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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为什么说阳明心学是行动哲学?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3027天如果推荐一篇文章来看王阳明的生平,我推荐邓艾民先生的《王守仁的一生》,邓先生以极其简洁的笔触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3027天

如果推荐一篇文章来看王阳明的生平,我推荐邓艾民先生的《王守仁的一生》,邓先生以极其简洁的笔触将王阳明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现了出来,你可以透过此文对王阳明有个迅速认识——但一篇文章毕竟太短了,王阳明如此传奇、豪雄的人生怎么是一篇文章就能写尽的呢?如果推荐一本有关王阳明生平的详细传记,那么我首选冈田武彦先生的《王阳明大传》——相比于市面上流行的那些王阳明传记,冈田武彦先生的传记考证翔实,而又充满了他对王阳明的感情,既能让我们看到阳明的传奇人生,又不至于仅从成功学看王阳明,对于王阳明思想的独特性,冈田武彦先生有着内在的“体认”。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不推荐一本中国人的著作呢?董平、钱明先生写的传记也都很好啊?我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阳明学一度对日本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近代的历史进程也有作用,“一生伏首拜阳明”这话就是日本人讲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一度日本的阳明学研究是远超中国大陆的。

阳明学与日本

阳明学在日本,历经近五百年历史,与日本文化紧密结合,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日本阳明学。

日本的“阳明学热”起始于近代的明治维新,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到来,日本长达200多年的锁国状态被打破,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日本人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章太炎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也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前面带的路(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先生甚至认为,维新后日本能实现良好治理,靠的就是心学的实践运用(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佐藤一斋、西乡隆盛等人,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后世学者认为,“日本阳明学”培养了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的“强大意志力”、“敢为强行、排除万难前进之气概”的精神,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

于是,冈田武彦在《王阳明大传》中讲:“在日本,阳明学被认为是行动哲学……日本民众对阳明学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如果一种学说无法经世致用,无须诉诸具体实践,那么这种学说就不能被称为阳明学。阳明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问。只强调博闻强识,不修德行,或者对经世致用漠不关心,这些都违背了阳明学的主旨。日本人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信奉阳明学的学者往往会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

这可以视作阳明学在日本影响的一个概括。

冈田武彦与阳明学

在日本的阳明学研究传统中,还需要单独拿出来讲的是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九州学派。楠本正继奠定了九州学派,特别强调以东洋的方式来理解东洋思想。楠木正继之后,冈田武彦是九州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

冈田武彦(1908—2004),日本著名儒学家和哲学家,是国际儒学界的重要人物,尤其以研究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闻名。冈田武彦被杜维明先生尊称为“儒学祭酒”,是 “现代日本研究王阳明最深刻、最纯粹的学者”,他在自己恩师的葬礼上朗读儒家经典《中庸》,想起老师遗言竟能“声泪俱下”,其对于儒学的情感体验可见一斑。

冈田武彦认为,阳明学是“行动哲学”。这在他本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是一位典型的实践家、社会活动家,长期致力于将儒学传统运用于现代社会,在福冈、东京等地开设定期儒学讲座。战后九州学派对日本政党、企业家产生了一定的思想影响,冈田武彦曾经常年为日本知名企业高管讲解《论语》。

冈田先生很早就来过中国,特别是1986年开始,冈田武彦率领以九州大学为代表的日本学术代表团访问大陆,多次踏访与王阳明有关的遗迹,足迹达八省八十余县,行程20000余公里,诸如阳明故居、瑞云楼、阳明墓、龙岗书院、阳明小洞天、天泉桥、阳明祠、会稽山、阳明书院,以及青龙铺等遗迹无不跋山涉水,亲临吊唁。

他将考察过程形容为“追寻良知的精神之旅”。在阳明去世的章江的船上,他问苍天,吊慰阳明灵。他讲:“探访遗迹非为怀古,乃为唤醒今人对良知的觉知。” 颇为有趣的是,由于重“体认”“内在性”,在绍兴王阳明墓前,他组织参与者静坐以感受“万物一体”的境界。更为难得的是,冈田武彦多次在日本募集善款修复阳明遗迹,包括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绍兴阳明墓、阳明先生“落星亭”及贵州龙场阳明洞纪念碑。

冈田武彦的著作多与王阳明有关,如《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续东洋之道》《现代的阳明学》《儒教精神和现代性》《王阳明纪行》等。他晚年出版《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成为阳明学传播的重要著作。这本书不遗巨细地说尽了王阳明生平与学说的所有细节,可以说是我们观察阳明一生最好的切入口。

冈田武彦先生93岁最终完成《王阳明大传》,临终前他表示:“若能如阳明先生般‘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之死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是冈田武彦先生晚年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对于冈田武彦先生来讲,“如果不去了解先哲们的人生经历,不去体验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东方哲学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思想的特点,所做的学问也就无法变成‘活学’ ”,这或许是他写《王阳明大传》的初衷。

也因此,他在《王阳明大传》的前言中谈道: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炼之学。体认,就是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去体贴、体会,而不是纯靠逻辑思辨去理解;培根,就是培育根本的意思;身心相即,说的是外在行为与内心的统一;事上磨炼,强调的是在行动中去修行,而不是空谈理论。

对阳明的描述,冈田武彦选择从阳明的临终开始。

《王阳明大传》甫一开端就写道:“英明豪迈、文武双全,左手执卷讲学授业,右手抚剑叱咤三军,旷世罕见的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王阳明最终没能逃过疾病的魔爪,迎来了和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永别的那一刻。”

左手执卷,指向阳明心学体系的建构与儒学教化者的身份,右手抚剑,则暗含他平定宁王叛乱、镇压南赣匪患的军事功绩。这种“文能传道,武能安邦”的复合形象,在传统儒家语境中极为罕见。在冈田先生的叙事中,王阳明不仅是儒学谱系中的改革者,更是兼具实践精神的东方智者。

“大圣人、大豪杰、大儒学家”三个称谓,超越了传统儒家以“圣人”描述人物的单一维度,豪杰更能展现王阳明的人格魅力,而儒学家则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给予阳明定位。

书中这样描述阳明临终的场景:

当王阳明乘坐扁舟抵达江西南安(今江西大余县)境内时,他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当时,王阳明的弟子周积正在南安为官,听闻恩师抵达南安,急忙前去迎候。周积来到船舱,见恩师卧病在床剧咳不止,急忙上前请安。王阳明勉强坐起来,问他:“近来进学如何?”“有所长进。如今政局大体平稳,恩师道体如何?”周积答道。王阳明回答说:“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两三天后,王阳明自觉生命之灯将尽,便让家童叫周积到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在恩师枕边,神情悲怆,静静地看着恩师消瘦的脸庞。王阳明徐徐睁开眼睛,把头转向周积一侧,对他说:“吾去矣!”周积抑制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孟子逝后,儒教心学丧失殆尽,王阳明重整心学,并将其发扬光大,开创新学风。其学为万世之师表,其德受万代之敬仰。在这静肃的一瞬间,圣哲的魂魄已脱离身躯,向着幽冥飞去。“恩师,有何遗言?”周积压抑着呜咽,问道。王阳明张开嘴唇,微笑着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静静地闭上眼睛,撒手人寰。

关于阳明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冈田先生解读道:王阳明遗言中的“此心”,指的就是良知。……“光明”指的就是良知的光辉。……在王阳明看来,无论圣人还是凡夫,无论贤士还是愚人,无论学者还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这是永远不灭的光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只要在万事万物上都“致良知”,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命令,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轻松克服,并且不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

冈田先生将阳明的遗言回归到阳明晚年的致良知宗旨当中,似乎在他看来,阳明的整个人生都是对他思想的展现,阳明的任何行动,都与他的哲学一体,这是冈田对阳明解释的一个要点。

心学诞生的灵魂时刻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关于王阳明有很多奇异的故事,冈田先生为我们一一展现了出来,比如出生前祖母梦见了神仙送子;到了5岁还不会说话,所以改名为“守仁”;新婚当天跑到铁柱宫跟道士论道……

幼年的王阳明就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他对古代经典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据说他曾在十二岁时便立志要做圣贤,这种远大的志向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激励着他。青年王阳明对朱熹的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深入钻研。他早年经历了所谓“五溺”,也就是沉溺于任侠、骑射、辞章、佛道、神仙五类爱好,冈田先生指出他早期的“五溺”反映了他不拘一格的精神追求,为后来的心学提供多元养分。特别是认为阳明早年的佛道经历让他“体认生命本质”,但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王阳明发现佛道“空寂”,无法解决家国责任问题,最终选择了回归儒学。

在科举道路上,王阳明也是历经坎坷。他参加了多次乡试和会试,前几次都未能考中。不过,这些挫折并没有让他气馁,反而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学问与人生的关系。

传记中最为动人心魄的,莫过于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艰难历程。冈田武彦先生没有将这场思想突进简化为灵光乍现的顿悟,而是以考据家的严谨还原谪贬路途的艰危。

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进士及第,从此登上政治舞台。弘治十八年(1505年),弘治皇帝驾崩,年仅十五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正德皇帝宠信宦官,重用刘瑾等八人,时人称“八虎”,导致朝政混乱。面对“八虎”擅权,朝中大臣曾联合上疏反对,却反被罢免。消息传至南京,有言官继续上疏抗议,结果被捕入狱,遭廷杖三十。得知此事,王阳明毅然上疏,请求释放这些言官,以正朝纲、安民心;然而,正德皇帝仍然恣意妄行,将此事交由刘瑾处理。刘瑾将阳明打入诏狱。后来,在父亲等人的周旋下,阳明走出天牢,却被贬到偏远艰险的龙场。而在走向龙场的过程中,刘瑾仍不断派人追杀。

(冈田先生写道,)正德三年(1508年),在春意盎然的时节,王阳明抵达贵州龙场。龙场地处偏远,瘴气弥漫,环境恶劣,土著文化落后,生存条件极差。龙场环境如此恶劣,王阳明来到龙场之后,却不禁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冈田先生认为,阳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即使身处逆境,他也能够随遇而安。

冈田武彦特别重视以阳明的诗文看阳明的思想,认为诗文是“探寻其真实内心的钥匙”。他分析了《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观稼》等诗,这些诗主要描述的是当时缺粮少吃的阳明跟着农人学习耕田的情景。冈田武彦认为,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国断粮的情形极其相似,同时,诗中还能窥见陶渊明那样田园诗人的超然影子,即使身处逆境,王阳明也依然保持着贤良忠贞之心,即使处境再艰难,王阳明也能够超然面对。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此时,困扰着阳明的是“生死关”,“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关的话,哪怕是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按照冈田先生的描述,王阳明在龙场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怕死,这让他内心大受震动。于是,他就在自己住的地方后面,用石头修了个像棺材一样的石椁,天天端正地坐在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生死的真谛,想达到内心清明的境界,彻底放下对生死的执着。

有一天晚上,王阳明骤然开悟,他欣喜若狂,感觉就如同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困扰他多年的“格物致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一刻终于懂了。以前,王阳明总感觉“心”和“理”是分开的。这次在龙场的顿悟,其实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体会到“心”和“理”原来是一体的,是融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次著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到底悟到了什么呢?冈田先生认为,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也就是在静坐当中感受自己内心的本来状态,一下子放下了怕死的念头。借着这个突破,他在体会到“心”和“理”原本就是统一的过程中,终于明白了:追求“格物致知”的道理,不能像朱熹说的那样,跑到“心”外面去找;而应该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可以说,“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诞生的灵魂时刻,是王阳明成为王阳明的决定性时刻。

王阳明来到龙场一年半之后,也就是正德四年(1509年)秋天,遇到了一件悲伤的事:“一位前往蛮荒之地任职的吏目在上任途中暴毙了”,随他同去的两位仆人也都死了,“王阳明在埋葬三人时,写了一篇悼词,题曰《瘗旅文》”。

阳明写道,“吾不宜复为尔悲矣,吾为尔歌”——我不再为你感到悲哀,而想为你唱首歌。阳明想通过“为尔歌”来安慰对方的旅愁,然后又诉说了自己的境遇,最后又将话题转回到小吏身上,指出他暴毙的地方是一块“安乐之地”,可以“朝友麋鹿”“暮猿与栖”——与大自然中的麋鹿、猿猴为朋友,和它们一起相处,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息。在龙场这么恶劣的环境下,阳明最终忘却自身的生死,而能为他人的离世感到哀伤。

正德四年(1509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阳明主贵阳书院,阳明这一年始论知行合一,而知行合一学说的提出可以说和贵州独特的经历分不开。

正德五年(1510年),阳明前后三年的贬谪期满,被升为庐陵县(属江西省)知县,终于离开贵州,而又与江西结缘。正德五年秋,刘瑾被诛;这年十一月,阳明也结束了他在庐陵7个月的县令生涯,奉命入京朝觐。

从正德五年到正德十年的六年,是阳明一生中官职变化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但这其中大多是闲职,并没有繁忙的公务,所以,这一时期也就成了阳明较能集中精力讲学的一个时期。

军事与教化

阳明为人熟知,是因为他的军事功业。阳明小时候就喜欢兵事,沉溺于任侠骑射,中年又创出不世之功。而他的军事生涯,始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十四日,吏部下文:“王守仁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

冈田先生认为,王阳明不仅是伟大的儒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但王阳明的军事成就并非单纯的战术技巧,而是他的心学思想(如“心即理”“知行合一”)在实践中的体现。

冈田先生特别写道:正德十一年,王阳明在写给陆原静的书信《与陆原静》(《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说道:“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如果一个人内心确实没有功利之念,那么无论是管理财政、军事,还是从事搬柴运水之类的杂务,所行之处何处不是切实的学问?所做之事哪件不符合自然大道?”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王阳明所说的事上磨炼的实践之学。

正德十一年、十二年,阳明迅速平定漳南象湖山,南赣横水、桶冈,三浰等处的叛乱。这与王阳明在军事行动中善于洞察人心、因势利导,将“攻心”与“用兵”相结合有关。阳明提倡“心战为上”,注重瓦解敌方心理防线。他在战前常发布檄文揭露叛军暴行,动摇敌军信念;战后则宽待俘虏,减少抵抗。正因如此,阳明才迅速平定了赣南的叛乱。

王阳明的策略是,对贼匪先感其心,后抚其身。也就是先想办法打动这些贼人的心,感化他们。如果一上来就派兵硬打硬压,这些贼人心里肯定不服气,以后还得闹事。而且要知道,王阳明当时可是身处匪患之地,如果下属被敌方笼络、收买,他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冈田先生感叹道,这种复杂又危险的局面,要是个普通人,根本应付不来。 正因为王阳明这个人遇事特别冷静沉着,又精通兵法谋略,所以才能闯过这么多难关,把事儿办成。

王阳明的军事策略以“灵活应变”为特点。他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决策,不拘泥于传统兵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战术。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阳明迅速反应,王阳明仅用35天便以少胜多,运用反谍报和突然袭击等战术,通过虚张声势、分化敌军、攻其不备等策略迅速瓦解叛军。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王阳明总攻南昌,朱宸濠精锐投降。二十六日,王阳明与朱宸濠决战鄱阳湖,王阳明以火攻破朱宸濠的“铁索连舟”。终于平定了这场可能颠覆明廷的叛乱,立下了不世之功。冈田认为这种能力源于其“事上磨炼”的修养,即通过实践将心学智慧转化为行动力。

用兵之外,阳明更加在乎地方的长治久安,在平叛后注重恢复民生、减免赋税、推行乡约、教化百姓,以消除动乱根源。比如,阳明在南赣期间推行“十家牌法”(保甲制度强化地方治安)和“团练乡勇”(训练民兵协同作战),有效整合了军民力量,巩固了地方防务。

此外,冈田先生特别关注了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并将之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引导儿童背诗、唱歌,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跳跃、吟唱中排解内心的不快,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二、引导儿童学习礼仪,不仅能端正他们的仪表,还能增强体质。起坐行礼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并收到舒筋壮骨之效。

三、引导儿童读书,不仅能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还可以丰富他们的心灵。并且,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能激发儿童的信心。

我想,冈田先生总结的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在今天依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正德十四年八月,正德皇帝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非要御驾亲征。这时王阳明已经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立了大功,可结果呢?不但没被奖赏,反而遭小人诬陷。“佞臣们认为功劳落入王阳明之手,所以对他心怀妒恨”。

面对这种屈辱,王阳明忍气吞声,巧妙周旋,终于化解了这一场由皇帝的闹剧引发的危机。阳明的弟子曾讲,“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起兵平叛不难,难的是对付张忠、许泰这些嫉妒他的奸臣。阳明自己也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我这个‘致良知’的学问,是从多少次死里逃生、千难万险中悟出来的啊!”

在被张忠、许泰这帮人刁难的时候,阳明退居西湖畔的净慈寺。冈田先生再次通过诗文分析阳明的心境。冈田先生写道:感受到直道之难和虚名空虚的王阳明,心中涌起了模仿北宋林逋隐居湖畔深山的念头,而吟出了袒露其内心情感的《西湖》一诗。

灵鹫高林暑气清,天竺石壁雨痕晴。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

世路久知难直道,此身那得尚虚名!移家早定孤山计,种果支茅却易成。

这首《西湖》的大概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很早就知道这世间正道难行,我又怎能还去追求虚名,早定下了迁居孤山的计划,种点果树、搭个茅屋,这种简单日子反而容易过上。

阳明以“宿净寺”为题写下的四首诗文,其中第三首,原诗是:“百战归来一病身,可看时事更愁人。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百战归来一身伤病,再看眼下的局势更让人发愁。老道别问我出仕还是归隐的计划了,我早已买下了桃花洞里的春天。”

冈田先生分析到:王阳明……表达了自己不为眼前时事所愁,自得孔子对颜渊所讲述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的行藏之教,寻求桃源之乡而居的心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这是《论语》中的话,是说能出来做事一定能有成就,不能出来就自己保持自己的操守,能做到的只有孔子和颜回。

话虽如此,但王阳明仍然深深忧虑着天下大事,自认为根本没有隐居弃世、悠然自适的空闲。

诗歌始终是冈田先生分析阳明“心路”的抓手。

冈田先生指出,平叛过程中王阳明遭遇的诬告、猜忌与生死考验,使他深刻认识到沾染了功名利禄的外面世界,跟自己内心那个“良知”的声音,常常是拧着劲、对着干的。正是这种“百死千难”,促使王阳明将“良知”从道德本体升华为应对现实危机的行动指南。如果没有军事实践的淬炼,他那个“致良知”的学说,很可能就只是思想家在书房里琢磨的理论,很难真正练就那种“知行合一”的真功夫和深境界。

嘉靖元年二月,阳明之父王华逝世。阳明按规矩回家守孝,又因为“身体十分不好而养病”。嘉靖三年,阳明守孝即将服满,来向他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嘉靖五年十一月,他的幼子王正億出生了。他自己讲“老年得子,实出望外” 。

嘉靖元年到五年,是阳明集中讲学的时期。在这五年当中,他基本上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只是赋闲在家,专心完善自己的思想学术体系,致力于良知之说的扩展与传播。

嘉靖六年五月,广西田州有个叫岑猛的土官造反,朝廷派兵打了几次都没搞定,终于又想起了王阳明。于是,任命阳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制军务,和另一个官员姚镆一起去处理广西思恩、田州的事。此时,阳明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但在朝廷的敦促之下,阳明还是启程前往广西。到达广西后,阳明迅速平定叛乱,嘉靖七年七月初十,阳明向朝廷汇报了征剿八寨、断藤峡的实况,并为各有功官员、土目请功。

广西战事结束以来,阳明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他屡次上疏,请求朝廷允许他回到原籍养病,却得不到允许。阳明的疾病越来越重,他迫切地想要回到故乡去延医调治,因此,他不再等待朝廷的批复,而是将公事托付于右布政使林富,随即从南宁坐船返乡,顺水而东。于是就有了《王阳明大传》一开始所描述的阳明去世前的场景。

结语

以上我们只就着几个片段,速览了一下冈田武彦对于王阳明人生的理解,读者要想体会冈田先生笔下阳明的一生,还需要自己从书页中细细体会。冈田武彦将王阳明一生概括为“从体认到实践的精神苦旅”,他的心学不仅是哲学体系,更是行动指南。书中对于王阳明的描述不可不谓详尽细致,而又能体认到阳明的内心,在严谨考据的笔锋下,全书以翔实史料为根基,以深邃哲思为内核,生动勾勒出这位“明朝第一理学家”如何最终铸就中国文艺复兴式的思想丰碑。

冈田先生称王阳明为“行动圣哲”,说他的学说“非纸上空谈,乃生命践履”。认为心学的时代意义在于,使儒学回归生活,“良知说如暗室火炬,照亮凡人成圣之路”。冈田武彦利用传记揭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结合中日文化背景来解析阳明学的传播,这是《王阳明大传》最突出的特点。

撰稿:赵金刚;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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