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娱乐网

日本兵的回忆:残忍杀害母女三人后,我一辈子都在忏悔赎罪

我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总有一股洗不掉的铁锈味。七十八年了,我用了无数块肥皂,用丝瓜络把那块皮肤搓得脱皮、流血、长出新肉,那股味道依然像附骨之疽,死死咬着我不放。

精神科医生说这是创伤后遗症带来的幻觉,但我心里很清楚,那不是幻觉。那是1943年冬天,华北平原上一个不知名村落里,那个年轻母亲和她两个女儿的血的味道。

护士刚给我换了吊瓶,液体滴答滴答地流进我干瘪的静脉里。我已经九十四岁,肺部的衰竭让我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死亡正在向我走来,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会祈求上天堂,或者回顾自己一生中温馨的画面,但我满脑子只有地狱的烈火。我渴望地狱,因为只有在那里,我这具肮脏的灵魂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出生在九州的一个偏远农庄,十九岁那年收到赤纸(征兵令)之前,我连县城都没去过。那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田里的收成和邻村那个爱笑的女孩。但军国主义的齿轮将我们这些乡下青年统统碾碎,重塑成了没有思想的杀人机器。

在训练营里,教官用沾着盐水的皮鞭抽打我们,告诉我们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而那些海对岸的人,甚至不能称之为“人”,只是供我们消耗和征服的“原木”。

抵达中国后,饥饿、恐惧、寒冷和无休止的行军,迅速剥夺了我们身上最后一点人性。我亲眼看着曾经连杀鸡都手抖的同乡,笑着把刺刀捅进手无寸铁的平民胸膛;我看着那些挂着军衔的长官,白天满口“大东亚共荣”,夜晚却像野兽一样蹂躏村庄。

在这个环境里,只要你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怜悯,就会被当成懦夫,甚至被自己人打死。我学会了麻木,学会了服从,直到那个让我彻底沦为恶鬼的下午。

那是十二月,雪下得很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我们小队奉命对保定附近的一个村庄进行“扫荡”。上面给的命令很简单:烧光,杀光。我们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踹开一扇扇破败的木门。村里大部分青壮年早就逃了,剩下的多是走不动的老人和妇孺。空气中弥漫着茅草燃烧的呛人烟味,夹杂着听不懂的哭喊声。

我和老兵松本踹开了一家农户的院门,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旁边堆着些杂物。松本是个在大阪当过面包师的男人,此刻却像条嗅到血腥味的猎犬,四处翻找。他指了指地窖的木板,示意我打开。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掀开木板,举起枪对准下面。地窖里很暗,散发着地瓜和泥土的霉味。借着雪地的反光,我看到角落里缩着三个人。

那是一个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中国女人,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棉袄。她的怀里死死护着两个女孩,大的约莫七八岁,小的顶多只有四岁。看到我们,她慢慢地、几乎是用膝盖在地上往前挪了两步,然后从怀里摸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破旧发簪,双手捧着,高高举过头顶。

她仰起头看着我,嘴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不停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懂,但我看到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充满了极度恐惧,却又透着一种卑微到了尘埃里的哀求的眼睛。她在求我,求我拿走这件微不足道的东西,放过她的孩子。

那个四岁的小女孩从母亲的腋下探出头来,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烤红薯。她的眼睛很亮,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看着我枪口上那把闪着寒光的刺刀。

那一刻,我想起了远在九州的妹妹,她也差不多这么大,遇到生人时也会这样躲在母亲身后。我下意识地把枪口往下压了压,想要转过身告诉松本这里什么都没有。

“健二!你在磨蹭什么?杀了她们!”松本在上面不耐烦地吼道,随之而来的是拉动枪栓的声音。他不仅是在命令我,也是在警告我。

极度的恐惧和长期被灌输的服从性瞬间淹没了我仅存的理智。我闭上眼睛,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双手握紧步枪,猛地向前突刺。

我感觉到了刺刀穿透棉衣、割裂皮肉、撞击骨头的沉闷触感。女人发出了一声极其凄厉的尖叫,但她没有后退躲闪,而是突然迎着刺刀向前扑来,用自己的双手死死抓住了发烫的枪管,试图用整个身体挡住身后的两个孩子。她的血顺着枪管流下来,滴在我的手背上。那血很烫,烫得我浑身一个激灵。

“开枪!你这个废物!”松本在上面大骂。

我睁开眼,女人的手已经被刺刀割得深可见骨,但她依然死死攥着不放,喉咙里发出漏风般的赫赫声,眼睛死死地盯着我,那里面不再有哀求,只剩下绝望和怨毒。

我彻底崩溃了,大脑一片空白,机械地扣动了扳机。

枪声在狭小的地窖里震耳欲聋,女人倒下了,失去了母亲的掩护,那两个女孩暴露在我的面前。大女孩扑到母亲身上大哭起来,小女孩则被吓得连手里的半块红薯都掉在了地上,呆若木鸡。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成接下来的事情的。我像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机械地拔出刺刀,再次突刺。一刀,两刀,三刀……直到地窖里再也没有一丝活人的声音,只有浓烈的血腥味和排泄物失禁的恶臭味混杂在一起,令人作呕。

我爬出地窖时,双腿软得像面条一样瘫倒在雪地上。松本走过来,踢了我一脚,递给我一根烟,笑着说:“干得好,小子,你现在是个真正的皇军了。”

我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突然转过身,趴在雪地上剧烈地呕吐起来,连黄疸水都吐了出来。那半块掉在地上的红薯,和那个四岁女孩清澈的眼神,就像两把烧红的铁烙,死死地印在了我的视网膜上。

战争终于在1945年结束了。我拖着一条被流弹打伤的残腿,混在遣返的队伍里回到了日本。九州的老家已经被轰炸成了一片废墟,父母死于空袭,我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所有人都急于忘却战争的创伤,投入到重建和拼命赚钱的热潮中。大家都在向前看,只有我被永远困在了1943年的那个冬天。

我在码头找了一份扛大包的苦力活,每天把自己累得半死,只为了晚上能倒头就睡。但没有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会回到那个昏暗的地窖。我能清晰地听到女人绝望的尖叫,感觉到她双手抓着枪管时的温度,看到那个小女孩掉落的半块红薯。很多次,我从噩梦中惊醒,双手在空中乱抓,浑身冷汗,嘴里不停地喊着:“对不起,对不起……”

二十八岁那年,经人介绍,我娶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女人。她不知道我在中国的经历,只以为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退伍兵。一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看着襁褓中的生命,我曾天真地以为,这是神明给我的救赎,我可以通过加倍爱我的妻子和女儿,来洗刷我的罪孽。

然而,罪恶是不可能被轻易抹去的。

女儿四岁生日那天,妻子给她买了一件红色的和服,还给她烤了一个红薯。女儿高兴地举着红薯跑到我面前,仰着小脸叫我:“爸爸,吃。”

那一瞬间,时空仿佛错乱了。女儿的脸和地窖里那个中国小女孩的脸重叠在了一起。那清澈的眼睛,那举着红薯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

“啊——!”我爆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惨叫,一把将女儿推开。女儿重重地摔在地上,手里的红薯滚落一旁,吓得哇哇大哭。妻子从厨房冲出来,愤怒地质问我发什么疯。我缩在墙角,抱着头,浑身不受控制地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女儿。只要看到她,我就会想起自己用刺刀挑破那个中国女孩内脏的触感。我开始酗酒,整夜整夜地不回家,睡在桥洞下或者烂醉在小酒馆里。妻子忍受不了我的怪异和冷暴力,在我三十五岁那年,带着女儿离开了我。

我没有挽留,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拥有家庭,不配拥有幸福。我是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刽子手,我活着,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亵渎。

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街上到处都是穿着光鲜的人们。电视里,政客们开始粉饰那场战争,把侵略说成是“进入”,把屠杀说成是“战争的必然”。看着那些西装革履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官员,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恶心。

我不能就这么烂掉,我必须做点什么。就算无法洗刷罪孽,我也要把真相说出来,不能让那对母女的血白流。

我开始在周末去街头演讲,举着自己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我是侵华日军,我是杀人犯”。我拿着喇叭,向过往的行人讲述我们在华北的暴行,讲述我如何残忍地杀害了一位母亲和两个孩子。

起初,人们只是用看疯子的眼神看我,匆匆绕行。后来,右翼分子盯上了我。他们砸烂了我的出租屋窗户,在我的门上泼红漆,写上“非国民”、“卖国贼”、“滚出日本”的字样。有一次在街头,几个年轻人冲上来将我踹倒在地,用皮鞋狠狠地踢我的头和肋骨,骂我是抹黑大日本帝国的败类。

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断了三根肋骨。警察来做笔录时,甚至带着一丝嘲讽劝我:“老头子,一把年纪了,何必非要跟国家过不去?”

我看着天花板,咬着牙说:“不是跟国家过不去,是跟良心过不去。如果我不说,那些被我杀死的人,就真的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了。”

出院后,我辞去了码头的工作,去了一家殡仪馆做清洁工。每天面对死亡,反而让我觉得平静。我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存进银行,我要攒够去中国的路费,我要亲自去那个村子磕头认罪。

1987年,在中日关系相对缓和的时期,我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随行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小林,他既是我的向导,也是我的翻译。

凭着残存的记忆和当时军用的地图,我们辗转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当年保定附近的那个村庄。四十多年过去了,村子已经变了模样,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当年泥泞的土路也铺上了碎石。

我们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遇到了一群晒太阳的老人。当小林向他们说明我的身份和来意时,原本宁静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老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警惕、震惊,随后是难以遏制的愤怒。

一个抽着旱烟的独臂老头猛地站起来,用烟袋锅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嘶哑地吼叫着。小林面色苍白地翻译道:“他说,当年你们在村里杀了七十二口人,把井水都染红了。他的胳膊就是被你们砍断的。”

我没有说话,直挺挺地跪在了布满灰尘的黄土地上。周围渐渐围拢了许多村民,有拿着锄头的汉子,也有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用那种我无比熟悉的、充满恨意的眼神盯着我。

“告诉他们,我是来赎罪的。当年……当年在村东头的一个地窖里,我杀了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女儿。”我的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眼泪和着泥土糊了满脸。

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想往我这边扑,被旁边的年轻人死死拦住。“那是我嫂子和我的两个亲侄女啊!你这个畜生!你还我嫂子!还我妮儿!”

老妇人的哭声像一把钝锯,来回拉扯着我的心脏。我疯狂地把头往地上磕,磕到额头破裂,鲜血流进了眼睛里,视线变得一片血红。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畜生,你们打死我吧,求求你们打死我吧!”我嘶哑地哭喊着,那一刻,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用手里的锄头把我的脑袋砸碎。只要能死在这片土地上,死在他们的手里,我就解脱了。

但他们没有动手。

那个独臂老头走上前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冷冷地说了几句话。

小林擦了擦眼泪,颤抖着翻译:“他说,中国现在讲法制,不随便杀人。你走吧,你们的钱我们不要,你的对不起我们也绝不接受。有些债,生生世世都还不清,你带着你的罪恶滚回日本去,一辈子都别想心安。”

回到日本后,我彻底放弃了获得原谅的幻想。我把自己的余生全部投入到了一种近乎自虐的赎罪中。我到处收集日军侵华的史料,自费出版小册子发给年轻人;我把所有的积蓄,包括退休金,全部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匿名捐给了中国华北地区的孤儿院和乡村小学。我甚至立下遗嘱,死后要把骨灰撒进大海,因为我不配葬在任何一片土地里,更不配立碑。

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刻刀,把我的身体削得骨瘦如柴。进入九十岁以后,我的器官开始快速衰竭。那些右翼分子依然偶尔会来骚扰我,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独自住在狭小阴暗的公寓里,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每天陪伴我的只有各种药物和无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