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娱乐网

日本兵的回忆:杀害一个八路军干部,他最后的那句话令我终身难忘

我已经九十二岁了,半个身子瘫痪在床,连端起一杯水都止不住地颤抖。护士常夸我脾气温和,是个慈祥的老人。每次听到这话,我只能把头转向窗外,看着东京阴沉的天空,干瘪的嘴唇紧紧抿住。他们不知道,这双布满老年斑、连塑料水杯都握不住的手,曾经端着装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刺穿过无数个中国人的胸膛。

七十多年过去了,战后的日本经历了废墟重建,经历了经济腾飞,高楼大厦掩盖了战争的焦痕,樱花开了一季又一季。可对我而言,时间永远停滞在了一九四二年的那个华北平原的雪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漫天的风雪就会呼啸着卷回我的脑海,伴随着冻土嘎吱作响的脚步声,那个穿着破旧灰棉袄的中国男人就会站在我面前。

那年我十九岁,刚刚被征召入伍不到一年。在长官的训话和帝国的宣传里,我们是去建立“大东亚共荣”的功臣。但当我真正踏上中国的土地,现实却是一场无休止的疯狂与麻木。

连日的急行军、残酷的“扫荡”、长官动辄打骂的耳光,以及随时可能从高粱地里射来的冷枪,把我们这些原本在乡下种田、在城里做学徒的年轻人,变成了一群草木皆兵、暴躁嗜血的野兽。

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异乎寻常,华北平原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能生生削下一层皮。我们的中队驻扎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破败村落里。村民们早就逃光了,只剩下几堵残破的土墙和满地的荒凉。

为了御寒,士兵们把能烧的门板、牛槽甚至村民的祖宗牌位都劈了当柴火。火光映照着一张张沾满灰烬和污垢的脸,每个人都在咒骂着这该死的天气和打不完的仗。

有天傍晚,外出巡逻的小队抓回来一个人。长官说,这是一条“大鱼”,是当地八路军的一个核心干部。听到动静,我裹着毯子从火堆旁站起来,透过飘落的雪花,看清了那个被押解进来的中国人。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身材很瘦削,身上那件灰色的土布棉袄已经被荆棘划得破破烂烂,暗红色的血迹在棉絮上冻成了硬块。他的双手被粗糙的铁丝反绑在背后,铁丝深深勒进了皮肉里,手腕处血肉模糊。按照以往的经验,被俘虏的人要么吓得浑身瘫痪痛哭流涕,要么狂躁地破口大骂,但他两者都不是。

他走得很稳,尽管右腿似乎受了伤,一瘸一拐,但脊背挺得很直。最让我感到不解甚至有些畏惧的,是他的眼神。那是一双戴着破裂了一半的圆框眼镜的眼睛。透过那层布满裂纹的玻璃,他的目光异常平静。

那种平静不是强装出来的镇定,而像是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无论我们这些握着枪的士兵如何推搡呵斥,都无法在那湖面上激起一丝恐惧的波澜。

中队长大岛是个极其残暴的人。他立刻在村里那座废弃的破庙里设立了审讯室,试图连夜撬开这个干部的嘴,获取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我作为新兵,被安排在审讯室门口站岗。那是一个漫长而令人窒息的夜晚。

大岛先是试图用优厚的条件诱降,用蹩脚的中文许诺着金钱和地位。那个男人只是静静地听着,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弄,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大岛的耐心很快耗尽,接下来便是残酷的暴行。皮鞭抽打在棉衣和皮肉上的闷响、烧红的烙铁接触皮肤发出的嗞嗞声,伴随着大岛狂躁的怒吼,在空荡荡的破庙里回荡。

奇怪的是,那个中国人除了在极度痛苦时发出压抑的闷哼和粗重的喘息外,没有求饶,也没有惨叫。我站在门外,寒风顺着门缝往脖子里灌,但我的后背却渗出了一层冷汗。我不停地握紧又松开步枪的枪带,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烦躁和恐慌。

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中国人应该是懦弱的、劣等的,只要稍微施加暴力就会屈服。可里面那个被打得体无完肤的男人,却像一座沉默的山,把大岛的残暴反衬得像个无能狂怒的跳梁小丑。

到了后半夜,大岛打累了,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庙里看守。不知过了多久,他干裂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发出微弱的声音。

我迟疑了一下,握紧了枪,慢慢走近他。他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只是费力地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看我,用略带沙哑却依然平稳的中文说:“水……能给我一口水吗?”

看着他皲裂流血的嘴唇和极度虚弱的模样,在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放下了枪的防备。我回头看了一眼门外,确认没有长官巡视,便从腰间解下水壶,拧开盖子,小心翼翼地凑到他嘴边。

他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冰冷的水,因为喝得太急,呛得咳嗽起来,牵动了身上的伤口,疼得眉头紧锁。等他喘息着平复下来,他抬起头,那双失去了眼镜修饰的眼睛,在昏暗的火光下显得格外清明。

“谢谢。”他轻声说,语气里竟有一种对待平等的陌生人的客气。

我愣住了,慌乱地后退了一步,把水壶重新挂回腰间。我试图用凶狠的表情掩饰内心的不安,用日语低声呵斥:“闭嘴!老实点!”

他似乎看穿了我的虚张声势。他仔细地打量着我的脸,目光在我光秃秃的下巴和冻得通红的鼻尖上停留了片刻。

“你看起来很年轻,”他突然转换了语言,用一种带着生硬口音但十分清晰的日语对我说话。我震惊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个土八路居然懂日语。“你也就十八九岁吧?在你们国家,这个年纪应该还在学校里读书,或者在帮家里打理农田。”

我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我想起了远在北海道的家,想起了出征前母亲眼里的泪水,想起了家乡那片连绵的农田。我已经快一年没有想过这些了,在军队这台杀戮机器里,回忆过去是软弱的表现。

“这不关你的事!”我粗暴地打断他,端起刺刀对准他的胸口,“你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不要企图对我耍花招!”

他并没有被我明晃晃的刺刀吓退,反而在那张布满血污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极其微弱、却又充满悲悯的笑容。

“敌人……”他轻声重复着这个词,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向破庙外黑沉沉的风雪,“是你们拿着枪,跨过海洋,闯进了我们的家,烧毁了我们的村庄,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我们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土地,怎么就成了你们的敌人?”

我张了张嘴,想要用长官教导的那些“圣战”理论去反驳他,可是看着他残破的躯体和坚定的眼神,那些平日里喊得震天响的口号,此刻却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吐不出来。

他看着我握枪的发抖的手,声音变得异常柔和,像是一个兄长在对迷途的弟弟说话:“你看,你的手在发抖。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杀人,对吧?你们被骗了,被你们的军阀和野心家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具。这片土地不属于你们,你们也永远征服不了它。”

“住口!住口!”我几乎是歇斯底里地低吼着,用枪托狠狠砸了一下地面。我害怕他再说下去,害怕他那平静的声音会彻底击碎我强撑起来的士兵外壳。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闭上了眼睛,呼吸渐渐平稳。火盆里的最后一点火星熄灭了,破庙里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静。我在黑暗中瑟瑟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因为某种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的恐惧。

第二天清晨,雪停了。惨白的阳光照在被大雪覆盖的华北平原上,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大岛中队长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情报,彻底失去了耐心。他决定杀一儆百,就在村子外头的一道干涸的河沟边,处决那个八路军干部。

全小队的士兵都被集合起来观刑。大岛走到我的面前,用马鞭指了指我,眼神冰冷:“松本,你是个新兵,还没杀过支那人。今天,由你来执行死刑。这是让你成为一名真正帝国军人的洗礼。”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下意识地想要拒绝,但在大岛那杀人般的目光注视下,在周围老兵们冷漠甚至带着戏谑的注视下,我机械地迈出了脚步,走到了队列前面。

那个男人被两名士兵拖拽着,推到了河沟的边缘。他已经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在被推倒的那一刻,他依然努力地用那条好腿支撑着身体。

“准备!”大岛厉声下令。

我双手颤抖着端起三八式步枪,拉动枪栓,将子弹推上膛。那把枪在此刻变得无比沉重,仿佛压着一座大山。我透过表尺,将准星对准了那个男人的胸膛。准星里的他,身形是那么单薄,但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却又显得那么伟岸。

就在我要扣动扳机的前一秒,他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看向了我。他的嘴唇动了,在极度安静的旷野中,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用清晰的日语,对我说出了那句让我这一生都无法逃脱的话。他说:

“枪声一响,我就回家了。可你,这一生都走不出这片雪地了。”

我的手指猛地一哆嗦。

“开枪!”大岛在一旁愤怒地咆哮。

“砰——”

枪响了。巨大的后坐力撞击在我的肩膀上,我的眼前闪过一团火光和白烟。

那个男人的身体猛地向后仰去,灰色的棉袄上绽开了一朵猩红的花。他像一片落叶,无声无息地跌入了那道干涸的河沟里,融入了那片属于他的、白茫茫的故土。

大岛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夸赞我终于像个军人了。其他的士兵开始有说有笑地往回走,讨论着今天能不能吃到热饭。

而我,僵立在原地,步枪“吧嗒”一声掉进了雪地里。我呆呆地看着河沟的方向,耳边不断回响着他倒下前的那句话。那一刻,我并没有感觉到杀人后的痛快或是如释重负,反而有一种被抽空了灵魂的极度虚无。我突然意识到,倒下的虽然是他,但真正死去的,似乎是我。

后来的战争岁月里,我随部队转战各地,经历了更多的杀戮和死亡,也见证了帝国的轰然倒塌。一九四五年,战败的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被缴械遣返。当我终于踏上日本的土地,看到在废墟中迎接我的母亲时,我没有像其他士兵那样嚎啕大哭。我紧紧地抱着母亲,心里却空荡荡的,感受不到丝毫“回家”的喜悦。

战后的日子,我拼命地工作,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我在工厂里做过流水线工人,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在外人眼里,我是个勤恳老实的普通日本国民。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我的生活也渐渐富裕起来,我们住进了宽敞的公寓,有了自己的汽车。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未真正回来过。

每当冬天降临,每当东京的上空开始飘落雪花,我就会陷入难以名状的恐慌和窒息。半夜里,我总是会从梦中惊醒,浑身被冷汗浸透。在梦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起那把沉重的三八式步枪,而枪口的前方,永远是那个在风雪中微笑着的中国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