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宪兵队作为军事警察机构，在占领区执行镇压任务，尤其在中国东北地区，他们的行径远超一般想象。成立于1881年的宪兵队，本来负责维持军纪和情报工作，但到1930年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它变成一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权力覆盖整个占领地。特别是在满洲国成立后，宪兵队人数激增，到1932年已达1.8万人，主要针对抗日力量和普通民众实施监控和惩罚。他们的总部设在各地城市，如哈尔滨、沈阳和长春，分队遍布乡村，逮捕行动频繁发生，许多人一去不返。

历史档案显示，宪兵队不只抓捕男性，还特别针对女性下手，理由往往是涉嫌抗日或只是随机挑选，以此制造恐怖氛围，瓦解当地抵抗意志。

宪兵队的酷刑体系有组织性，内部文件记录了多种方法，这些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训练和推广的程序。早在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他们就建立了审讯中心，配备专用设备，如电击器、铁签和钉子等工具。针对女犯的刑罚集中于敏感部位，因为那里神经密集，能最大化痛苦。

资料指出，他们常用电击生殖器、烫灼乳房和钉入指甲，这些手段在东北三省普遍应用。举例来说，在辽宁省，从1941年6月到1942年8月，宪兵系统处决了1274名女性，其中超过六成未经过正式立案，直接在拘留期间结束生命。这反映出宪兵队的随意性和残暴性，他们视女性为易于摧毁的对象，用来测试极限。

赵一曼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的代表，1935年被捕后关押在哈尔滨宪兵队，遭受连续多日的电刑、鞭打和灼烧，膝盖以下部位严重损伤，但她拒绝招供。类似案例在档案中比比皆是，日本宪兵对女抗日志士的折磨不限于身体，还包括性侮辱，以此击溃精神。

研究显示，宪兵队在审讯中先进行性侵犯，再施加其他刑罚，这种顺序是故意设计的，目的是放大耻辱感。东北沦陷区，许多普通妇女和女孩也被卷入，仅因为家人涉嫌抗日就被带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约30万妇女死于日军蹂躏，这不包括战场零星事件，而是制度化的性暴力，其中宪兵队负责招募和监管。

齐藤美夫是宪兵队中的典型人物，1890年生于东京，1929年起在东北任职，先后担任长春分队队长和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处长。他直接指挥多项镇压行动，包括1940年左右在苏家屯处决30多名女性，用军刀执行，没有审判过程。他的报告中自称这些是“稳定后方”的必要措施，显示出冷漠的态度

齐藤还参与将俘虏移送731部队，那里进行人体实验，宪兵队提供对象，许多是女性和儿童。731部队位于哈尔滨平房区，实验包括活体解剖和细菌感染，受害者达数千人，宪兵队在其中扮演抓捕和运输角色。

宪兵队的活动不限于东北，他们将方法推广到南京、广州和长沙等地。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宪兵队参与大规模强奸和杀戮，妇女受害最重。历史学家指出，这些行为是系统性的，日本军方高层如东条英机曾指挥宪兵队在满洲的行动，他1935年至1937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升任首相。东条的命令强调效率，导致酷刑标准化。战后审判中，许多宪兵军官承认罪行，但日本政府长期回避责任，直到近年部分档案公开。

针对女犯的酷刑有特定模式，档案记载了“血红考验”，用热铁针刺下体直到出血，这在辽宁和吉林常见。另外，开水烫乳和灌辣椒水也是常态，这些刑罚导致永久残疾，许多幸存者大小便失禁或肌肉萎缩。吉林辉南的李玉兰被释放后，留下遗言表达恐惧，她的手背被刀割，头被剃光，身体多处伤痕。牡丹江的王金凤关押35天后出来，耳膜穿孔，无法正常生活。这些案例来自民间调查，显示宪兵队的“延迟释放”策略，让受害者回家传播恐惧，间接控制社区。

东北地区的宪兵队与关东军紧密合作，1932年后满洲国成立，他们获得更多资源，训练营地教导新兵如何使用刑具。宪兵制服白色，象征“纪律之刃”，但实际是恐怖象征。村民回忆，宪兵队进村时，人们躲藏，但女性特别易被针对。慰安妇制度从1931年在满洲起步，宪兵队负责从韩国和中国招募，许多是强制性的。研究机构指出，到1945年，慰安妇总数达20万以上，其中东北占比不小，她们遭受反复虐待，死亡率高。

战后，宪兵队的罪行在东京审判中曝光，1946年至1948年，盟军法庭审理了多名军官，东条英机被绞刑。齐藤美夫1954年写笔供，承认多项屠杀，1964年释放回国。但许多受害者未获正义，东北民间记忆调查显示，幸存女性多在三年内自杀或病故，社会排斥加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