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诏入寇：报仇还是野心？

公元808年，南诏新王丰祐登基。这位年轻君主甫一即位，便厉兵秣马，剑指北方——大唐帝国。史载其“缮甲兵，修城堡”，边境烽燧骤然密集。世人纷纷揣测：这究竟是为父祖血仇而战，抑或仅为扩张之野心？

南诏与唐廷恩怨纠缠已久。天宝年间，唐将鲜于仲通、李宓两度率大军征讨南诏，皆遭惨败，士卒骸骨蔽野。更令南诏刻骨铭心的是，唐廷曾诱杀其王阁罗凤之父皮逻阁，此等旧恨如毒藤缠绕国运。丰祐登基时，朝中老臣每每提及“天宝之耻”，声泪俱下，复仇之火几成国策。

然而，细察丰祐新政，其志岂止于雪恨？他一面高举“复天宝之仇”大旗凝聚人心，一面却悄然推行汉化：重用汉人郑回为清平官（宰相），仿唐制设六曹，甚至引入中原历法。更耐人寻味的是，他遣使吐蕃，暗结盟约，其战略目光早已超越西南一隅。当唐廷因藩镇割据而边防空虚，丰祐敏锐地嗅到了扩张的良机——洱海之滨的王国，正欲借复仇之名，行吞并嶲州、姚州之实。

历史从无纯粹动机。丰祐的刀锋上，既淬着父祖的血泪，也映照着开疆拓土的灼热野心。他巧妙地将民族悲情熔铸为战争燃料，又以现实政治为罗盘校准航向。十年后，南诏铁骑果然攻陷嶲州，兵锋直逼成都——这既是迟来的复仇烈焰，更是精心计算的地缘豪赌。

南诏入寇的烟尘里，仇恨与野心如双生藤蔓绞杀缠绕。丰祐深谙：最锋利的剑，往往以血泪为鞘，以霸图为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