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时光的指针即将拨进2026年，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对于身处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新年的钟声往往伴随着某种复杂的焦虑：是继续在实验台前死磕那个迟迟不出数据的课题，还是收拾行囊去寻找工业界的彼岸？是在各种汇报和组会中继续练习“谨言慎行”，还是学会在高压下更加从容地表达自我？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职业生涯的规划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积累，它关乎心态的重塑、技能的迁移以及对幸福本质的重新定义。
12月29日，《Nature》刊文“Nine books to help shape your science career in 2026”（《9本助你在2026年重塑科学职业生涯的书》），资深编辑Anne Gulland精心遴选了九本著作，这些书不仅仅是职业建议，更像是一场场关于如何在科学界“幸存”与“繁荣”的深度对话。
芬兰悖论：停止追逐，去拥抱“被讨厌的勇气”在学术圈，“快乐”似乎总是一个被量化的指标，它等同于发表的论文影响因子、获得的基金额度，或是头衔的晋升。然而，牛津大学健康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Oxford’s Wellbeing Research Centre）的数据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图景：芬兰，这个北欧国家，凭借漫长的冬季和全球人均拥有量最高的重金属乐队（heavy-metal bands），再次被加冕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阿尔托大学（Aalto University）的幸福研究人员Frank Martela在他的新书《停止追逐幸福》（Stop Chasing Happiness）中，给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答案：幸福源于不追逐。
Martela将这种芬兰式的幸福状态描述为“充满活力的满足感”（energized contentment）。这是一种巧妙（ingenious）的心理平衡术：既追求自己选择的项目，却不执着于特定的职位头衔或奖项。对于深陷竞争焦虑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一剂清醒剂。Martela观察到，他的同胞们倾向于“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大惊小怪，也不回避好坏”，这种对生活顺其自然的态度，恰恰是许多科研工作者所缺失的。
书中提到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芬兰数学神童Iikka Kokko。他在16岁时就进入了大学，当被问及想要达成什么成就时，他的回答足以让那些整日焦虑于“青千”、“杰青”头衔的人汗颜。Kokko说，他对成为一名普通研究人员（average researcher）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对他而言，做数学本身就是目的，是终点，而非通向名利场的阶梯。
Martela更是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停止在意他人的看法。
他认为，被某些人讨厌，实际上证明了“你正在行使做自己的自由”（exercising your freedom to be you）。在学术评价体系中，我们太容易被他人的评价裹挟，从而失去了自我的声音。Martela建议我们要让自己接触不同的观点，不被情绪所统治，并学会放下自我（ego）。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自由在于像Kokko那样，在研究本身中找到内驱力，而不是在别人的掌声中迷失。
反向心理学：如何通过“搞砸”生活来获得顿悟如果说Martela的建议是温和的引导，那么瑞士企业家Rolf Dobelli在《不为清单》（The Not To-Do List）中则举起了讽刺的手术刀。正如书名所示，这并非一本教你如何成功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如何“自我破坏”的各种行为指南，作者试图通过反向心理学（reverse psychology），让我们在解剖失败中获得洞见。
Dobelli并不宣称自己是商业作家中的第一人，但他那冷峻幽默的笔触确实直击人心。书中包含了52个简练的章节，标题诸如“变得不可靠”（Be Unreliable）、“用名誉换金钱”（Trade Your Reputation for Money）以及“培养受害者心态”（Cultivate a Victim Mentality）。这些看似荒谬的建议，实则是对当下过度追求效率和完美的职场文化的辛辣嘲讽。
以“做一个混蛋”（Be An Asshole）这一章为例，Dobelli建议读者通过在办公室墙上张贴自己的巨幅照片来喂养“巨大的自我”（colossal ego），以此确保“你是自己最大的粉丝，这样你就能确信总有人喜欢你”。这种夸张的描述，恰恰映射出了某些学术大佬自恋型人格的荒诞一面，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膨胀的自我。
在关于职业生涯的章节中，Dobelli写道：“如果你想要一种毫无前景的生活：选择你的第一份工作作为你的终身职业。然后无论好坏都待在这个行业里，即使它正在消亡。”这对于那些在夕阳学科中苦苦挣扎却不敢迈出转型一步的研究人员来说，无疑是一记警钟。
更为精彩的是“同时转动多个盘子”（Spin Multiple Plates）这一章。Dobelli讽刺地敦促读者开始大量的项目和任务，但都要做得一塌糊涂，理由是“事情太多了”。他特别提到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Cal Newport及其2024年的著作《慢生产力》（Slow Productivity）。Newport曾在接受《自然》采访时指出，电子邮件和Slack通知的狂轰滥炸阻碍了我们的效率，并导致了职业倦怠（burnout）。Dobelli通过反讽，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了干扰的时代，学会做减法，列一份“不做什么”的清单，或许比“做什么”更重要。
P.I.V.O.T.：从“学术仓鼠轮”上跳下来的艺术然而，对于许多研究人员来说，困境不仅仅在于心态，更在于现实的职业路径选择。Gertrude Nonterah博士在她的新书《驾驭P.I.V.O.T.》（Navigating the P.I.V.O.T.）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职业生涯的废墟上重建大厦。
故事开始于2018年，当时Nonterah所在的实验室负责人资金耗尽，她因此失去了一个博士后职位。同年晚些时候，这位加纳籍研究人员虽然在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找到了工作，但仅仅两个月后又遭遇裁员。一年内两次失业，对于当时35岁的她来说，绝望感可想而知。在此之前，她的全部重心都放在攀登学术阶梯上——获得第二学位，然后是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博士学位。但现实残酷地告诉她：拥有多个学位并不能保证任何事情。
但Nonterah并没有被击垮，她将这种挫败感转化为了职业转型的契机。她现在从事医学传播和职业咨询工作，并通过她在2021年创立的咨询公司Bold PhD以及2025年推出的播客，帮助其他研究人员跳出“学术仓鼠轮”（academic hamster wheel），寻找专业领域之外的机会。
书的前半部分聚焦于“心态”，避免陷入“你的职业生涯完全取决于你的学位”这一思维陷阱。后半部分则极其务实：如何建立人脉、学习行业语言以及构建展示才华和技能的作品集。
书中分享了Mary的故事，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Mary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意识到自己不想留在学术界。作为一个日本动画爱好者，她决定申请加州Crunchyroll公司的数据分析职位，这是一家最大的动漫流媒体公司之一。尽管这个角色与她的博士研究方向相去甚远，但她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习得的研究技能（research skills）——数据处理、逻辑分析、快速学习，成为了她获得这份工作的关键。这告诉我们：你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不仅在于你的专业知识，更在于你在科研训练中获得的底层能力。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渴望跨越国界的科研人员，Sonali Majumdar在《作为国际科学家蓬勃发展》（Thriving as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st）一书中提供了另一套生存工具包。作为一名2007年离开印度前往美国佐治亚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过来人，Majumdar深知其中的艰辛。她在书中列出了国际科学家面临的重重障碍：缺乏支持网络、难以获得研究资助、不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复杂的移民系统以及职场歧视。
书中介绍了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化学学士Emmanuel Toroitich的案例。毕业后，他在继续深造还是进入工业界之间徘徊。他密切关注就业市场，了解哪些部门薪酬最高且最稳定，并探索了获得签证和居留权的最佳途径。如今，他是波士顿生物技术公司Ensoma的一名战略分析师。Majumdar称赞这是“完美无瑕的规划”（immaculate planning）。这提醒我们，对于国际学者而言，职业发展不仅仅是科研本身，更是一场关于签证、文化与生存策略的综合博弈。
说话的艺术：在任何情境下“只需该死地说出来”无论是留在学术界还是转型工业界，沟通能力始终是研究人员的软肋。伦敦的演讲教练Susie Ashfield在《只需该死地说出来》（Just F**king Say It）一书中，试图打破这种沉默。
Ashfield因将沉闷的商业高管转变为“TED演讲风格的摇滚明星”（TED Talk–style rockstars）而备受赞誉。她的核心理念非常直接：少在乎一点（care less）。这个建议听起来似乎与我们在学术界受到的“严谨”训练相悖，但实际上，它是克服公开演讲恐惧症的良药。Ashfield认为，让我们在演讲时出丑、脸红、说错话的根源，正是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是否会被听到、被认可。
她在书中提出了关于有效演示的两条规则：知道你为什么要说，以及把一切总结成一句话。书中举了一群科学家寻求基因检测套件投资的例子。他们的一句话关键信息是什么？很简单：“这个测试将拯救生命”（this test will save lives）。Ashfield指出，不要陷入解释底层技术的泥潭中（get bogged down），而应专注于其拯救生命的潜力。这对于习惯了在PPT上堆砌数据和复杂机制图的研究人员来说，是一次思维的降维打击，观众（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大众）关心的往往不是你的技术有多巧妙，而是它能带来什么改变。
而在面对充满控制欲的同事或导师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Scott Cooper和Naoki Yoshinaga在《自信的四条路径》（The Four Paths of Assertiveness）中给出了答案。这两位作者，一位是旧金山的青年权益倡导者，一位是日本宫崎大学的心理学家，将自信分解为社交、行为、情感和精神四个层面。
书中引用的积极心理学研究人员Barbara Fredrickson的观点尤为引人注目：人们在积极沟通与消极沟通的比例至少达到3:1时，表现得更好。这不仅仅是关于说话的技巧，更是关于如何在心理上构建防线。
书中还提到了艾萨克·牛顿的例子。尽管他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农民，但他选择了物理学。这是一个拒绝他人强加价值观的经典案例，证明了我们才是判断什么对自己最正确的终极法官（ultimate judge）。对于那些在导师权威或家庭期望下感到窒息的研究生来说，这是一种必须习得的“精神自信”：接受生活的起伏，正如书中所言，“错误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会从中学习并继续前进。”
写作的救赎：拒绝“肿胀”与“灵魂空虚”如果说口头表达是瞬间的艺术，那么书面表达则是永恒的烙印。然而，正如怀俄明大学的科学传播专家Bethann Garramon Merkle和新不伦瑞克大学的生物学家Stephen Heard在《科学领域的写作教学与指导》（Teaching and Mentoring Writers in the Sciences）中所指出的，大多数科学文献都充斥着“肿胀、乏味的写作，没有灵魂的被动语态，不必要的行话和复杂性”（turgid, tedious writing, soulless passive voice, unnecessary jargon and complexity）。
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学生写出清晰的学术论文，更是为了呼吁一种文化的变革。作者认为，科学家有责任成为有效的沟通者。他们建议导师在指导学生时，抵制逐行修改（correct students’ writing line by line）的冲动，这种微观管理往往会扼杀学生的自信。相反，导师应该提供“大局观”（big picture）式的反馈，平衡赞扬与批评，让学生对自己能力的提升负责。
这也是一种思维的训练。书写不仅是记录，更是思考的过程。越多的写作练习，意味着越多的学习和自信的积累。书中提倡使用简单的文本，并尝试不同的写作软件，这些技巧对于母语非英语的研究人员尤为重要。
焦虑的一代：20多岁的“巅峰不确定性”对于许多刚步入研究生阶段的年轻人来说，20多岁是一段充满迷茫的时光。弗吉尼亚州的临床心理学家Meg Jay在《二十几岁的治疗》（The Twentysomething Treatment）中指出，80%的人生决定性时刻发生在35岁之前。她的客户主要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群，他们生活在一个“巅峰不确定性”（peak uncertainty）的世界里。
Jay敏锐地指出，气候变化的威胁、COVID-19大流行以及社交媒体的兴起，都是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她的书中解释了“情境压力源”（situational stressors），如备考和分手，如何经常导致无益的抑郁症诊断。她曾鼓励一位客户在挂科后去与教授交谈；教授最终让这位学生确信，一次单一的学术挫折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失败者。
这对于在激烈的科研竞争中极易产生自我怀疑的研究生来说，至关重要。Jay的补救措施包括投入生活，而不是通过谈话让自己陷入抑郁或焦虑。工作，正如Jay所言，“迫使成长和改变，这是我们在独自一人时很少能做到的”。
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Jay建议使用启发法（heuristics）：“这是一种允许我们在不考虑所有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心理捷径”。与其试图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这在科研和生活中同样适用），不如使用较少数量的变量来下定决心。这种“少即是多”的决策智慧，或许能帮助我们在信息过载的焦虑中找到出口。
尚未结束的战斗：父权制与系统性偏见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科学界房间里的大象——性别不平等。墨尔本大学的心理学家及职场性别公平研究人员Cordelia Fine在《父权制公司》（Patriarchy Inc）中提醒我们，尽管在富裕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认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战斗已经胜利，但事实并非如此。
Fine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81%的电影编剧是男性，而这份工作看似是为刻板印象中的女性技能（如语言和关注人）量身定做的？同样的，在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博士毕业生中，性别失衡甚至更为严重。
Fine强调了一项关于大学科学职业中针对女性偏见的研究。虽然研究人员只在六个指标中的两个发现了这种偏见，甚至在一个指标中发现了针对男性的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Fine指出，一些标准很难衡量，例如受邀在小组讨论中发言、为期刊撰稿或在编辑委员会任职的机会。这些往往取决于与资深科学家的关系。正如她所言，“人们偏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People are biased towards others similar to them），因此如果资深科学家倾向于为男性，他们更有可能向其他男性伸出援手。
Fine呼吁建立一个拒绝性别化工作角色的社会，接受所有工人在某个时刻都会有照顾责任（caring responsibilities），并警惕童年时期“根深蒂固”的性别系统。这不仅仅是女性的战斗，更是整个科学界为了更公正、更多元化的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结语：做一名“普通”的研究者纵观这九本书，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线索：2026年的科研生存法则，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更快、更高、更强”，而是关于回归人性的“更真实、更坚韧、更包容”。
无论是Frank Martela倡导的“芬兰式满足”，还是Gertrude Nonterah展示的职业韧性，亦或是Susie Ashfield鼓励的“少在乎一点”的表达勇气，都在阐述同一个道理：你的价值不取决于发表了多少篇Paper，不取决于你在学术梯队爬到了什么位置，也不取决于别人如何定义你的成功。
也许，最好的职业建议就像数学神童Iikka Kokko所领悟的那样，做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并在研究本身中找到纯粹的快乐。在这个充满噪音和指标的世界里，能够安静地、专注地解决一个科学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特权与幸福。
2026年，愿你能停止追逐那些虚幻的指标，开始构建属于你自己的“能量满足感”。愿你在实验室的灯光下，不仅看到了数据，也看到了那个自由、勇敢且真实的自己。
参考文献
Gulland, A. (2026). Nine books to help shape your science career in 2026. Nature, 649, 25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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