老家，再到李昌枢的最后一天……

到场的93位抗战老兵，不仅有原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战老兵，还有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可以说，这是国内首次不分党派的抗战老兵大聚会。

上午9时30分，活动开始。在舞台上云南黄埔合唱团的40位团员准备就绪，台下的军旅管乐团也蓄势以待。随着指挥的振臂一挥，在管乐团的伴奏下，40人齐声高唱起了《大刀进行曲》。

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台下的抗战老兵顿时眼中闪现了光芒。当指挥转过身来指挥全场进行合唱时，唱得最卖力的是这群平均年龄90岁以上的老人。

活动的主持人是高爽，他以10人一组，一一念出抗战老兵的名字，老兵们听到名字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或自己或在志愿者的搀扶下走到台上。报社的10位工作人员为老兵们戴上奖章，并送上了由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周刊向每位老人送上的慰问信和500元慰问金。

随后高爽向全场来宾介绍每位老兵的从军经历，台儿庄战役、南京保卫战、淞沪会战、昆仑关战役、滇西抗战……

当时活动的报道

这次活动，还给8位志愿者颁发了纪念章，其中也有我的一枚，当时是这样介绍的：

“《云南信息报》记者刘霞，用新闻人的责任和女性特有的悲悯，5年坚持不懈奔走在抗战老兵采访报道第一线，用口述历史的手法将抗战老兵的英勇事迹传递给每一个读者。工作之余，她是一名志愿者。”

荣誉给了我一人，但每一位老兵的报道并非我一人所能完成。“授勋”这件事更是近百人参与的一项大工程，报社的每个人都不计得失，全力以赴，无怨无悔。

在历史的迷雾面前，我们没有选择闭眼，也没有选择闭嘴，我们尽了媒体人的责任和担当。

有的老兵因为路途遥远未能到场，有的老兵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前来。报社又兵分多路，陆续走进抗战老兵的家中，把纪念章送到他们手上。可以说，每一次上门探望，都是一次小型的颁发奖章的仪式。

不管是我，还是报社年轻的同事，我们尽可能用我们自己的言行，告诉这些曾经为民族浴血奋战的老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

在我们为老兵授勋这件事持续进行的短短4个月时间里，就有付心德、周义龙、王德修、马继武，四位抗战老兵与世长辞。除了远在腾冲的付心德，我参加了三位老兵的追悼会。

周义龙爷爷的葬礼我去参加了，他的遗像是带着勋章的这张照片。这是他这一生所得到的唯一一枚纪念章，家人知道这枚纪念章对他的意义所在，最终也选了这张照片做遗像。

9月3号接受授勋的老兵们，我们都逐一拍摄了照片。不仅装裱送给老兵，后来还举办了老兵照片展，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读懂那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面容下，那一段段恢弘磅礴的历史记忆。

无论这些老兵抗战期间属于哪个党派阵营，无论这些老兵抗战期间是正规军还是地方武装，无论他们是前线士兵还是后方的医护人员，他们理应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纪念。一个民族不应忘记为捍卫国家尊严打仗流血牺牲的战士。

他们年轻的光阴，青春的容颜，都留给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时代。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都献给了把中华民族从日寇癫狂中解放出来的事业。这或许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但是他们无畏地面对这种宿命，这足以让今天的我们仰视。

在我所报道的数百名老兵故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抱怨过那场战争，那是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为民族而战，义不容辞。但是历史的间歇性遗忘，却抹去了战士们最后的笑语。

这种遗忘，也让我们思考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个体责任问题。在文化意义上，谁能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与其说是政府或某些组织，倒不如说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个热血激荡着的个人。中国先贤曾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仁不让”的古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时代意义上的“匹夫”和“仁者”。我们做了，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光荣。

尽管真实的历史，远比电视剧要更惨烈，也更让我们感慨万千，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救赎，已不应该止于探索真相和对细节的报道，作为媒体，更应该积极参与、策划到具体的事件之中，以推动历史正本清源的曲折进程。

因此，我们向这些中国军人致敬，在他们的垂暮之年，用沉甸甸的抗战功勋奖章。在致敬之外，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卑微生活几十年的抗战老兵，那些悬浮于黑色夜幕中的生动面孔，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让他们踏上红地毯、坐进殿堂，在灯光聚焦的那一刻，充盈在他们眼前的，是“国家荣誉”……

这是一场仪式。

是一场不忘历史，不忘英雄的仪式。

争议从未停止，确实，媒体有什么资格给老兵“授勋”？！我们没有回应网上争议，先埋头把事给做了，只有我们知道，老兵等不起。

截止到2013年底，1000枚纪念章的佩戴者们，有原国民党抗战老兵，有云南省军区部分离休老干部，有美国飞虎队老兵；它不仅仅被佩戴在云南抗战老兵的胸前，还带着云南信息报最诚挚的敬意，远赴贵州、四川、台湾，以及缅甸、美国……

我亲自为美军第十航空队空运总队机长凯尔文佩戴上了这枚勋章，他很珍视来自中国的敬意，这枚勋章随后多次出现在他接受媒体的采访中。

凯尔文戴着纪念章接受采访

2015年的9月3日，抗战老兵卢彩文受邀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他微微挥手经过天安门时，胸前左下角的那枚纪念章，就是我们以媒体名义颁发给他的。

卢彩文参加阅兵服饰

“这1000枚纪念章所承载的意义，也许当下还不能给出最合理的答案，问题的根本也不在于我们怎么去做，而在于为什么要去做？

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着让人慨叹的经历。历史不仅能遮蔽他们的功绩，还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其否定，没有被战争淘汰的生命，继续在监牢中消磨他们后续数十年的人生。

在这深刻的孤独里，或者说爱的渴望中，他们看到的生活或许是不安全的，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更想要一个见证过他们青春和热血，证明他们曾用生命去捍卫过深爱着的祖国的物证，那就是功勋奖章，这种渴望一度成为他在艰难困苦中生存的动力。

在对老兵多年的采访中发现，这些暮年老兵的心愿惊人一致，一枚徽章，一个肯定，一声迟来的“谢谢你们”，仅此而已。但是，纵使时过境迁，我们仍然无法以正确的心态去对待那些老兵，许多老兵带着战争的伤痛和精神的创伤，默默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另外一个感触是，坚冰正被打破，关于抗战老兵之种种，社会每一天都有更开放的胸怀！而以老兵凋零的速度相比，打破与开放，并认同与赋予他们荣光，步子还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老兵们珍视荣誉，有时候甚为敏感。勋章代表的不仅仅是荣誉，而是他们希望被时代记住的心声。和很多战争一样，抗日战争的亡灵至今没有完整的名录，也没有公开的祭奠。上自庙堂，下至民间，真实的历史是否曾被遗忘？战争真实发生过，他们都还活着，那么战争的记忆和历史也该活着吧。

尽管抗战老兵内心渴望的是来自国家层面的荣耀，但他们也无比珍视民间的敬意，这份敬意，也迟到了六十余年。这枚功勋奖章，他们如获至宝，为悄然隐退的他们，寻找到精神家园最后的归宿与认同。”

上面是我当年为“授勋”活动写下的总结特刊，现在看，依然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