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首次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方举办了诺贝尔学术研讨会，地点是斯泰伦博斯奇高级研究学院（STIAS）。去年以及上周又重复了这一壮举。

这一次，诺贝尔奖得主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杜芙洛成为星光熠熠的主角，他们于2019年与迈克尔·克莱默一同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认可，因为他们采用“实验方法减轻全球贫困”。

来自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领先学者们与这位南非大学城的诺贝尔学术研讨会参会者一起回顾了过去20年来“彻底改变”发展经济学的进展。

科学证据

小型发展研究将全球贫困这个重大问题划分为更小、更可管理的问题，例如提高教育结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然后通过精心设计的实地实验来追求对这些更具体问题的回答，这些实验通常采用随机影响评估的形式，针对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进行。

随机影响评估是一种用于衡量政策真实效果的强有力工具。类似于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它创建了两组：一个接受评估的方案或干预措施的处理组，以及一个不接受评估的对照组，作为比较的基准。

本周诺贝尔非洲研讨会的许多参与者都是与2003年由巴纳吉和杜芙洛共同创办的全球研究中心（Abdul Latif 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简称J-PAL）有关的全球900多名研究人员网络的一部分。

J-PAL总部位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致力于确保“政策以科学证据为基础”。

“贫穷经济学”

巴纳吉和杜芙洛在斯泰伦博斯奇大学（SU）主办的校长讲座上回顾了他们2011年的划时代之作《贫穷经济学：全球扶贫方法的彻底重新思考》。

他们表示，自从该书于2011年出版以来，经济学学科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并承认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他们也犯了些错误并完全忽视了一些重要方面。

巴纳吉表示，随机影响评估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测试社经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的实验呈指数增长，有约6亿人受到了与J-PAL相关的研究的影响。

自1990年以来，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口数量已经持续下降，但这一进展由于COVID-19、全球债务危机、世界各地的战争和气候变化而停滞。

教育

回顾他们在书中涉及的一个主题——教育，巴纳吉表示，自他们在《贫穷经济学》中得出“困难不在于将孩子送进学校，而在于当他们在学校中时教授他们一些东西”的结论以来，并没有太多改变。

核心问题似乎是教师们教授的课程并不适合大多数在场的孩子。学校似乎没有意识到或教授实用技能。

杜芙洛则着眼于现金转移的社会保护措施，它们可以是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在过去15年里，此类措施有所增加。

她将普遍基本收入（UBI）拨款描述为这类计划的“招牌”，并表示它引发了“现金转移是否会使人们变懒”的问题。

她说，“受益人懒惰的神话”存在于“标准经济理论中，它告诉我们人们在获得这种收入后会停止工作或工作时间减少，因为他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然而，随机对照试验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并没有看到得到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家庭和未得到的家庭的劳动供应有任何差异。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最贫困的人群，你实际上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在这方面，她强调了两项研究结果，“我们将其搞反了——人们实际上想要工作”。在孟加拉国和乌干达，收入较低的受试者在某笔固定现金金额和较少一些的金额加上一些有薪工作之间可以进行选择，而他们选择了后者。

工作还被证明对健康有益，参与工作的人员的整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较好，优于对照组的人员。加纳的一项研究的有趣发现是，“拥有金钱提高了关注力”。

现金转移也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肯尼亚的一项UBI实验发现，有针对性村庄的家庭支出增加1美元，附近村庄的支出将增加2.5美元。

妇女和工作

巴纳吉和杜芙洛觉得自己在《贫穷经济学》中没有足够涉及性别问题。

杜芙洛指出，在印度，约有1亿名妇女希望能工作，但由于传统的女性角色与职场组织之间存在冲突，她们无法工作。

在许多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妇女的地位在家里。如果妇女在工作场所和工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改变工作性质以更好地适应妇女很可能更有成功。

气候变化

巴纳吉和杜芙洛称他们在《贫穷经济学》中完全没有涉及环境，这令人“有点尴尬”。

过去十年中，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得到了提高。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10%人口占到了这些排放的50%，而他们大多位于富裕国家。

杜芙洛表示，认为中国和印度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现在负责大部分有害排放，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它们生产的产品是为富裕的西方国家提供的。

她还担心世界银行似乎正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但忽视了贫困问题。

“消除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并不存在权衡，”她说。

到2050年，世界预计将有更多“非常炎热”的日子，对贫困人口尤其构成危险。

“如果你生活在西方的富裕国家，你的家里、汽车和工作场所可能都有空调。但对于贫困国家的人来说情况不一样，”杜芙洛说。

贫困人口将承受气候变化的残酷后果。“加起来，美国和欧洲的消费排放总和约为每年140亿吨，这相当于对贫穷国家每年造成5180亿美元的死亡成本，”杜芙洛指出。

因此，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负有经济责任，并且必须考虑补偿。

对于非洲

诺贝尔非洲是STIAS与SU在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支持下，由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基金会资助的合作倡议。

STIAS主任Edward Kirumira教授表示，这些研讨会机会是在与世界其他地方对话的情况下，促进非洲的研究卓越和合作学术。

前两场研讨会分别关注物理和化学，而今年10月的第四场研讨会将处理生理学，具体涉及心血管医学。本周的研讨会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Jakob Svensson和SU的Rulof Burger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