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52年医院盗窃大案，外侨猝死毕生积蓄不翼而飞，尸检结果很意外，目击者：盗贼长得漂亮又天真........
01
1952年初的上海，在短短半个月内，两家医院的高级单人病房接连发生失窃案，受害者有荣军院的富孀，也有国际医院的外籍专家。
案犯手法专业，行动迅速，不仅卷走了病人的手表、首饰等贵重物品，还盗走了大量现金。更令人不安的是，案犯对医院内部环境了如指掌，来去自如，仿佛幽灵一般。
1月2日凌晨两点，北风如刀割般刮过上海街头，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起。
电话是乍浦路桥堍的公济医院打来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说是“报告死亡”。
原来，一位前天入住单人病房的男性外侨叶先生，因哮喘发作死在了乍浦路桥堍的公济医院。
因为死者是外国侨民，按照规定医院必须报公安。
本来警方和医院都以为只是一起突发病引起的医疗事故，没想到藏着匪夷所思的真相。
去世的外侨名叫叶夫根尼，六十岁的白俄，住提篮桥区丹徒路（旧称邓脱路）。1951年12月31日晚七点，他坐着三轮车来医院挂急诊，自诉哮喘发作，凭着多年病史和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底气，顺利住进了二楼东侧的单人病房。
单人病房配备专属看护，可叶夫根尼却格外“挑剔”，每晚临睡前必把看护打发走，只留自己在病房。
看护小邱不敢懈怠，每隔一小时就悄悄溜进病房查看。
元旦当天，叶夫根尼状态不错，不仅主动向医护人员和病友道新年祝福，即便白天哮喘三次发作，也能靠服药吸氧快速平复。
谁曾想，元月2日午夜，叶夫根尼病房的电铃突然疯狂响起。
小邱冲进病房，叶夫根尼躺在床上，像刚被捞上岸的鱼一样大张着嘴，呼吸困难，脸色白中透青，还泛着一丝诡异的灰色。
小邱不敢耽搁，立刻按铃召来值班医生。抢救就在病房里紧张展开，可两位医生拼尽全力，还是没能留住叶夫根尼的生命，半小时后，他彻底没了呼吸。
医院一边按规定报公安，一边派人骑摩托车去丹徒路通知叶夫根尼的同居女友郭金妮。
45岁的郭金妮曾是私立中学音乐老师，因学校解散失业，还是三代信教的东正教徒。面对爱人遗体，因为宗教信仰，她没像普通妇女那样哭天抢地，反而保持着清醒，第一时间整理叶夫根尼的遗物。
这一整理，竟发现了大问题：叶夫根尼入院时随身携带的细长布袋，还有他的手表，全都不见了！
郭金妮急得声音发颤，她告诉众人，那个布袋是她亲手缝制的，长半尺、宽三寸，装满东西后呈圆棍状，两侧拴着手指粗的布绳，平时叶夫根尼都系在腰间。
里面装的可不是普通物品，而是他的毕生积蓄，金条、首饰、银元，还有折叠成长条的绿色美钞。她虽没细数过具体数额，可亲眼见过叶夫根尼倒在桌上清点的模样，绝不会记错。
这话让医院瞬间紧张起来，值班医生赶紧阻止护士长翻查病床，先通知总值班，再叫来了保卫科值班科员小钟。
小钟曾参加过地下团组织，做事格外谨慎，他马上对门口围着的人们说：“已经报分局了，外侨死亡公安肯定会来查，现在谁都别碰现场，所有人退出病房，等警察来处理！”
话音刚落，老殷和小许就到了。
老殷，曾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做过刑事捕探、抗战时拒绝为汪伪效力、解放后因精通外语和警务，现在为留用的老刑警。
他一进病房立刻察觉到不对劲。他让小邱拿来三副医用橡胶手套，三人戴上后进入病房仔细查看。
老殷经验丰富，当即让小许和小邱把病床的棉被、床单卷起来封存，又要求医院将叶夫根尼的遗体移往太平间，还特意强调“可能需要解剖”。
随后他拨通市局电话请示，与小许前往丹徒路叶夫根尼的住所查看。
管段派出所的警员接到通知之后早早等候在门口。
据民警介绍，老叶是职业调音师，还兼卖乐器零配件，住处是前店后宅的格局。
老叶家中找出一百三十三枚银元、二百余万元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第二套人民币兑换比为10000:1），再无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贵重物品。
郭金妮卧室里倒有一套“裘天宝”银楼出品的女式首饰，盒子里附著1927年的发票，写着她的名字，郭金妮称这是当年出嫁时的娘家陪嫁，与老叶无关。
老殷盯着这些财物，心里很快有了判断。
叶夫根尼是十月革命后逃到上海的白俄，战乱年代里，“硬通货意识”该是刻在骨子里的。家里只有银元、人民币，没有黄金、银洋、美元，那个装着毕生积蓄的“小布袋”，大概率是真的。
两人返回医院后，老殷立刻向市局总值班汇报，总值班当即下令：医院必须完整保护现场与遗体，老叶的遗物、被褥床单等由老殷带回外事科暂存，作为物证。
按当时规定，涉外刑事案件由市局侦办。1月2日上午十点，上海市公安局1952年首次局务会议决定：对叶夫根尼之死初步调查，暂不立案。
刑技人员、法医随即出动，老殷因熟悉情况一同前往。刑技人员刚进病房，就对老殷之前封存现场的举动赞不绝口。
在床单上提取到几缕布纤维，与郭金妮提供的“小布袋”剩余布料比对后，确认完全一致！这说明老叶确实带着布袋住院，而布袋被人掠走时，凶手是用一把不够锋利的小刀割断了布绳，纤维正是那时留下的。
法医的尸检结论更是颠覆了最初的判断：叶夫根尼并非死于哮喘，而是隐性冠心病发作！诱发原因，极可能是遭遇盗窃或抢劫后情绪激动，先引发支气管痉挛，最终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
所有线索指向一处：这不是简单的“哮喘死亡”，而是一起财产型刑事案件，至于是盗窃还是抢劫，需进一步侦查。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决定，由市局与黄浦分局各派刑警，组建专案组，全力追查真相。
02
午后，黄浦分局二楼办公室里，伍岳生、乐常富等五名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召开首次案情分析会。
市局外事科的老殷受邀到场，不仅要介绍案情，还将作为与苏联领事馆对接的代表，随时跟进案件进展。
老殷先梳理完案件脉络，随即抛出关键信息：死者叶夫根尼的生平，竟藏着诸多颠覆认知的细节。
1892年，老叶生于里海秋列尼岛的沙俄海军少将家庭，自幼受音乐家外祖父与教授母亲熏陶，却因父亲坚持，成了海军军乐队的小提琴手，26岁就升为少校。可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未参与旧部反抗，辗转远东、东北，最终逃到上海。
初到上海的老叶，为养活妻儿，变卖祖传百年小提琴开面包店，却经营惨淡；改开西餐社，又遭火灾焚毁。
走投无路的他，扛过大包、做过清道夫，直到1930年，偶然被发现小提琴技艺高超，才被公共租界交响乐团聘为第一小提琴手。可三年后，他又因调音技能更受欢迎，辞职开了乐器店，上门调音的预约排到三四个月后，火得堪比如今的名医。
命运对他却格外苛刻：1932年俄国妻子病逝，1941年儿子（教会唱诗班小提琴手，后加入军统）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逮捕，跳楼自尽。直到遇见丧偶的音乐教师郭金妮，两人情投意合同居，郭金妮愿嫁，老叶却因难忘亡妻，只愿相守。
老叶曾跌落社会最底层，贫困的恐惧让他养成“惜财如命”的习惯，习惯把积蓄绑在腰间。
元旦晚8点45分，郭金妮离开医院时，老叶状态极好，还叮嘱她次日带巧克力犒劳看护小邱。医生随后查房，也确认病情好转。不到9点，老叶让小邱离开病房，说无需陪护。
可4个多小时后，他突然发病求救，最终死亡，腰间的布袋也不翼而飞。
可问题来了：老叶年届六十，却身材魁梧，年轻时练过拳击、摔跤，40岁还拿过拳击赛名次，只要不犯哮喘，身手绝不差。
专案组长伍岳生道：“现场没有搏斗痕迹，邻近病房也没人听到任何异响。一把不怎么锋利的小刀，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不可能让他束手就擒。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案犯使用了麻醉手段！”
案犯能在短时间里逃离，对医院的布局一定了如指掌。
他是谁？
是医院内部人员，还是外部潜入？
麻醉药从何而来？
那把钝刀又藏在了哪里？
专案组里，一个名叫腾博飞的年轻侦查员点了点头。他父亲是外科医生，他对麻醉这块儿略知一二。
腾博飞说：“很可能是用了浸泡过乙醚或者氯仿之类麻醉剂的手帕，捂住了老叶的口鼻。他根本来不及反抗和呼救，几秒钟内就会失去知过知觉。”
伍岳生接着说道：“对，后来老叶从麻醉中醒来。他第一反应，肯定是去摸腰间的布袋。这一摸，摸了个空！可以想象，那种刺激有多大！他一辈子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情绪剧烈激动，加上麻醉药物对呼吸道的副作用，直接诱发了他的哮喘和心脏病，最终导致了死亡。”
分析到这里，整个作案过程已经清晰地呈现在众人面前。
伍岳生下令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去询问元旦当晚值班的医院大门门卫，一路则去调查和老叶住在同一个病区的病友。
果然，调查下来，门卫老汪和一位名叫赵某的病号，果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老汪清清楚楚地记得，大概在凌晨一点过后，有两个人从外面进来。一高一矮。高个子戴副眼镜，穿着黑色的棉风衣；矮个子穿着藏青色的棉风衣，头一直低着。老汪注意到，高个子的手上，戴着一副毛线手套。
老汪开了小门，看着他们朝急诊室方向走去。
大约二十分钟后，这两人又出来了。
因为那段时间里，只有这么两个人出入过医院，刑警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他们就是作案的嫌疑人。
另一位目击者名叫赵某，是个中年男人，住在叶夫根尼同一病区的集体病房里。他得的是“神经衰弱”，说白了，就是严重的失眠。
赵某是旧海关的职员，解放后留用了，现在因为身体问题住院，医生看他失眠得厉害，给他开了进口的安眠药。
他却认为浪费国家资源，还给陈毅市长写了封信反映情况，怎么都不吃医院的药，非要吃自己单位医务室开的普通安眠药。
结果那一夜睡了两个小时就醒来了，怕吵到病友，他干脆穿上衣服，溜达到走廊里，搬了张椅子，找了个光线好的角落，看起了书。
也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从走廊另一头的楼梯门里，进来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
赵某的眼力不错，隔着长长的走廊，他把那两人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像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医生，戴着黑框眼镜，双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右边口袋还露出一截听诊器的胶管；另一个像是二十来岁的女护士，右手拿着一个木板夹，上面夹着几张白纸。
两人似乎没发现角落里的赵某，径直走过走廊，轻轻推开了尽头那间单人病房的门，闪身进去，又悄无声息地把门带上了。
赵某还没意识到什么，还心中赞叹这医务人员尽职尽责，他甚至冒出了一个念头：等病好了，要给医院领导写一封表扬信。
过了没一会儿，那两个“医务人员”又从病房里出来了，还是从原路离开。
赵某又看了一眼手表：一点十七分。
他们在病房里，不多不少，正好待了五分钟。
当刑警找到赵某调查时，他已经知道了隔壁病房出了人命案。他激动地对刑警说：“我跟你们讲，同志！那五分钟里，那个白俄老头儿的病房里，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吓人！以敝人浅见，这对男女，绝对是此道中的老手！”
见刑警们听得专注，他仿佛受到了鼓励，又加重了语气，补充了一句神预言：“我敢断定，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勾当！说不定，公济医院这起案子只是个开头，下面还有！”
他的话音未落，当天午夜过后，他的预言就应验了，而且是以一种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
上海市公安局当时有一份内部简报，叫《敌情通报》，每天汇总全市各分局上报的刑案情况，午夜印发。
叶夫根尼这案子性质特殊，当天下午就加印了一期，分发到了全市所有警务机构。
当天晚上，市局秘书处的电话被打爆了！
先后有五个基层分局打来电话，反映说，他们辖区内的医院，最近也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案件！
03
这五家医院，分别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医院、山东中路上的仁济医院、延安西路上的第六人民医院、瑞金二路上的广慈医院和武进路上的铁路局中心医院。
案件都发生在半个月之内，都是内科的单人病房，受害者都是有钱人，作案手法，都指向了同一伙人，一对冒充医护人员深夜“查房”的男女！
专案组的侦查员们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可能是一对游荡在沪上各大医院的“幽灵”。
市公安局的反应极为迅速，当即作出决定：将这五起案件与叶夫根尼案串并侦查，全部交由专案组负责。考虑到工作量陡增，局里又从警校抽调了四名优秀的实习生，补充进专案组。
至此，这个为了“沪上幽灵”而成立的队伍，壮大到了九人。
“同志们，情况紧急，我们兵分五路！”伍岳生指着地图上标记出的五个红点，“你们立刻去这五家医院，先勘查现场，虽然可能已经被破坏了，但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然后，找到这五位受害人，郎可人、马诤、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跟他们当面了解情况。务必问清楚每一个细节。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驻地，我们汇总信息，研究下一步对策！”
一声令下，九名侦查员，包括那四名实习生，立刻行动起来。
仁济医院属英国，广慈医院是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第六人民医院前身是公共租界“西人隔离医院”，铁路局中心医院则源自清政府沪宁铁路局。
这些医院的服务非富即贵。
专案组兵分几路赶去这些医院，
侦查员循着登记信息，找到受害人住处或转院后的新医院，才总算收集到关键证词，返回分局时，天已全黑。
连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连环案的轮廓逐渐清晰：
宏仁医院的中年富孀郎可人，是损失最惨的受害人。
她回忆，当晚被带药味的手帕捂住口鼻后失去知觉，醒来时戒指、手镯、项链、手表全没了，枕头下装着150万元连号新钞的坤包也不翼而飞。
更关键的是，她因“三反五反”运动风口，怕惹麻烦竟没第一时间报案。
其余四位受害人马诤、凌秀木、乐叹焰和八旬老太任佩玉，也详述了失窃财物特征。
这四起案件里，因病房有清醒看护，案犯没敢用麻醉剂，只借着“听诊”“问话”的间隙，闪电般偷走床头柜或抽屉里的财物。
把六起案件信息铺开，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侦查员们脑子却越转越清，案犯形象渐渐浮出：
其一，他们对医院环境了如指掌。选的都是单人病房，安保松懈且住的是有钱人；作案时间精准避开医护查房高峰，显然有过长期接触医院的经历，可能是曾任职、长住或长期陪护。
其二，气质绝非底层劳动者。男的斯文，女的秀气，哪怕行窃时，动作也透着“体面”，大概率出身非劳动家庭，做着“白领”工作。
其三，有反侦查意识。戴手套口罩遮指纹面容，在公济医院步行进出避开车辆线索，心思缜密却又透着生涩，老刑警们判断，他们不像惯犯，倒像从书本上学来的技巧。
“《福尔摩斯探案》！”
腾博飞一语中的，这刻意模仿侦探小说的做派，正和“白领”画像契合。
伍岳生双眉紧锁，目光扫过每一位在座的同志。他沉声说道：“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实在太少，要想一击命中，难度极大。看来，只能先采取‘撒网’的方式进行全面铺开的侦查。广撒网，重点捕鱼，也许能有所突破。”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专案组最终敲定了三条侦查主线：
其一，是对赃物进行全面布控。盗窃案发生后，赃物迟早要流入市场。全市大大小小的旧货商店、典当行，都将成为警方关注的重点。
其二，是对全市相关医院中，与两案犯性别、年龄、身高等模糊条件相符的医务人员进行查摸。这项工作无疑浩大烦琐，不仅要核对人员信息，更要详细调查他们的作案时间，比对案发时段的排班记录与个人行踪。
其三，是与市卫生局取得联系，请求他们提供各医院近几年来退职或实习医护人员的详尽资料。这批人员流动性大，背景复杂，其中很可能隐藏着真正的作案者。
除了这三条主线之外，专案组还向市局领导提出了一项紧急建议：通过市卫生局，向全市各医院发出防范通知，以防案犯再次作案。毕竟，这种针对单人病房的连环盗窃，一旦被犯罪分子尝到甜头，极有可能再次铤而走险。
这个建议当天午夜前就得到了火速落实。
上海市卫生局连夜向全市所有设有单人病房的医院发出了电话通知，次日清晨，更以书面形式，向全市所有医院发出了防范通知，要求各医院加强安保措施，提高警惕。
在布控通知下达后不久，某市郊小医院的院长向上级卫生部门汇报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情况。
他提到，数日前，曾有一名看似实习护士的年轻女性，来院内咨询单人病房的安全措施和病人隐私保护事宜。
当时院长并未多想，只当是年轻医护人员的求知欲强。
如今结合市局的防范通知，回想起来，这却成为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疑点。
负责赃物布控这一路的刑警宋萃才和实习警员邱卯生，两人搭档，从清早开始就马不停蹄，没有丝毫收获。
用过简单的午餐，两人打起精神，一头扎进了中央商场。
04
两人刚走进商场，还没来得及摸清东南西北，走访的第一家小店铺。
这家店铺，门面小得可怜，不到三米宽，招牌上写着两个字，“标准钟”。
店主是个修钟表的老师傅，姓夏，四十来岁，人唤“老夏”。
据说，这老夏是中央商场开张时，第一批在这里设摊修理钟表的手艺人，资历老，手艺精，在这一带小有名气。
老夏上午没来中央商场，因此错过了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派出的落实市局布控赃物通知的民警。
老夏在中央商场设摊，“标准钟”的铺面位置四通八达，非常利于案犯发现苗头不对时逃窜，容易被销赃者看中。
老夏算不上“积极靠拢政府”的摊主，解放前他也收购过赃物，只是佯装不知罢了。
他这天刚刚开门，后脚就有人来出让手表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块！
两名刑警来之前十五分钟，那人刚走。
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打扮得极为时髦。
上身一件浅绿色小羊皮夹克，底下是紫绛色的细条纹灯芯绒裤子，头上戴顶白色羊绒无檐帽，还故意稍稍歪向一边。
小姑娘从坤包里一下子摸出五块手表要卖，着实让老夏吃了一惊。
看对方那副长相举止，一望便知是上海滩“有铜钿人家出来的小姐”。再加上压根儿没接到警方的布控通知，老夏脑子里根本就没往赃物那方面想。
这五块手表里，竟有一块是1926年限量生产的劳力士18K金防水纪念表。
这块表，早在抗战前就已是钟表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据说总共只生产了一百块。
在如今的旧表收藏市场上，其价格高达两千银元！
老夏惊喜之下，魂儿都快飞了，连对方是否带了户口本这种常规程序都暂时抛诸脑后。
他没急着报价，而是试探着问：“小姑娘，这五只手表侬想卖多少铜钿？”
那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脆生生地说：“我想卖六百万，爷叔侬看来山伐（行吗）？”
老夏故作沉吟，稍微抬了抬价码：“这样吧，新年头上，咱们讨个吉利，算六百六十万，‘六六大顺’，讨个好口彩，怎么样？”
小姑娘一听，脸上立刻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连连点头，口中甜甜地喊着“谢谢爷叔”。
然后，她才慢条斯理地拿出了户口本。老夏按照惯例，在登记册上写下了户主姓名：史必赞，住本市榆林区惠民路74号。
老夏接过那姑娘签好名的交易单，史必赞是谁呢？
史必赞？
这姓名似乎不像是女性的名字。
榆林分局户政股的副股长，一位姓徐的老同志，翻阅了史必赞的户籍资料后，脸色有些复杂。他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几位刑警，遗憾地摇了摇头，说：“各位同志，你们来晚了。这个户口本，已经被注销啦！”
此言一出，专案组的几人心中皆是一沉。
史必赞，在旧上海滩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早年加入青帮，拜在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门下。
史必赞的妻子邢联珠也不是善茬，她是旧上海滩小有名气的恶霸组织“沪东七姐妹”中的骨干成员，心狠手辣，在沪东一带欺行霸市，没少干坏事。
史必赞此人却并非纯粹的恶棍。
他在三十年代曾与中共地下党有所接触，帮过若干忙，其中有两次甚至涉及相当重要职位的党内人士。
抗战期间，他还与新四军有过联系，协助新四军往苏北运送过物资和人员。
史必赞已经在去年被捕，史家被查封。
其妻邢联珠就没有这般幸运了。
解放后，在新政权的大力清算下，邢氏那份女流氓的做派荡然无存，没等警察上门，便投黄浦江自杀了。
不过，史必赞的旧宅被盗窃过，搜查时留下的那些生活用品和衣物，却失窃了一部分。
因为丢失的都是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市局政保就没立案。
现在，专案组刑警分析下来，认为小偷将户口本顺走，是为其出售赃物之需。
案件又进入了死胡同，专案组众刑警围坐一圈，烟雾缭绕，不知下一步从何查起。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大家最终达成共识：既然户口本是史必赞家的，那么，最可能知道线索的，或许就是史必赞本人。
专案组里，刑警乐常富是留用人员，解放前曾在榆林分局干过，跟老史打过交道，算是个熟人。
伍岳生便安排老乐、宋萃才，再带上实习生小邱，三人一同到第一看守所走一趟。
第二天一早，看守所的提审室里，史必赞见到了乐常富，情绪显得异常激动：“老乐，您是知道我的，青帮身份是有，可我没犯过事儿啊！倒是以前，跟共产党、新四军都蛮热络的。现在突然把我抓进来，您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乐常富按照伍组长事先的关照，不急不缓地开了腔，大意是：“老史，不瞒你说，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刑警管，是市局政保开的拘票，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现在进来三个多月了，还没给你升级（指逮捕），那估计是还在调查阶段。你也不必着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今天我们来找你，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你家里，被窃了。”
一听说自己家里有梁上君子光顾，史必赞顿时勃然大怒，又好像仿佛想到了什么：“肯定是‘歪鼻头’那个小瘪三干的！”
史必赞提到的这个“歪鼻头”的本名叫李松山，十九岁，苏北盐城人。他曾经是史必赞手下的一名马仔，但史必赞看不上他坚决拒绝了“歪鼻头”一次次的入帮要求。
解放后，“歪鼻头”要挟史必赞拿出一笔钱钞，作为对他这个饱受剥削压迫的童工的“补偿”。
今天刑警出现，告知其住所遭窃的消息。
老史的思维还算敏捷，马上就想到可能是“歪鼻头”所为。
05
1月4日傍晚，“歪鼻头”李松山被专案组传唤。
面对刑警的软硬兼施，他很快就扛不住，将一切都招了。
他承认，史宅失窃案确系其所为。
“歪鼻头”想到自己是个没上户口的“黑户”，根本没有户口本。
便顺手牵羊，将史家的户口本也一并拿走了。
刑警们听到这里，精神为之一振，立刻追问：“户口本在哪里？”
“歪鼻头”支支吾吾地答道：“也……也卖了。”
“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刑警继续追问。
“卖得两万元人民币。至于卖给谁……卖给一个陌生人了。”他显得有些心虚，眼神躲闪。
原来盗窃之后“歪鼻头”带着窃得的废品一起运到霞飞路的“五星公司”，这是沪上规模最大、商品最多的国营旧货商场。
就在这里，有个姑娘找她搭讪：“阿弟，这本户口簿可以借我用用吗？”
一看对方是个斯文小姑娘，“歪鼻头”一怔，竟然把户口本朝对方手里一塞：“拿去吧！”
这一幕却落在了附近收购鞋类专柜的一个营业员眼里。他马上抄起一旁的白铁皮喇叭筒，提醒周围人群：“顾客请注意，出售物品要使用自家的户口簿哦，不能借用别人的！带着户口簿的顾客也不要借给别人使用，当心豁边（出差错），要进派出所的哦！”
那姑娘吓了一跳，没敢直接从“歪鼻头”手里接过户口本，但仍旧跟在“歪鼻头”后面，保持着一段距离。“歪鼻头”拿到钞票走出旧货商场后，发现那姑娘还跟在后面，于是驻足。待对方走到跟前，他把户口簿递过去：“你要用就拿去用吧，反正我不要了。”
姑娘惊喜之下，立刻掏出一张两万元的纸币塞在他手里，说声“谢谢”，穿过马路，往重庆路方向走去，转眼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歪鼻头”在审讯中还提到，当时他觉得很奇怪，觉得这姑娘“人傻钱多”。
刑警根据“歪鼻头”对那个姑娘年龄、体形、相貌的描述，断定那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小护士。
刑警出于慎重，还是要求查看各个专柜的每日工作记录，又抽查了若干登记资料，果然没有发现史宅户口簿的再次使用记录。
这么说来，这条线索就到此为止了？
前往调查的刑警可不是这么想的。
伍岳生、乐常富、腾博飞等人现场交换了意见后，决定找几个那天在场的营业员一起聊聊，开个座谈会，寻思哪怕能够聊出些许情况来也是好的。
座谈会的气氛很轻松，大家七嘴八舌地回忆着，但都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临近散会时，其中一个五十多岁、被人称为“老爷叔”的彭姓老者，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朝伍岳生飞快地递了一个眼色。
老伍是何等精明的人物，情知对方这是表示有话要跟刑警私下说。他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座谈会结束后，便从附近的派出所往商场打了个电话，请保卫人员转告老彭，让其悄然来一趟派出所。
老彭看到了那名女护士，觉得有些眼熟，似乎以前在哪里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