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北煤矿工作时和一个女人搭伙过了5年。
她沉默勤快，却总像藏着心事。
5年期满前，她不告而别，只留信让我忘了她。
从此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20年后，我走进市政府大楼，却意外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
01
1998年开春，我背着磨破了边的军绿色帆布袋，从山东老家坐了将近三天的火车，摇摇晃晃地到了一个记不住名字的西北煤矿。
那年我二十四岁，家里背了五万多块钱的债，爹做生意赔了个底朝天，娘查出来心臓不好，弟弟还在念高中，我是老大，只能出来挣活路。
矿场在一片望不到头的戈壁滩上，四周围除了黄沙就是石头，工棚是用薄木板和石棉瓦凑合搭的，一排排立在那儿，像一堆被人随手扔掉的火柴盒。
我被分到第二工区，住进了七号棚。
棚子里就一张吱呀响的木板床、一张坑坑洼洼的桌子和两个瘸腿凳子，墙上糊着早已发黄卷边的旧报纸，地上是灰扑扑的水泥地，窗户拿塑料布钉着，风一过就哗啦哗啦响。
“小伙子，头一回下矿吧。”隔壁棚子的周大山探进半个身子，递过来一根烟卷，“别怵，干上几年就惯了。”
周大山是河洛那边的人，在矿上干了快九年，他今年三十九，脸上沟沟壑壑全是日子刻下的印子，说话时总咧着嘴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这儿条件是糙了点，可工钱给得足。”周大山在我床沿坐下，划火柴点着烟，“一个月能拿一千二，手脚麻利的能奔着一千五去，你在老家一年能落下这个数不？”
我摇摇头，老家那边在建筑队上忙活一天也就二十块钱，一个月撑死六百块。
“不过啊，这儿苦。”周大山压低了嗓门，“天天往下钻，见不着日头，最难熬的是没个女人。”
我愣了愣，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周大山哈哈笑了起来，“小兄弟，你还没开窍呢，这矿上三百来号人，十个里有九个是光棍，有家室的谁来这鬼地方，来的都是跟咱们一样没路走的。”
往后的日子我才慢慢咂摸出周大山话里的滋味。
矿上的日子单调得像一口枯井，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六点准时下井，在黢黑的矿道里一镐一镐刨上十二个钟头的煤，等到晚上六点多才能回到地面上，浑身上下连眼睫毛都是黑的。
晚上回到工棚，扒拉完食堂打来的那点饭，就只能对着墙壁发呆，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个能说说话的人都难找。
周大山告诉我，不少矿工熬不住，会偷摸着跑到几十里地外的小镇上去找女人，可来回一趟路费加花销得一百多块，还得耽误一整天的工。
“所以啊，就有人想了这么个法子。”周大山神秘兮兮地凑近了些，“找个女人到矿上来，搭伙过日子，算是‘临时夫妻’。”
“临时夫妻？”我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个词。
“就是花点钱，雇个女人来照应你的日子。”周大山解释说，“她给你洗衣做饭，你按月给她钱，一般一个月两百来块，搭伙个三五年，到时候了就好聚好散。”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种事在老家那边简直想都不敢想。
“别大惊小怪的。”周大山拍拍我肩膀，“这地方天高皇帝远，没人管这些闲事，再说了，你一个大老爷们，天天井下刨食，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混不上，这日子还有个啥过头。”
我没吭声，心里却有点活动了，在矿上干了俩月，我瘦了十来斤，食堂的饭又冷又硬，实在难以下咽，换下来的衣服堆成了山，自己胡乱搓洗也总洗不干净。
“要不，我给你寻摸一个？”周大山说，“食堂的吴婶认识好些从外地来的女人。”
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点了头，不为别的，就为能吃上一口热饭。
那天晚上，吴婶领着一个女人进了我的工棚。
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外套，黑色裤子，头发用一根最普通的黑色橡皮筋扎在脑后，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皮肤有点黑，但眉眼周正，眼神很平静，没什么波澜。
“这是素秋。”吴婶介绍说，“从南边来的，人实在，手脚也勤快。”
女人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没说话。
“一个月两百六十块，包吃住。”吴婶话说得直接，“你要是觉得行，她今晚上就能搬过来。”
我看着女人，女人也看着我，她的眼睛很清亮，不像矿上有些女人眼里总带着股说不出的风尘气。
“行。”我说。
吴婶笑了，“那就这么定了，素秋你跟顾家明好好搭伙过日子，家明你也别亏待了人家。”
等吴婶走了，工棚里一下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和女人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我叫顾家明。”我先开了口，“山东人。”
“秦素秋。”女人声音轻轻的，带着南方特有的软糯腔调，但吐字很清楚，“南边人。”
“你……为啥来这儿？”我问。
秦素秋低下头，“家里爹身子不好，等着用钱。”
我点点头，没再往下问，每个人来这儿都有自己的难处，问多了也没意思。
“那个……你睡床上，我打地铺。”我有点不自在。
秦素秋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掠过一丝意外，“不用，我睡地上就行。”
“那哪成。”我摆摆手，“我个大男人，没事。”
她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最后轻轻说了声，“多谢。”
02
秦素秋搬进来的第二天，工棚里就变了样。
早上我迷迷瞪瞪爬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把早饭摆在了桌上，一碗熬得稠稠的白米粥，两个暄软的白面馒头，还有一小碟脆生生的腌萝卜条。
“粥是我一早去食堂打的。”她说，“馒头是昨晚发面蒸的，在锅里热着呢。”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粥，温度正好，咸淡也合适，馒头咬下去松软香甜，比食堂那硬疙瘩强了不知多少。
“谢谢。”我说。
她摇摇头，“该做的。”
打那天起，我每天下井前都能吃上热腾腾的早饭，晚上回来总有烧好的热水擦洗，换下来的衣服不用我沾手，第二天就干干净净地晾在了门口的绳子上。
周大山羡慕得直咂嘴，“老顾，你小子运气不赖，找了个勤快人。”
确实，秦素秋和矿上其他那些女人不太一样，她话少，也不爱跟人东拉西扯，每天就是埋头收拾屋子、做饭洗衣，可她做事格外细致，连地上不起眼的灰尘都给扫得干干净净。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识字。
有一回我下工回来，看见她坐在桌边，手里拿着一张我垫桌子的旧报纸，正看得入神。
“你认得字？”我脱口而出。
秦素秋抬起头，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赶忙把报纸放下，“认得几个。”
“你念过书？”我接着问。
“念过几年小学。”她声音低了下去，“后来家里供不起，就没再念了。”
我点点头没再追问，心里却觉得有点奇怪，寻常人家的女孩子，念几年小学认得的字有限，看报纸不该这么顺畅。
还有一次我给家里写信，憋了半天写不出几个字，我只念到初中，很多字提笔就忘。
“要不……我替你写？”秦素秋在旁边轻声问。
我愣了一下，把纸笔推到她面前。
她接过笔，略一沉吟，就在纸上写了起来：“爹，娘，我在矿上一切都好，每月能挣一千二百块钱，娘的药一定按时吃，别舍不得花钱，弟弟好好念书，钱我会按月寄回去。”
她的字写得方正清秀，一笔一划，比我那狗爬字好看多了。
“你这字……写得真好。”我真心实意地说。
秦素秋脸上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以前在镇上的厂子里做工，跟着认字的师傅学过一点。”
我接过信纸，心里的疑惑又深了一层，但我没再刨根问底，谁心里还没点不愿意说的事呢。
就这样，我和秦素秋在矿上过起了搭伙的日子。
说实在的，刚开始那阵子我心里别提多别扭了，虽说我睡地铺，可工棚里凭空多出个女人，总觉得哪儿都不对劲，秦素秋大概也有同感，平时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安静得像一抹影子。
可时间长了，两个人也就慢慢习惯了。
她每天五点准时起床，先去食堂打粥，回来生火蒸馒头，等我爬起来的时候，早饭已经妥妥帖帖摆在桌上了。
我下井前，她会帮我仔细检查矿灯和安全帽，把工具摆顺当。
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她已经烧好了热水，毛巾也搓洗得干干净净。
吃完晚饭，她会就着昏黄的灯光缝补衣裳，我就在桌边看书或者写信，偶尔我会跟她聊聊老家的事，她总是安静地听着，很少插话。
这样的日子简单，却不再像从前那样难熬。
三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下井回来，发现秦素秋没在工棚里。
我心里一慌，赶忙出去找，最后在食堂后面那片空地上找到了她。
她蹲在地上，双手抱着膝盖，肩膀微微颤抖着。
“素秋。”我走过去，轻轻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没擦干的泪痕。
“咋了？”我蹲下身，有点手足无措，“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她摇摇头，声音带着哽咽，“没，就是想家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安慰的话。
“我知道你想家。”最后我说，“等我攒够了钱，把债还上，你就能回去了。”
秦素秋看着我，眼泪又扑簌簌掉了下来，“谢谢你。”
“别哭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条洗得发白的手帕递给她，“大老远跑到这儿来，都不容易，别把身子哭坏了。”
她接过手帕，慢慢擦着眼泪，月光洒在她侧脸上，映出一种说不出的柔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秦素秋不只是一个搭伙过日子的女人，她更像一个在异乡漂泊的苦命人，和我一样，都是被生活逼得背井离乡。
从那天起，我对她多了份说不出的牵挂，下井前会叮嘱她别太累，晚上回来也会有意多跟她说几句话。
慢慢地，她的话也多了起来，偶尔会跟我说说她家乡的事，说她们那儿山青水秀，满山遍野种着茶树和水稻，说她小时候最爱去河边摸小鱼小虾，喜欢吃酸酸辣辣的米粉和糯糍粑。
我也会跟她讲讲我们老家，讲麦收时节金黄的麦浪，讲过年时噼里啪啦的鞭炮和热气腾腾的饺子。
有时候说着说着，我俩都会安静下来，因为我们都明白，那些温暖的记忆，此刻离我们很远很远。
03
1999年夏天，矿上出了事故。
那天我正在井下干活，突然听见一声闷雷似的巨响，整个矿洞猛地晃动起来，头顶上扑簌簌往下掉土块和碎石。
“塌了！快跑！”有人嘶声大喊。
我们几个人连滚带爬往外冲，可已经晚了，前面的通道被几块巨大的石头堵得严严实实，后面的路也被塌下来的土石封死了。
我们被困在了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
黑暗里只有矿灯那点微弱的光，空气越来越浑浊，呼吸也跟着越来越费劲。
“完了，这回真要埋在这儿了。”旁边的工友带着哭腔说。
我没说话，脑子里却突然闪出秦素秋的脸，要是我真死在这儿了，她会怎么样？她会为我难过吗？
就在绝望像冰水一样漫上来的时候，我们听见了外面传来的、一下又一下的挖掘声。
救援的人来了。
整整四个小时之后，我们才被从石头堆里扒了出来，我的右腿被砸伤了，小腿骨折，身上还有好几处擦伤砸伤。
大夫说，我得静养两个来月，不能再下井了。
躺在矿上那个简陋的医务室里，我第一次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恐惧，两个多月不能干活，就意味着两个多月没有工钱，家里还等着我寄钱回去，娘的药一天也不能断。
更让我揪心的是秦素秋怎么办，我没钱给她，她肯定得走。
果然，当天晚上秦素秋就来医务室看我了。
“你的腿……”她看着我打着厚厚石膏的腿，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没事，养养就好了。”我勉强扯出个笑容。
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低地说，“家明，我……”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抢在她前面开了口，“你要走，我明白，这两个多月我实在没法给你工钱了。”
秦素秋抬起头，眼睛瞪得大大的，“你说啥呢？”
“我说，你要走的话，我不怪你。”我说，“咱们当初说好的，我给你钱，你照应我，现在我没钱了，你走是应该的。”
秦素秋猛地站了起来，声音里带着罕见的激动，“顾家明，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愣住了。
“我是要走，可不是现在。”她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是想说，这两个多月我去食堂帮忙，挣的钱够咱俩花的，你啥也别想，先把腿养好再说。”
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别多想。”秦素秋把脸转向一边，“我就是……就是不想看你遭难。”
那一刻，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秦素秋每天天不亮就去食堂帮忙，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才回来，中午还得抽空跑来医务室给我送饭、换药。
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本来就不算白的皮肤晒得更黑了，一双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硬硬的茧子。
“你歇歇吧，别把自己累垮了。”我看着心疼。
“没事。”她总是这么回答，“你快点好起来就行。”
有一天晚上，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骨头汤来了。
“哪来的骨头？”我惊讶地问，矿上食堂很少见荤腥，就算有也贵得吓人。
“吴婶给的。”秦素秋说，“她说你伤了骨头，得补补。”
我接过碗，热气和香气一起扑到脸上，心里也跟着暖烘烘的。
“你也喝点。”我把碗递给她。
她摇摇头，“我不喝，你喝吧。”
“一起喝。”我坚持。
她看了我一眼，最后还是接过碗，小心地喝了一小口。
那天晚上，月光透过塑料布钉的窗户朦朦胧胧地照进来，我看着秦素秋安静的侧脸，心里突然涌起一个念头——这个女人，对我来说，已经远远不止是“搭伙过日子”那么简单了。
两个多月后，我的腿总算好利索了，大夫说可以下井了，但叮嘱我千万小心，不能使蛮力。
那天晚上，我拿出两百六十块钱，递给秦素秋，“这是这两个多月欠你的。”
她看着钱，没接，“你哪来的钱？”
“跟周大山借的。”我说，“等下个月开了工钱就还他。”
秦素秋把钱推了回来，“你家里还要用钱，自己留着吧。”
“那不行。”我急了，“咱们当初说好一个月两百六的。”
“我说不要就不要。”秦素秋的语气很坚决，“这两个多月，就当是我欠你的，以后再还。”
我看着她，心里头翻腾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素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她愣了一下，低下头，“没啥为啥。”
“咱们只是……临时搭伙。”我说。
她的身子微微僵了僵，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知道，我对秦素秋的感情，早就超出了最初那个冰冷的约定。
04
2000年春节，矿上放了七天假。
大多数工人都回家过年了，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留下，我也想回家，可来回车费要两百多块，我实在舍不得。
秦素秋也没回去，她说爹不在了，回去也是一个人冷冷清清过年。
除夕那天晚上，整个矿场空荡荡的，食堂也关了门，我们只能自己动手。
秦素秋用剩下的一点肉末和白菜，包了一盖帘饺子。
“家明，过年了。”她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脸上难得露出一点笑容。
我看着那些白胖胖的饺子，鼻子忽然一酸，“嗯，过年了。”
我们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小桌旁，安安静静地吃着饺子，工棚外面，偶尔能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隐约的鞭炮声。
“想家不？”我问她。
她点点头，“想，你呢？”
“也想。”我说，“可没法子，得挣钱。”
秦素秋放下筷子，看着我说，“家明，你是个好人。”
我苦笑了一下，“好人顶啥用，还不是穷得叮当响。”
“不，”她很认真地说，“你是真的好。”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冲上一股劲儿，“素秋，等我把家里的债还清了，我想……”
“别说了。”她打断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咱们当初说好的，到期了就各走各路。”
“可是……”我还想再说。
“家明。”她站起来，背对着我，“我配不上你。”
“怎么会！”我也站了起来，“素秋，我不在乎你以前咋样，不管你以前有过啥事，在我心里，你都是顶好的。”
她的肩膀开始轻轻发抖。
“我知道，咱们一开始说好是临时的。”我继续说，“可这两年来，你是咋对我的，我都记在心里，我想……我想娶你，正正经经地娶你回家。”
秦素秋转过身，脸上挂着亮晶晶的泪痕，“家明，你别犯傻，我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管你啥样。”我朝她走近一步，“你就告诉我，你愿不愿意跟我过一辈子？”
她看着我，眼泪不停地往下淌，“我……我不能拖累你。”
“啥拖累不拖累的。”我急得不行，“素秋，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行，还是不行？”
她紧紧咬着嘴唇，最后，摇了摇头，“不行。”
说完，她转身就跑了出去。
我站在原地，感觉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把，疼得发慌。
那天晚上，秦素秋没有回来，我找遍了整个矿区，最后在废弃的矿坑边上找到了她。
她坐在地上，双手抱着膝盖，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
“素秋……”我走过去，轻轻叫她。
她抬起头，眼睛又红又肿，“对不住。”
“你没有对不住我。”我在她身边坐下，“是我太着急了。”
“不，是我对不住你。”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家明，我不能跟你说我的过去，我要是说了，你会恨我的。”
“我不会。”我说。
“你会的。”她苦笑了一下，“所以，咱们还是照当初说好的来吧，五年期满我就走，这样对谁都好。”
我看着她，心里又疼又无奈，我知道她有秘密，可我不知道这秘密到底有多重，重到她宁愿选择离开也不肯对我吐露半分。
“好吧。”我最后只能妥协，“可这剩下的时间里，我会好好对你，就算五年后你要走，我也不会后悔。”
秦素秋看着我，眼泪又无声地流了下来。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她照旧打理我的生活，我也按时把工钱交给她，可我们都心照不宣地，再也不提感情上的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平静静地过下去。
2001年，矿上的工钱涨到了一千四百块一个月，我每月寄九百回去，剩下的钱，除了给秦素秋的那份，我都一点点攒起来。
周大山说我是个死心眼，赚了钱也不知道松快松快。
可我不这么想，我知道秦素秋迟早要走，我得多攒点钱，以后她一个人过日子，手里宽裕些总没坏处。
2002年秋天，矿上又出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故，这回没人伤着，可矿主觉得风险太大，决定关掉几个老矿坑。
我被调到了新矿区，那儿条件更苦，可工钱也给得更高，一个月能拿到一千八百块。
“你去吧。”秦素秋很平静地说，“我在这儿等你。”
“我不放心。”我说，“新矿离这儿四十多里地，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没事。”她笑了笑，“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只好答应了，每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待上两天，这两天里，我们还像从前一样，她做饭，我吃饭，晚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天。
可我总觉得，秦素秋越来越沉默了，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好像走了神，要叫好几声才回过神来。
“你最近咋了，有心事？”我问。
“没，就是有点累。”她说。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05
2003年夏天，离我们约定的五年，只剩下不到三个月了。
我已经攒下了一万六千多块钱，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了，娘的病也稳住了。
我盘算着，等五年期满，不管秦素秋愿不愿意，我都要带她回老家见见我爹娘，就算她不肯嫁给我，我也要给她一笔钱，让她往后的日子好过点。
可我没想到，她会突然提出要走。
那天我从新矿区回来，看见秦素秋已经把她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一个半旧的布包袱，里头装着她这五年来全部的家当。
“素秋，你这是……”我愣住了。
“家明，我要走了。”她低着头说。
“为啥？”我的声音有点发颤，“不是说好了五年吗？还差三个月呢。”
“我爹……病重了。”她说，“我得赶紧回去。”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我着急地说，“我能请假，咱们一块儿回去看你爹。”
“不行。”她摇着头，“家明，这五年……多谢你照应我，咱们的约定，就到这儿吧。”
“啥叫就到这儿？”我的情绪有点控制不住了，“素秋，你说实话，是不是不想在这儿待了？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对？”
“不是。”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是我……我配不上你。”
“又是这句话！”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你到底瞒着我啥事？”
她紧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我连着深吸了好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素秋，你给我一个理由，一个能让我放你走的理由。”
她抬起头，眼睛里满是痛苦，“家明，你记住我的话，好好过日子，别来找我，你要是真念着这五年的情分，就当你从来没见过我这个人。”
说完，她拎起那个布包袱，转身就往外走。
我想伸手拉住她，可两条腿像是灌了铅，怎么也挪不动。
“素秋！”我喊了一声。
她在门口顿了一下，没有回头，“你保重。”
然后，她的身影就融进了外面沉沉的夜色里，看不见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工棚中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我在床上发现了一封信，还有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钱。
信纸上是秦素秋那一手清秀的字，工工整整地写着：“家明，对不住，我只能这样走了，这五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安稳的时光，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哪怕是临时的，这些钱是我这五年攒下的，你拿去把债还清吧，别来找我，我们不会再见了，忘了我，好好过你的日子，素秋。”
我数了数那叠钱，整整四千二百块，这是她五年来一点一点攒下的全部积蓄。
我攥着那封信，眼前一片模糊。
秦素秋走后，我像疯了一样去找她。
信上写着一个地址，南边某省某县某村，我请了假，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倒了三趟颠得人骨头散架的长途汽车，终于摸到了那个村子。
可村里根本没有姓秦的人家。
我挨家挨户地问，比划着秦素秋的模样，没有一个人说见过她。
村长告诉我，这村子拢共才百十户人家，祖祖辈辈都没出过一个叫秦素秋的姑娘。
我不死心，又跑到县里的医院、派出所，所有她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个遍，可没有一丁点儿关于秦素秋的消息。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在南边耗了一个多星期，钱花光了，人也折腾得没了形，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矿上。
周大山看见我的样子，叹了口气，“老顾，看开点吧，那些女人来这儿，多半都有自己的由头，兴许她根本不叫秦素秋，也不是南边人。”
“可她为啥要骗我？”我问。
“谁知道呢。”周大山拍拍我的肩膀，“兴许她有自个儿的难处，你就当这五年，是做了一场梦吧。”
可我放不下。
往后的两年，我一有休息就往不同地方跑，南边几个省，只要听到一点可能的风声，我就找过去。
可每一次，都是失望。
2005年，矿上的光景一天不如一天，煤价一个劲儿往下掉，好多矿坑都关了，矿主散了伙，给每个工人发了四千块钱的遣散费。
我拿着这四千块，加上这些年攒下的，一共两万七千块钱，离开了这个我待了整整七年的地方。
回到老家，爹娘紧着张罗我的婚事，在她们的安排下，我娶了邻村的赵春梅。
春梅是个本分实诚的女人，模样不算出众，可勤快能干，她待我很好，也从不打听我过去的事。
我们有了个女儿，后来又添了个儿子，日子过得平淡，却也安稳。
可我心里明白，有个地方，始终装着一个人，放不下。
每年清明前后，我都会一个人到后山，烧点纸钱，算是祭奠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周大山偶尔会给我来个电话，问问近况，他也早离开了矿区，在老家开了间小杂货铺，日子还算过得去。
“还记得秦素秋不？”有一回，他忽然在电话里问我。
“记得。”我说。
“我前些日子碰见吴婶了。”周大山说，“她说秦素秋是她见过最特别的一个，别的女人来这儿都是为了钱，只有秦素秋，好像是在躲啥。”
“躲啥？”我心里一紧。
“说不清。”周大山叹了口气，“吴婶说，秦素秋刚来那会儿，身上带着伤，像是被人打过，她在矿上躲了快一个月，才敢出来见人。”
我握着电话，心口像被针扎了一下，细细密密地疼。
原来秦素秋来矿上，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躲藏。
可她在躲谁？又为啥要躲？
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06
2018年，我四十四岁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建筑行当里打拼，从一个小工头慢慢干起，总算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去年我接下了市里一个文化广场的活儿，算是市政工程。
工程干得挺顺当，可最后一笔工程款，一直拖了小半年都没结下来，财政局那边总说还要走流程，让我等着。
手下的工人等着发工钱，材料商那边也催得紧，我四处借钱周转，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顾老板，你还是亲自去市里跑一趟吧。”财政局的人跟我说，“找主管的领导签个字，款子立马就能下来。”
于是那天早上，我翻出最体面的一身衣服，拿着厚厚一叠材料，来到了市政府大楼门口。
大楼盖得很气派，玻璃幕墙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刺眼，我站在门口，心里有点发怵，像我这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半辈子的人，进这种地方总觉得矮人一头。
我刚要往里走，忽然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稳稳地停在了大门前。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夹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接着，是一个穿着深灰色职业套裙的女人。
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上化着淡妆，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又利落。
我只瞥了一眼，整个人就像被钉在了原地。
那个侧脸的轮廓，那种走路的姿态，还有那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质……
是秦素秋。
不，现在她肯定不叫秦素秋了，门口等着的人恭敬地叫她“孙主任”。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我无数次想过再见到她会是什么情景，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她从工棚里那个沉默寡言的女人，变成了市政府的领导。
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冲了过去，声音抖得厉害，“素秋……”
她转过身，目光在我脸上扫过。
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清亮，可里面多了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的距离感。
“这位同志，你认错人了。”她的声音很平稳，带着公事公办的礼貌。
“我是顾家明。”我急急地说，“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们在矿上……”
话没说完，她身边的那个年轻人就挡了过来，“同志，请不要妨碍孙主任工作。”
孙主任……孙雅文？她看着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大概两三秒钟。
然后，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说了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