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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又背黑锅!香港地产大佬:应生产渗漏次品避孕套扭转生育率


大都市香港,“香”名远扬全球,但仍会有恶臭沉渣泛起……
比如,近日,香港地产大佬施永青在专栏中提案称:“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他因此建议港府:规定生产商必须推出一定比例的“会漏次品”,用来制造意外怀孕。
当然,这位地产大佬仍大大方方地承认:此举“违背伦理”,但他仍然意图辩解称:这是为了扭转生育率极端萎缩,所以,“一些违背伦理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避孕套天天用,黑锅却从天上来。
把香港的生育率低迷,归因、归罪于一脸茫然的“避孕套”,这并非此大佬第一次将“大嘴”拱向套套们了——前两年,他就曾发出了“只有生育两个孩子后,才能允许使用避孕套”的建议。
“拉不掉屎怨地球没吸引力”,如此方式寻找“替罪羊”,显然,这位香港地产大佬完全走入了逻辑与现实的双重错误泥沼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条丑陋不堪的罪恶不归路!
如此错误归因的把戏,显然已无法蒙蔽民智开启的当代社会。
当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时代后,生育率的归因,显然应是多重的——比如住房等生活压力;孩子的教育成本;生存的多重负担;认知观念的变化等等,都是左右现代人生育考量的复杂因素。
而这位地产大佬却将此复杂问题,简单化成了一个归因——避孕套的出现,这显然是罔顾现实的一种荒谬逻辑。
如果人们真想生、也养得起,则一个薄如蝉翼的套套,又岂能裹挟住亿万精卵日日夜夜的欢乐约会?


即使是在避孕套未出现前,其实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出现,人类的生育观就已在不断改变,越是发达的社会里,生育率越是随之开始走低了。
况且,即使人为制造出“漏洞百出”的避孕套,但公众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可以外购可靠的套套;使用其他避孕工具;减少或杜绝性生活,仍然可避开人为劣质套套的背后“下套”。
即使可以因此人为制造更多的怀孕,但难道不会因人们遭现实所困,反而更多制造出流产等问题,并因此伤害到女性的身心健康,反而导致生育率的更为拉低?
如此提案哪怕得逞,也很难达到所谓提升生育率的目的,却很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偷偷被放行的不仅是“小蝌蚪”,还有可能是艾滋病、性病等流行病的大爆发,其对世界卫生安全的危害,也是可想而知了!
如此思维模式之下,其实,隐含着“女性生育工具化”的反人类逻辑。
这是把女性自主的身体,当成了调节人口问题的“阀门”;也是把潜在漏生的孩子,当成了一种公共政策的“副产品”;同时,也是把伴侣之间信任,交给了不可知的生育合格率博弈。
如此“偷袭式怀孕”,显然就是一种“不拿人当人看”的思维之写照——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还能如此寡廉鲜耻地公开说道,香港地产大佬何以如此不顾平日所谓的绅士颜面呢?
其中隐含的最可怕思维逻辑则是:资本力量可以通过舆论能量,产生推动公权力令政策“暗黑出炉”:以政府命令偷偷生产次品避孕套的方式,无下限地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

这会令公权力为实现宏大公共事项的所谓正义目的,就可以用牺牲公民基本权利的无底线程序达致——这是把罩在公权力之上的笼子偷偷拆散,因此可以对公民随意上下其手,哪怕是使用违背人伦和违反法律的反人类手段。
最为隐含、也是最为可怕的问题正在于此:一旦社会承认了“国家繁衍目标高于个体同意权利”,则生育政策就会滑向强制性与优生学选择的强迫逻辑。
但在人类历史上,凡当国家目标强行凌驾于个体权利自主之上时,最后,却都会以伤害弱势群体而收场——像强制或左或向右变换的生育政策下,皆可能产生如此一声叹息、一地鸡毛的结果。
而此时,人,就不再是目的,而只是公共事务、国家目标实现的一种纯粹的工具,且有可能通过不为人所知的罪恶手段来达成——这,才是最可怕的!
实质上,如果港府真的采纳之,欲通过隐瞒产品缺陷来“调控”生育,这不仅是对民众知情权与生育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犯,更会因政府成为劣质产品和劣质政策的源头,从而令公权力的公信力,真正走向粗鄙的磨损与痛苦的流产!
而且,如此言论和提案,恰恰是出自于香港的一位地产大佬——而香港生育率低迷的一大原因,正是其所在行业制造的极度畸高房价!
不是直面和内审自身所在的地产问题,却极端走歪到基本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避孕套身上,这真的是无心之举吗?还是有意而为之:想把此中的问题与责任引开,达到利益自保的目的呢?


所以,如果将这位香港地产大佬一而再的类似言论,只是当作貌似智商欠费的荒诞个人言论秀,则公众或就会大大上当了!
能成为资本大佬的人,智商怎可能会低到如此残疾的程度?事实上,意图将生育问题的焦虑引向他处,才是其想要的效果吧?
施永青作为香港地产大佬,显然刻意遮掩或回避了自己所处的地产业,恰恰正是推高香港养育成本的重要推手,却挑了一个最无关痛痒的靶子——套套,本质上,是在回避真正需要动了既得利益蛋糕的深层改革。
这更深刻折射出一大问题,即当生育率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开始触及到了精英阶层时,在对于归因的指向、解决之道进行选择时,就会从中暴露出“何不食肉糜”的精英们,那种阶层傲慢、归因错位与底线丧失的逼仄真相。
社会生育政策实现的目标,绝不该是单纯地“把人催生出来”,而应是“让愿意生孩子的人,不必以生存堪忧或下坠为代价”。
真正应该“漏”掉和抛弃的东西,恰恰应是这种无视民生疾苦、漠视个体权利的荒诞思维才对。
资本力量的言论权重本就很大,则其推动舆论出炉、推动政策出台,如果仅是为了一己之私的利益,却要假借公共利益之高帽,就可借公权力之手,无底线的误用程序、错用手段,则最终目的的高大上,也只会被程序的不当性和罪恶性彻底拉低。
解决生育等公共目标,实现人类价值追求,不可能寄希望于在安全套上玩手脚,它只会造成对个体健康、安全与权利的多重重击与伤害,真正的正道在于,能否创造出值得人们满怀希望把孩子带来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