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手下有样学样，也来一场陈桥兵变。所以，他一登基，就给大宋定了规矩：重文轻武，中央集权。

说白了，就是兵权、财权、用人权全攥在皇帝手里，绝不让地方军阀坐大。这招在太祖、太宗手里确实管用。

两人都是职业军人出身，懂军事、有威望，搞“杯酒释兵权”、推“更戍法”（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是为了防兵变，不是瞎指挥。虽然埋下了“将不知兵”的隐患，但军队还能打仗，武将也还有地位。

可问题出在后来的皇帝身上。真宗、仁宗以后的皇帝，从小在深宫由儒生教大，没上过战场，对军事只有书本知识。

但他们照样要“将从中御”——坐在皇宫里遥控前线，还给将领发“阵图”，规定怎么排兵布阵。

他们看不懂战报的细微差别，只能依赖文官集团的建议。一旦文官集团（为了党争或利益）给出错误建议，皇帝就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

为了贯彻“以文驭武”，宋朝大量任用文官担任统帅（如范仲淹、韩琦等）。

这些文官还有点实干精神，但往往因为缺乏军事素养而打败仗（如好水川之战）。

更糟的是，武将不仅被夺权，还被系统性贬低——打仗成了“粗人干的危险活”，地位越来越低。

本意是防弊的补丁，几代过后，却成了致病的根源。

所有财权收归中央。

全国的税收，不管是田赋、商税还是盐铁专卖收入，几乎全部运到京城，地方只能留下极少一部分，勉强维持衙门日常运转。这叫“强干弱枝”——树干要粗，树枝要细。

听起来很安全，中央牢牢掌控一切。

但问题来了：钱都进了中央的口袋，那所有的账也得中央来付。这笔账有多吓人？

首先，军队也是中央养。

北宋实行募兵制，士兵是职业军人，终身由国家供养。更麻烦的是“养兵政策”：一遇灾荒，就把流民招进军队，说是“不让他们造反”，结果兵越招越多。到仁宗朝，禁军加厢军总数超过140万，号称“百万雄师”，实际是140万张吃饭的嘴。军饷、装备、粮草、抚恤……军费支出常年维持在4000万贯上下，约占总支出的70%，也接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

其次，官员工资全由中央发。

北宋官员数量爆炸式增长——科举录取人数比唐朝多好几倍，再加上靠祖荫、捐纳、恩赐等渠道进来的“关系户”，到仁宗时期，吃皇粮的文武官员超过两万人，吏员更是几十万。这些人不光领工资，还有各种补贴、赏赐、退休金，一年光俸禄支出就占去财政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对外“花钱买和平”。

北宋打不过辽和西夏，只好签和约，每年送钱送物。给辽国的叫“岁币”，一开始是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来西夏也学样，又要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外加茶叶三万斤。

岁币总值约80–100万贯，看似不多，但属于“刚性支出”，一分不能少，而且心理和政治压力极大。一旦拖欠，对方就威胁要挥兵南下，朝廷只能咬牙照付。

另外，皇室和宫廷开销极其庞大。

皇帝要祭天祭地、修太庙、办大典；后宫妃嫔、皇子皇孙、宗室亲戚动辄上千人，每人按等级领俸禄、赏田宅；还有不断修建的宫殿、道观、寺庙——比如宋真宗搞“天书封禅”，一次就花掉800万贯，随后修建玉清昭应宫，历时七年，花费近3000万贯。

这么多支出压在一起，中央财政早就被压垮了。

可收入呢？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富户勾结官吏隐瞒田产，逃避赋税；自耕农破产逃亡，税基越来越薄；加上制度僵化，税收效率低下。

结果呢？年年花的比赚的多，国库早就空得叮当响。一碰上水灾旱灾闹蝗虫，连最基本的救济粮都拿不出来。史书里记过这么一件事：地方官急着上报灾情求支援，朝廷回信说：“不是不想救，是真的没钱可拨。”

大宋表面上看热闹非凡，酒楼勾栏，市井喧嚣，烈火烹油，繁华似锦，其实内里却已“积贫积弱”，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王安石站了出来。

他在仁宗朝就多次上书，直言：“小修小补没用，得动大手术！”他主张改革制度、盘活经济，核心就一句话：“国家不能光省钱，更要会赚钱。”可惜仁宗年纪大了，不想折腾，没理他。

直到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即位。

这年轻人雄心勃勃，读到王安石的奏议后激动不已：“别人都说你不行，只有我知道你能干大事！”立马召他回京，先任江宁知府，很快又升为翰林学士，天天一起谋划改革。

两人越聊越投机，都觉得只要把国家的钱袋子搞活，什么冗官、冗兵、外敌威胁，统统能解决！神宗最头疼的就是没钱，所以变法从一开始就带着皇帝的全部期望上路。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正式启动变法。

这场改革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围绕“富国、强兵、育才”三大目标，推出包括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在内的十多项新法，涵盖经济、军事、教育、吏治等方方面面。

可问题来了，好政策一出京城，到地方就变了味。

比如“青苗法”——本意是春天借粮给农民，秋天收点利息，帮他们渡过难关。结果地方官为了完成任务，不管你要不要，硬塞给你贷款，利息加上各种“手续费”，比高利贷还狠，农民反而更苦。

再比如“保甲法”——让农民农闲时军训，本想省军费、强国防。可训练占了种地时间，有人干脆剁手指、装残疾，就为了躲训练。

更糟的是，王安石用的一些“改革派”官员，后来被发现是投机分子。比如他最信任的吕惠卿，最后竟背叛他、排挤他。还有不少人打着变法旗号贪污腐败，搞得老百姓恨透了“新法”。

而且，这些新法动了权贵的奶酪——要豪强交“免役钱”，要清查他们偷偷藏的地……自然惹毛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其中反对最猛的，就是司马光。

很多人以为司马光守旧死板，其实他早年也支持局部调整。但他坚决反对王安石“把国家当公司经营”的思路。他说：““天下的钱就那么多，不在政府手里，就在百姓手里，政府不应与民争利，” 更重要的是，他坚信“祖宗之法不可轻变”，担心骤然改革会引发道德滑坡——当官的只看政绩，不顾廉耻，国家就完了。

1070年，司马光三次上书神宗，痛陈新法之弊，并写信劝王安石“回头是岸”。王安石回以《答司马谏议书》，冷静而坚定：“你说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可我所做，皆奉圣旨、为天下理财、辟邪说正风气。”

所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就是著名的“三不足”精神。意思不是不信天、不敬祖，而是说：别拿“老天发怒”“祖宗规矩”“舆论压力”来吓唬人，改革就得顶住这些！

这话传出去，保守派炸了，说他“无法无天”。

而且，现实也很快打了王安石的脸。郑侠的《流民图》就证明，那些“人言”不是瞎说，而是血淋淋的事实。

这种把天灾和政治绑在一起的做法，直接击中了皇帝的心理防线。

顶不住压力的神宗罢免了王安石，这是他第一次下台。

当第二年神宗又请他回来复相时，王安石早已心灰意冷：儿子病死，亲信背叛，改革已变味。1076年，他彻底辞职，回南京养老。

他走后，新法还在，但越来越歪。等到1085年神宗去世，小皇帝哲宗年幼，奶奶高太后掌权。她一向讨厌新法，立刻请回司马光当宰相。

司马光上台，不管苏轼等人劝他“好法留下”，一年之内把新法全废了，连效果不错的“免役法”也恢复成旧的差役制。

这一刀切，不仅否定了王安石十年心血，还引爆了“元祐党争”——旧党疯狂打压新党，政治清洗愈演愈烈。

旧法一恢复，问题照样一大堆，老百姓还是苦不堪言。

王安石听说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全被推翻，悲愤交加，第二年就病死了。司马光也在废法后几个月去世。

两人死后，新旧两派从政策之争，变成意气之争。

哲宗亲政后报复性“恢复新法”，把旧党全赶走；到宋徽宗时，蔡京打着“新法”旗号横征暴敛，彻底败坏变法名声。

最终，北宋在几十年内斗中耗尽元气，1127年被金国灭了。

那么，到底这场变法，王安石和司马光谁对谁错？

很长一段时间，司马光赢了。

南宋朝廷就直接把亡国的锅甩给了王安石，说“都是变法惹的祸”。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都说王安石激进误国，司马光才是忠臣。

但历史也会变脸。清朝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人为王安石翻案；近代梁启超更是盛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他的想法很超前，方向没错。

其实，争论到今天，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两个人都没全错，也没全对。

王安石看到了国家病根，想治病，出发点是好的。有些新法本身设计合理，比如青苗法、市易法，在理想状态下真能惠民强国。

但问题是：执行太烂。用人不当，监督缺失，好政策被基层扭曲成压榨工具。

司马光看到了百姓的苦，反对激进改革也有道理。但他一刀切废掉所有新法，等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了，也让北宋错失了转型机会。

一个太急，一个太慢；一个想闯新路，一个想守旧安。

历史没有标准答案。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真心为国，却因理念不同，成了对手。

他们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更是那个时代困局的缩影——想改革，难；不改革，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