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栋按：自来论孔子研《易》，多仅凭《论语》《史记》传世文字立说，或偏执“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笼统概括，未能厘清其一生治学《周易》前后境界之变。自马王堆帛书《易传》、清华简《筮法》等出土文献面世，地下书证与纸上记载互证，孔子学《易》清晰分出三阶段，源流、旨趣、方法判然有别，可破后世混同卜筮与义理之蔽。

一、早年习筮阶段（四十六岁前）：以《易》为史巫占筮之书

据帛书《要》篇子贡问对推考，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十五岁受学，则孔子收子贡时年四十六。子贡自述自拜师至孔子晚年，从未见夫子执《易》占问吉凶，足证孔子早年研习卜筮，止于四十六岁之前 。

此一阶段，孔子身处春秋巫史传统未衰之世，视《周易》与王室太卜、史官所用筮书无别，专攻蓍策分合、奇偶推占之术，熟稔筮数推演，占验吉凶，与当时通行“史易”一脉相合，即今清华简《筮法》所载以数定吉凶、不言德义之占法体系。彼时孔子治学重心在礼乐人伦，仅以《易》为稽疑工具，未深求卦爻文字中蕴含之修身治国之道，故中年仕鲁期间，束《易》不观，不复占问。

二、周游反思阶段（五十六至六十七岁）：由筮数转向观辞悟理

孔子五十六岁去鲁，周游列国十四年，屡遭困厄，陈蔡绝粮之际，尝引《困》卦爻辞自解境遇，是其重拾《周易》之明证。此期为学《易》转折过渡期：一则早年习得之筮占之术未忘，遇困顿之时偶一占问，借以疏导心中迷闷；二则常年行道不行，于卦爻简古文辞中体察进退存亡之理，始觉《易》不止吉凶占断，藏有古圣立身行事之训。

此阶段尚未完全脱开筮数框架，却已生出超越巫史之思，不再以预知祸福为第一要义，渐由“重数”转向“重辞”，为晚年专研德义易学埋下根基。

三、晚年专精立说阶段（六十八岁归鲁至终）：黜祝卜、专观德义

帛书《要》篇明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与《史记》“晚而喜《易》，韦编三绝”互为铁证，归鲁之后，孔子治学重心尽数归于《周易》，境界彻底翻转。

面对子贡“夫子昔斥卜筮，今何以笃好此书”之诘，孔子直言定论：“《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又分三层判析易学层次：赞而不达数者为巫，达数而不通德者为史，己之所求，在由数达德、以仁义释卦，与巫史“同途而殊归” 。

此阶段孔子剥离《易》之方术外壳，以儒门仁义、中和、修己安人之义贯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区分龟象、筮数与德义之学，据《史记》《汉书》序《彖》《象》《系辞》诸传（实则孔门后儒之所为），创立义理易学。其学《易》之目的不再是占问前途，而是借易道自省，以求“无大过”，完成易学由神本卜占向人文教化之根本转化。

结语

合简帛出土文献观之，孔子学《易》三阶段脉络分明：早年循史巫之学，专究筮数；中年周游困厄，折中于占辞之间；晚年归鲁悟道，弃卜筮而专明德义。后世治易者常混淆三境，或以孔子一生耽于占筮，或谓其全然不通象数，皆失其实。唯有依托出土简帛书证，厘清其治学次第与思想转向，方能还原孔子易学创变之真相，辨明上古龟象筮数之旧传统，与儒门德义新易学之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