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东亚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东来迫使东亚各国为实现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不得不主动进行自我改革：中国搞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日本靠明治维新跻身列强，朝鲜也有光武改革挣扎求生。同属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越南也曾在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拼尽全力搞过一场近代化改革。可惜这场改革没能复制日本明治维新的奇迹，最终越南还是在1884年沦为法国保护国只留下一声历史的叹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建立于1802年。这个王朝其实是得到法国帮助才得以建国的。
可阮朝建立之后却无意学习西方，而是坚持以儒立国、独尊儒术的方针。越南本就是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而阮朝在学习中国制度文化这点上比起越南之前历朝历代都更为彻底。如果说清朝设军机处标志着中国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那么阮朝同样是越南君主专制的巅峰状态。阮朝把中国明、清两代的政治制度当成是自己学习效仿的教科书，还复制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打造以自己为中心的东南亚翻版朝贡体系——阮朝以南天小中华自居。尽管阮朝表面上对清朝称臣纳贡，然而阮朝君主在国内却是公然称帝的。
阮朝称清朝为北朝的同时自己以平起平坐的南朝身份自居。当时越南人眼中的世界是这样一种状态：北方的中国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邦交国，老挝、柬埔寨乃至暹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则是应当向自己称臣纳贡的藩属国，至于西洋各国则是不折不扣的蛮夷最好不要与之打交道。阮朝从立国伊始就奉行严厉的锁国禁教政策，只是偶尔派官员下南洋采办货物间接接触外部世界。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的转折点分水岭，而且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与广东相距并不遥远的越南对鸦片战争的感触其实还是比较深的。战争爆发时阮朝明命帝急于撇清关系说：“红毛欲侵广东与我何干？”战争进行过程中他又幸灾乐祸看着清朝出丑说：“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可等到清朝战败后他还是被震惊得感叹：“大清当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委靡也！朕心实为之不平”。明命帝之子绍治帝阮福暶在位期间也针对鸦片战争表示：“夷狄猖狂，天下之公愤也”。由此可见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还是使越南感受到了相当的震动。可阮朝在受到震动后采取的对策却是采取更加严厉的海防、禁烟、禁教措施。
1847年嗣德帝阮福时继位后连以前派官员下南洋采买货物的惯例也被叫停。在西方列强东来这一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背景下越南采取进一步闭关锁国的政策作为应对。嗣德帝只想一门心思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最好不要与外面发生任何接触联系。可躲是躲不过的。1858年法国借口越南杀害传教士联合西班牙打了过来。四年仗打下来后阮朝丢了南圻四省被迫签了《壬戌和约》——割地、赔款、开港通商、允许传教......跟清朝签的《南京条约》如出一辙。在如此空前的亡国危机刺激下越南国内逐渐分化出三派政治势力。
一派奉行坚决的排外思想视外国人为仇敌主张用武力将其逐出越南国土；另一派觉得既然打不过人家不如索性消极抵抗妥协苟安；还有一派认为应当主动向西方学习进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越南改革派中最激进的人物当属出身乂安省的天主教徒阮长祚。他早年游历过南洋和法国堪称越南 “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法越战争刚爆发时他就给朝廷上书呼吁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外交进行全方位的西化改革。他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从制度到文化全面摆脱中国影响——总之就是别再读中国的书、别再学中国的制度了，因为那些早就过时了！
当时越南朝廷体制内的官员中以邓辉著为代表的改革派则主张走相对较为稳健的渐进式改良道路。在邓辉著眼里同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已为越南提供了最好的借鉴学习模板。让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而越南则完全可以摸着中国过河。1865年、1867年邓辉著两次剃发乔装成清人潜入广东打探洋务运动形势。邓辉著回国后就力主学习蒸汽船制造，还奏请设平准司促进贸易。出使过法国的潘清简、范富庶等人也天天呼吁改革却始终响应者寥寥。潘清简曾为此作诗感叹：“呼吁同邦快赶及，费尽唇舌无人信！”
此时在位的嗣德帝面对改革呼声其实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嗣德帝曾召见过阮长祚赐他金磐，又派邓辉著出使广东，还订阅香港报纸了解世界。从1862年签订《壬戌和约》到1883年去世这二十年间嗣德帝搞了一系列改革几乎是照着清朝洋务运动的模子画瓢：嗣德帝设置了专门负责处理洋务的商舶司、商舶大臣。嗣德帝自己将这一新机构、新官职的设置比作是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4年嗣德帝颁布了鼓励学习洋文、洋语的条例。1866年嗣德帝接受邓辉著的提议设立“平准司”负责全国财政工作。
这个新机构比起越南以前的财政部门最大特点在于借用私人的金钱投资以公司的方式经营。可这也引起了朝中守旧派人士的指责。不久就有人参了邓辉著一本说他过度购买北宁省的稻米导致当地人民无粮可食。平准司在设立一年后就被废除。1868年嗣德帝选派黎文显等四人到法国人设在开办的学校学习法语。1872年嗣德帝派遣天主教徒阮弘到已被法国占领的南圻购买了九种共333卷书籍和36幅地图。通晓法文、汉字的阮弘被委派从事译书工作。1874年阮文祥、阮增阭进献20部法文传籍后嗣德帝指示翻译进览。
1876年嗣德帝解除阮朝开国以来的海禁政策开始允许越南人出洋经商。早在嗣德帝即位之前越南朝野就曾震惊于西洋的坚船利炮并曾尝试仿制西式蒸汽船。在1865年到1872年间阮朝陆续从英、法、德等国购入了4艘蒸汽船。嗣德帝为其分别赐名为“敏妥”、“顺捷”、“腾辉”、“远通”。1876年嗣德帝又从法国获赠5艘蒸汽船分别赐名为“利载”、“利济”、“利达”、“利用”、“利泛”。越南不仅引入西洋战舰，而且还尝试引入西方造船之法：早在1863年嗣德帝就派黄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国人学习如何制造蒸汽船。
三年后嗣德帝又派20名工匠去法国造船厂学习。1870年嗣德帝选取护卫警跸神机督丁各色工匠15名年少识字者分往法国、英国学习船炮和英法语言。1879年嗣德帝又命各地方官察募学习西洋语言和技艺者。1881年嗣德帝派选锋率队陈有曰率兵20名前往南圻学习法人炮艺。1883年阮朝更请求清朝提供技术援助。嗣德帝曾试图赎回被法国割走的南圻。在遭法国方面拒绝后他一面采取对法协调的外交路线，一面扩大外交寻求与更多国家交往以制衡法国：尝试与德国联络、恢复与暹罗的邦交、与西班牙签订条约......
1881年嗣德帝下令刻印《万国公法》、《航海金针》、《博物新编》、《开煤要法》4部汉译洋书发给京外诸学堂俾资传习以便与西方打交道。嗣德帝对越南与清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也无意废除。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越南继续遣使朝贡并曾邀请清军入越剿匪。嗣德帝维持与宗主国的关系既有借清朝之力抵御法国和国内匪患的意图，也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清朝在洋务运动中所积累的经验。李鸿章一度评价嗣德帝 “于时势大局似尚明晓”。可惜清朝的洋务运动尚且以失败告终，更何况嗣德帝搞的这场翻版洋务运动呢？
越南嗣德帝改革只是颁布了一些鼓励学习西方的政策而已，但却没建成一所新工厂、一所新学堂。这场改革非但没能创造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辉煌，而且比之所效仿的清朝洋务运动成就也是相距甚远。说到底嗣德帝根本没完整的改革计划，而始终都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导致嗣德帝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抓一大把。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缺钱。嗣德帝刚继位那会儿就曾感叹 “钱荒兵缺”。和法国人打了四年仗又欠了400万银元赔款。嗣德帝君臣为了搞钱缓解王朝财政危机可谓不择手段：开征鸦片税、卖官鬻爵、加田税......
如此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的操作结果就是官逼民反恶性循环。嗣德帝在位期间匪患兵灾连年不断。朝廷既没充足的资金也没足够的精力开展各种现代化基础建设。除了缺钱之外守旧势力的干扰也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嗣德帝改革和清朝洋务运动一样从开始就遭到国内守旧势力的抵制，而嗣德帝本人的改革意志其实也并不怎么坚决。嗣德帝曾自我评价：“朕寡默，效汉文帝、宋仁宗尤可及，至如唐太宗多言朕所难效”。由此可见嗣德帝一开始的自我定位就是类似于汉文帝、宋仁宗这样的守成之君。
嗣德帝对自己所身处的千年未有大变局时代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这时的越南所需要的正是唐太宗那样的开创有为之主。可嗣德帝却不合时宜地选择了守成定位。这导致他缺乏像唐太宗那样大刀阔斧搞改革的决断魄力。嗣德帝从一开始选择抄清朝洋务运动的作业就注定改革会以失败告终。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清朝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就难以从制度上变革国家根本，更何况越南对洋务运动的学习仅得皮毛而已。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没给越南留下足够的改革试错时间了。
法国蚕食越南的速度可要比嗣德帝改革的速度快得多：1860年代法国占了南圻。1870年代法国开始染指北圻。1880年代法国向越南发起全面进攻。其他列强要么袖手旁观看热闹，要么乐见法国吞并越南。身为宗主国的清朝此时面对内忧外患自身难保，只有刘永福的黑旗军还能帮着抵抗法军，可即使是黑旗军也只能守住北圻，至于要想收复被法国占领的失地可就难于登天了。1883 年法军逼近顺化前一个月心力交瘁的嗣德帝去世了。他没看到自己的国家最终沦陷。这对他而言也许算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