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中旬的午后，河北承德一条土路上突然停下一辆北京牌照的吉普车。车门打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快步走向朱海清的院子，开口便道：“你是冰儿吧？张翠萍是你母亲？”一句话把正在垒柴火的朱海清惊得愣住。

老人自报姓名——李运昌，曾任晋察冀军区领导。“你母亲当年救过我，今天该来还那份情。”李运昌边说边掏出厚厚一沓泛黄纸张。朱海清这才想起六年前翻旧物时发现的欠条，那些纸张上写着“八路军某部临借粮三百斤，如数偿还”“某年某月某日”。当时他不懂其来历，如今答案似乎就站在眼前。

时间拨回到1982年春。张翠萍病逝，享年八十。料理后事时，朱海清从木箱底找到一个小匣子，里面塞满欠条，最早的落款是1939年，最新的是1944年。乡亲们看稀奇，县里也来人询问，可因缺乏旁证，一切只得搁置。

事情悬而未决，直到这天李运昌出现在门口。两人在灶房里席地而坐，门半掩，秋风卷着炊烟吹进来。老人慢慢讲起那段埋在尘土里的往事。

张翠萍1912年腊月出生，小时候没进过学堂，但出奇能干。家里四口地，年景好的时候还不够交租。到十八岁，她便与老实巴交的朱殿昆成亲，再穷也要过日子。1931年冬，大雪纷飞的夜晚，儿子出生，小名“冰儿”，取个“贱”名图吉利。

好景只维持到1933年。日军沿平承线压过来，承德城陷落。那年早春的一天，朱殿昆在地里听见日伪军商量次日埋伏游击队，他赶夜路送信，却在沟口被射杀。两声枪响，改写了一家人的命运。

丈夫尸骨未寒，游击队便把母子带走，“欠了人一条命，不能再欠第二次”。这支自发队伍几个月后被八路军冀东纵队整编，张翠萍成了后勤战士。没有文化，照样能干活：缝军衣，做草鞋，摘野菜，一样不落。战士给她取了个绰号——“张大当家”。

有意思的是，她把“当家”当成责任。为解粮荒，她组织附近妇女打游击式筹粮——夜走小路进封锁区，白天把粮食藏进麦秸垛。收粮的干部怕伤百姓心，总会写下借条。“将来革命胜利，一分不少奉还。”短短一句，成了一张又一张欠条。

1942年八月，李运昌率部在丰宁、围场一带遭七千余日军包围，兵力悬殊。张翠萍熟悉后山密道，她一句“跟我来”，把不到四百人的队伍领进山洞，绕出包围圈。事后李运昌要给她立功，她挥手：“缺粮票就开张欠条，别写我名字，写老百姓。”

抗日胜利后，她回村耕地种谷。内战烽火燃起，她没再提部队的事，只求带好儿子。1949年国旗升起，她抱着七岁的朱海清偷偷抹泪，却依旧推掉县里安排的优抚名额：“国家刚翻身，比我更困难的人多着呢。”

这一过便是三十年。张翠萍种地、喂猪，闲时给儿子讲“老李”“老王”的故事，从不说自己是谁，只嘱咐一条——做人要还得起良心债。1982年她合眼那刻，只留下那盒欠条和一句话：“冰儿，别给国家添麻烦。”

话说到这，天色暗下来。李运昌拿出一封介绍信和数千元抚恤款，仍被朱海清推回。“母亲说过，八路军的欠条，她信得过；钱，她不稀罕。”李运昌沉默半晌，把欠条又递了过去：“那就让历史自己作证，要还的不是钱，是一句承诺。”

院外月色清冷，老栗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欠条在灯光下泛着微黄，字迹却依旧清晰：冀东抗联独立团，欠白面四斗，张翠萍同志转交。承诺留在纸上，也活在很多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