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学费，母亲低声下气求遍全村，最后在二叔家受尽羞辱。
三叔抽了一夜旱烟，天亮时把卖牛的钱裹在蓝布包里：
“丫头，飞出山沟就别回头！”
我记着这话，拼命读书，拼命工作。
直到我带着施工队开进村里，指挥着给三叔盖别墅。
二婶在围观人群里阴阳怪气：“显摆什么，还不是靠男人？”
我笑着请她进屋，给她看了一份我公司年报的扉页。
她盯着那行“法定代表人：林晓艺”，手里的瓜子洒了一地。
01
林晓艺的手心全是汗，湿漉漉地攥得我指节发疼。
我们正一步一步挪向村东头那栋扎眼的二层小楼。
红砖墙上贴满了反光的白瓷砖，在午后太阳底下晃得人眼睛发酸。
那是我二叔，林建国家的房子。
我的裤兜里揣着一张纸，一张被汗水浸得边缘发软、字迹却依然清晰的纸。
那是“清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张纸沉甸甸的，像压着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它需要七千五百块钱的学费，才能从一张纸，变成我真正的未来。
为了这笔钱，我爸在灶台边抽了一整夜的旱烟，呛人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土坯房。
家里翻箱倒柜，所有零钱凑在一起，只有四百八十三块六毛。
天亮的时候，我爸的嗓子哑得像破锣一样，几乎发不出声音。
“去……去求你二叔吧。”
我妈的脚在二叔家那扇锃亮的铁门前，再也抬不起来了。
她局促不安地搓着褪色的衣角，脸上挤出一个近乎卑微的笑容。
我则死死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洗到泛白的旧布鞋，它们和二叔家门口光洁的瓷砖地面对比得那样刺眼。
院子里，二婶王彩凤正“哗啦啦”地撒着玉米粒喂鸡。
她懒洋洋地抬起眼皮，嘴角往下一撇，露出一个毫不掩饰的讥诮表情。
“哟，这不是大嫂吗？今天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妈的腰立刻弯得更低了，整个人像一株被秋霜打蔫了的稻草。
“彩凤，建国他在屋里不？”
二婶把手里的铁瓢往鸡食盆沿上磕了磕，剩下的玉米粒撒了一地。
“找他干啥？丑话我可说在前头，借钱的事儿可别开口。”
这句话就像一根生锈的钉子，把我妈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院子里的鸡群“咯咯哒哒”地抢着食，衬得这小院里的空气愈发凝滞死寂。
我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变成了难堪的青灰色。
我甚至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有人在胸膛里擂鼓，一下又一下，撞得我生疼。
“不是，彩凤，我们家晓艺她……”
“晓艺怎么了？”二婶毫不客气地打断她，“考上大学了？”
我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拼命地点头，眼睛里终于有了一丝光亮。
“考上了，考上清北大学了！”
二婶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嘴角那抹嘲笑更深了。
“清北大学？就北市那个？读出来有啥用。”
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却像自己长了腿，精准地钻进每一个路过邻居的耳朵里。
那些原本匆匆走过的脚步，不约而同地慢了下来，一道道看热闹的目光像针似的扎在我背上。
我妈还在徒劳地解释：“那是好大学，全国顶尖的……”
二婶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嗓门顿时扬高了八度。
“再好有啥用？读完了还不是要嫁人！姑娘家家的，书读多了心就野了，到时候城里的看不上，村里的她瞧不起，不就砸手里了？”
她的话像淬了毒的刀子，一句一句往我妈心窝里捅。
我妈的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
屋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嗑瓜子声，二叔林建国那沙哑的嗓音跟着飘了出来。
“你嫂子懂个啥！姑娘就是赔钱货，还想上清北大学？她咋不上天呢！七千五，我都能给小明再说门亲事了！借给你们？做梦！”
周围隐约响起压抑的、带着讥讽的笑声。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的肉里。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疼。
我妈的眼泪终于滚了下来，她猛地拉住我的胳膊，转身就走，仿佛在逃离什么瘟疫。
“建国，我们不借了！”
“嫂子慢走啊！”二婶在我们身后扯着嗓子喊，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这三十块钱拿去，给晓艺买点零嘴，也算我们当叔婶的一点心意！”
一张皱巴巴的纸币，从高高的院墙里飘了出来。
轻飘飘的，像一片枯叶，打着旋儿落在我脚边的尘土里。
那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抽在我们母女脸上。
我妈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我赶紧伸手扶住她。
“妈，我们走。”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害怕，“这钱，我们不捡。”
我拉着我妈，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村东头。
我不敢回头。
我怕一回头，就会控制不住心里那头咆哮的野兽，就会想放一把火，烧了那栋刺眼的红砖楼。
02
回到家，我爸正蹲在门槛上，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
看见我们空着手回来，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问，眼神却瞬间黯淡下去，像熄了火的炭。
我妈一进屋就扑到那张旧木板床上，压抑的哭声从被褥里透出来，撕扯着昏暗房间里的每一寸空气。
我爸把烟锅在门槛上重重磕了几下，站起身，哑着嗓子说：“我去！”
我一把拉住他。
“爸，别去。没用的，就算您跪下，他们也不会借。”
那个还不到五十岁的男人，眼眶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泪水在里面疯狂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那咋办啊……”他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叹息，“那可是清北大学啊……”
我的目光落在斑驳的土墙上，那里贴满了我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奖状，清一色的“第一名”。
此刻，那些鲜红的奖状，在昏黄的光线下，像一个个咧开嘴的嘲讽。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滚烫的通知书，递到我爸面前，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爸，不念了。我出去打工，过两年，也给咱家盖新房。”
我爸接过那张纸，手抖得像秋风里枝头最后的枯叶。
他没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纸上那几个字——“清北大学”。
夜里，我妈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和我爸一声接一声沉重的叹息，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绝望的网，把我牢牢罩在里面。
我睁着眼睛，看着漆黑房梁上模糊的轮廓，心里一片冰冷的空洞。
或许二叔说得对，像我们这样陷在泥泞里的人家，根本不配做什么走出大山的梦。
03
第二天，天还没完全亮透，灰蒙蒙的光线刚刚爬进院子。
院门就被“砰砰”地拍响了，声音急促而沉重。
我爸披着外套出去开门，来人是我三叔，林建军。
三叔比我爸还小几岁，背却已经有些佝偻了，岁月在他黝黑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沟壑，让他看起来比我爸还要沧桑。
“哥。”三叔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是也一夜没睡。
我也跟着起了床，看见三叔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
他不由分说地把包袱塞进我爸手里。
“哥，这里是七千八百块，你拿着。”
我爸整个人都愣住了，像是没听懂：“建军，你……你哪来这么多钱？”
三叔黝黑的脸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把咱家那头老黄牛卖了。”
“牛？”我爸的声音陡然拔高，像是被针扎了，“你把大黄卖了？你疯了！那不是给小山娶媳妇攒的本钱吗？”
三叔用力摆了摆手，手上粗大的骨节格外分明。
“媳妇儿以后可以再攒，晓艺上学可等不了！咱老林家祖上积德，才出了这么一个能上清北大学的娃！砸锅卖铁，也得供！”
我站在门后的阴影里，浑身无法控制地颤抖，一股滚烫的热流从心底直冲眼眶，鼻尖酸涩得厉害。
三婶也跟在后面，眼睛又红又肿，显然是哭了一整夜。
她小跑过来，一把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很粗糙，却很温暖。
“晓艺，好好念，别辜负你三叔！咱家的牛，没白卖！”
我看着他们，三叔脚上的解放鞋鞋头已经裂开了大口子，露出里面灰黑色的袜子；三婶身上的衣服，补丁叠着补丁，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我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猛地跪了下去，膝盖撞在坚硬冰冷的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朝着三叔三婶，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额头磕在地上，“咚咚咚”三声，又疼又麻。
但我的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劈开了一道口子，前所未有的清醒和坚定涌了进来。
我告诉自己。
林晓艺，记住今天。
记住这两家人截然不同的嘴脸。
记住那三十块钱带来的羞辱，也记住这七千八百块承载的恩情。
以后，要千倍百倍地偿还！
04
火车站里人潮汹涌，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汗味、劣质泡面味、离别特有的酸涩味，还有一种对远方茫然的期待。
我爸、我妈、三叔，三个人都来送我。
我背上一个崭新的碎花布背包，那是三婶熬了好几个晚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针一线给我缝的。
包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还有十几个沉甸甸、被煮得外壳发暗的鸡蛋。
我爸把一个旧铝制饭盒硬塞进我手里，饭盒边缘有些磕碰的凹痕：“路上饿了好歹垫一口。”
我打开盖子，里面是雪白的大馒头，中间仔细地夹着金黄油亮的炒鸡蛋。
那是我家只有过年过节才舍得吃的“奢侈品”。
我妈站在一旁，眼泪从刚才起就没停过，她用袖子胡乱抹着脸。
“到了学校，别太省着，要吃饱穿暖。钱要是不够花了，就写信回来，家里……家里再想法子。”
我用力地点头，喉咙哽咽。
我知道，家里已经再也掏不出一个多余的子儿了。
三叔那双布满老茧和裂纹的大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晓艺，到了北市，你就是大人了。外面不比家里，凡事多留个心眼，别跟人硬犟，但也别让人随便欺负了去。”
我闷闷地“嗯”了一声，鼻头发酸，视线也开始模糊。
“呜——”
刺耳悠长的汽笛声撕裂了嘈杂的空气，催促着送别的人。
我妈猛地一把抱住我，哭得几乎喘不上气。
我爸则猛地转过身去，肩膀剧烈地起伏耸动。
我狠下心，轻轻挣开我妈的怀抱，走到三叔面前，抬起头，直视着他那双被生活磨砺得有些浑浊却依然温暖的眼睛。
“三叔，等我。”
我只说了这三个字。
三叔愣了一下，随即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被劣质烟草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齿。
“好，三叔等你。”
我提起不算沉重的行李，转身汇入拥挤推搡的人流，顺着狭窄的车门，挤上了那趟哐当作响、开往未知远方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各种行李和人挤在一起，空气闷热浑浊。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车厢连接处附近找到一个靠窗的角落，勉强能放下我的背包。
我把头努力探出狭窄的车窗，他们三个还站在灰扑扑的月台上，像三棵虽然被风霜侵蚀却依然努力挺直的老树，固执地望着我的方向。
火车发出沉重的“哐当”声，缓缓启动，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扬起的尘烟和延伸的铁轨尽头。
我一直伸着头，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慢慢地缩回车厢。
我把脸贴在冰冷肮脏的车窗玻璃上，滚烫的眼泪终于敢肆无忌惮地掉下来，无声无息，一滴一滴，砸在我崭新的碎花布包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旁边一个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的中年大叔似乎看不下去了，默默递过来一张有些发皱的旧报纸：“闺女，擦擦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我接过报纸，哑着嗓子低声道了谢。
报纸的角落里，油墨印着的日期清晰可见：1995年9月3日。
我的人生，从这一天起，必须彻底不一样了。
05
火车“咣当咣当”地摇晃了两天一夜，终于在某个清晨，缓缓驶入了北市火车站。
走出昏暗嘈杂的出站通道的瞬间，我被眼前豁然开朗的景象震得有些发懵。
高耸入云、反射着阳光的玻璃幕墙大楼，宽阔马路上川流不息、各种颜色的汽车，打扮时髦、步履匆匆的男男女女……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从电影画报里直接剪下来的世界，鲜活，明亮，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感。
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我的碎花布包背带，手心冒汗，心里一阵没来由的发慌。
站前广场上，有各个学校接新生的摊点。
我远远看到了“清北大学”的横幅和牌子，像是找到了灯塔，赶紧拖着行李走过去。
跟着一位举着牌子的、笑容满面的学长，我上了一辆漆成蓝色的大巴车。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和我一样的新生，他们大多穿着崭新的运动鞋或皮鞋，拉着带轮子的时髦行李箱，正兴奋地互相交谈，讨论着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和眼前这个巨大而陌生的城市。
只有我，紧紧抱着我的布包，安静地缩在最后一排靠窗的角落，像个不小心闯入繁华世界的、格格不入的影子。
车子启动后，一个穿着浅蓝色连衣裙、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主动坐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上，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很友善。
“你好呀，我叫苏晴，你呢？”
“林晓艺。”我有些拘谨地回答。
“你是哪个系的呀？”她似乎很健谈。
“中文系。”
“哇！太巧了，我也是中文系的！”她高兴地拍了一下手，“以后我们就是同学啦，说不定还能分到一个宿舍呢！”
她的热情像一团跳跃的小火苗，明亮而温暖。
我努力扯了扯嘴角，想回应一个笑容，却觉得脸颊的肌肉有些僵硬。
大巴车穿过繁华的街道，最终驶入了一片绿树成荫、建筑古朴的校园。
到校，报到，缴纳学费，领取宿舍钥匙……一套流程下来，当那七千五百块学费交出去之后，我口袋里只剩下三叔临走时硬塞给我的、用旧手帕包着的三百块钱。
这是我未来四年全部的生活费。
宿舍是六人间，我到的比较早。
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最里面靠墙的上铺，那里最安静，也最不引人注意。
刚铺好简单的被褥，其他室友们就陆陆续续地拖着箱子进来了。
苏晴果然和我分在了同一个宿舍，她高兴地和我打招呼。
她们都是城里来的姑娘，带来了小小的收音机、颜色鲜亮的裙子，还有各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包装精美的零食，花花绿绿地堆在桌上。
很快，整个宿舍就充满了女孩子清脆的谈笑声，热闹极了。
她们热络地聊着天，聊着刚结束的高中生活，聊着流行的明星和歌曲。
我安静地整理着自己的东西，一句话也插不上，或者说，是不知道该如何加入。
晚上熄灯后的“卧谈会”，她们聊起了最近流行的电影，聊起了北市哪家商场的衣服好看，聊起了高中时代朦胧的心事。
我只能静静地躺在狭窄的上铺，盯着头顶模糊的天花板，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耳朵却不由自主地听着那些遥远而新奇的话题。
第二天，军训开始了。
北市的“秋老虎”果然名不虚传，阳光毒辣辣地炙烤着操场。
我从小在田埂地头跑惯了，倒不怕晒，但军训那种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强度和纪律，还是让我有些吃不消。
每天训练结束，绿色的军装都能拧出水来。
苏晴体质似乎弱一些，没几天脸色就变得惨白，站在队列里摇摇晃晃。
休息间隙，我把自己军用水壶里所剩不多的凉白开递给了她。
她接过水壶，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声音有些虚弱：“林晓艺，谢谢你，你真好。”
军训结束后，或许是因为那壶水，或许是因为同宿舍的缘分，苏晴和我之间的关系明显亲近了不少。
她会拉着我一起去图书馆占座，一起去食堂吃饭，会叽叽喳喳地跟我讲她高中时的趣事和糗事。
我总是跟在她身边，大多数时间都在安静地听。
因为我的高中三年，除了做不完的习题、背不完的书和永远不够的睡眠，实在没有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可讲。
06
开学第一周，我给家里寄了第一封信。
信纸上，我写得工工整整，全是报喜不报忧的话。
我说学校很大很漂亮，老师和同学都很好相处，我每顿都吃得饱饱的，宿舍也很暖和。
信的末尾，我端端正正地写了两个字：勿念。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叔的回信。
信纸是从我堂弟小山的算术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但每一笔都看得出很用力。
“晓艺，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读书，钱的事情莫要发愁。——三叔”
我捏着那页薄薄的信纸，独自跑到学校大操场空旷的看台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秋风已经有些凉意，吹得手里的信纸哗哗作响。
三百块钱，要撑过整整四年。
我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平均下来每天的花销绝对不能超过两毛钱。
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光是吃饭就不够。
生存的现实逼得我别无选择。
我只能把每天的开销压缩到极限：早上一个三分钱的白面馒头，中午一份五分钱的最便宜的炒青菜，配着食堂免费的米饭和汤。
这样一天下来是八分钱，一个月就是两块四。
即便如此精打细算，三百块也远远不够支撑四年。
我必须想办法挣钱。
第二个周末，我找到了学校的“勤工俭学服务中心”。
小小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学生，都在争抢有限的工作机会。
打扫教室、整理图书馆书籍这类相对轻松的工作，早就排起了长队。
我在人群里等了很久，手脚都有些发麻，才终于等到一个暂时没人愿意接的活儿。
去学校第三食堂的后厨，帮忙洗碗。
工钱是一个小时九毛钱。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接下了。
从那天起，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我的时间就固定卖给了食堂后厨那堆积如山的油腻碗碟。
冬天很快来了，北市的冬天干冷刺骨。
洗碗池里是永远也放不完的、带着食物残渣和油污的冷水。
我的双手很快就被浸泡得通红、浮肿，皮肤皱起，手指关节僵硬疼痛，像十根不听使唤的胡萝卜。
晚上九点，等我拖着几乎麻木的双腿和一双刺痛的手回到宿舍时，室友们通常都已经结伴去教学楼或图书馆上晚自习了。
我只能匆匆用冷水拍拍脸，然后拿出课本，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借着走廊里那盏功率不足的、昏黄黯淡的灯光，吃力地看书、做笔记。
室友们都是善良的姑娘，偶尔晚上从自习室回来，会给我带一点夜宵，有时是一个还温热的肉包子，有时是一根甜甜的煮玉米。
“林晓艺，快吃，还热乎着呢！”她们总是这样热情地说。
我每次都会摇头，努力让自己的笑容看起来自然一些：“谢谢，我吃过了，真的不饿。”
苏晴常常会不由分说地把食物硬塞到我手里，语气里带着关切和一点点不容拒绝：“吃吧吃吧，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学习那么累，晚上肯定会饿的。”
我知道她们都是出于纯粹的善意和关心，但我心里那点可笑又固执的自尊，让我不愿意轻易接受这种看似“施舍”的好意。
每一次，无论是谁给了我什么，哪怕只是一块糖，我都会悄悄地、认真地记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等我有了能力，一定要加倍地还回去，用我自己的方式。
07
大学四年，我几乎从不参加任何需要额外花钱的班级或社团活动。
我也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春夏秋冬，就靠着入学时带来的那几件洗得发白、磨出了毛边的旧衣服轮换着穿。
在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衣着光鲜的大学校园里，我活得像个沉默而灰暗的影子，与周围的一切都隔着一段无形的距离。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旁人偶尔投来的、带着好奇或些许异样的目光。
但我不在乎，或者说，我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在乎这些。
我的时间被切割成两大块：一块用来拼命学习，汲取一切能让我变强的知识；另一块用来努力挣钱，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并尽可能地为遥远的家人减轻一丝负担。
我要把欠三叔的，连本带利地还回去！
我要把曾经承受过的屈辱，深深地埋进心底，化作前进的动力！
大二那年，我以全系第一的综合成绩，拿到了国家级的最高奖学金。
整整八千块钱。
拿到那张汇款单的那一刻，我几乎是用跑的冲出了教学楼，一路飞奔到学校附近的邮局。
我把八千块钱，一分不留，全部汇给了三叔。
在汇款单的简短附言栏里，我只写了七个字：三叔，这是第一笔。
我满心以为，这笔钱能稍微改善一下家里的窘境，能让三叔三婶肩上的担子轻一些。
可我万万没想到，半个月后，这笔钱竟然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随钱一起寄来的，还有三叔的一封信，信纸依旧粗糙，字迹依旧歪扭。
“晓艺，钱收到了，但我和你三婶商量了，不能要。你正是长身体、学本事的时候，在外头花销大，这钱你自己留着，买点好的吃，添件厚实衣裳。家里一切都好，我和你三婶身体硬朗，地里收成也不错。你爸妈也好，村里新修了小学，你弟弟小山念书可用功了。勿念，一定好好学习。”
我捏着那沓崭新却又被退回的钞票，站在邮局门口人来人往的台阶上，眼泪不争气地大颗大颗往下掉，怎么忍也忍不住。
我知道，三叔信里写的“家里一切都好”，多半是和我在家信里一样，是报喜不报忧的、善意的谎话。
农村的日子，靠天吃饭，靠力气挣饭，哪有什么一帆风顺。
每一分钱都得掰成八瓣，精打细算地花。
这八千块钱，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笔能解决大问题的巨款。
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退了回来，只为了让我能在外面过得好一点。
我没有再固执地寄回去。
我了解三叔的脾气，再寄一次，结果也一样。
我把钱仔细地存进了学校附近的银行，看着存折上第一次出现的、四位数的存款余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混杂在一起，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我没有用这笔钱去买任何新衣服，也没有去改善伙食。
我只是绕到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两大沓最便宜的信纸和厚厚一摞邮票。
从那天起，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每个月至少给三叔写一封信。
在信里，我不再只是干巴巴地说“一切都好”。
我开始试着跟他讲我的专业课，讲先秦散文的悠远，讲唐诗宋词的瑰丽。
我跟他讲那些学识渊博、讲课有趣的教授，讲图书馆里浩如烟海的藏书。
我跟他讲北市又新开了多么气派的大商场，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走进去过。
我跟他讲我在报纸上、广播里看到的听到的国家大事和新鲜见闻。
我想让他知道，他当年卖掉的那头老黄牛，换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侄女上大学的机会，更是一个农村孩子拼命挣脱束缚、努力去看更广阔世界的窗口。
我想让他从我的信里，也能触摸到那个遥远而新奇的世界的脉搏。
三叔的回信依旧很短，字也依旧写得不太好看。
但我能想象到，在昏黄的灯光下，他一定会戴着老花镜，把我那长长的信念给不识字的三婶听，念给我爸妈听。
那些关于远方和知识的描述，一定会让那个沉寂的小院，漾起一丝不一样的涟漪。
08
大三那年，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申请辅修经济学。
中文系的风花雪月、诗情画意，固然美好，但在我现实的生存天平上，终究显得有点轻飘飘的。
我知道，要想真正改变命运，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我必须掌握更能创造实际价值的技能。
我想挣钱，挣很多很多踏踏实实的钱。
经济学的课程对我来说，起初就像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满眼都是复杂的数学公式、抽象的理论模型和陌生的专业术语。
但我没有退路。
我像一块被抛进沙漠中心、干渴到极点的海绵，疯狂地、贪婪地吸收着课堂上的每一分钟，吸收着书本上的每一个字。
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第二个“家”，我几乎把所有没课、没兼职的时间都泡在了那里。
每天闭馆的音乐响起时，管理员开始催促，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收拾书包离开的人。
除了在食堂洗碗，我还找到了一份新的、报酬更高的兼职——给北市的中学生做家教。
通过学校勤工俭学中心的介绍，我得到了一份给一个初二男孩补习语文和英语的工作，每小时二十五块钱。
这比在食堂洗碗强了太多太多。
雇主家住在北市一个很安静、很整洁的小区里，房子宽敞明亮，是我从未想象过的样子。
每次我去上课，家里的阿姨都会客气地给我端来切好的水果和精致的点心，放在小巧的骨瓷碟子里。
但我从来不动。
我只是准时开始上课，认真讲解，准时结束离开。
我分得很清楚，那是我的工作，不是做客。
我辅导的那个男孩叫小哲，很聪明，但正处于最叛逆的年纪，对学习提不起丝毫兴趣。
起初，他根本没把我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沉默寡言的家教老师放在眼里。
上课时故意戴着耳机听摇滚乐，把练习册和课本甩得远远的，对我爱答不理。
有一次，他甚至故意吸了吸鼻子，用一种不耐烦的语气对我说：“老师，你身上有股怪味儿。”
我知道，那是廉价肥皂、旧布料和食堂油烟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是我无论怎么清洗都无法彻底摆脱的、属于贫穷和劳碌的标记。
但我没有生气，甚至没有觉得难堪，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用最平铺直叙的语气说：“我现在给你上课，每小时二十五块钱。这节课还剩五十分钟，价值差不多二十一块。这是你父母工作挣来的钱。你如果觉得烧钱玩儿有意思，可以继续听音乐，我没意见。”
他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一下，眼神里的桀骜不驯收敛了一些，默默地摘下了耳机。
那节课，他出乎意料地配合，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但至少把该听的内容听进去了。
后来，随着补习次数增多，我们渐渐熟悉了一些。
有一次课间休息，他忽然有点好奇地问我：“林老师，你为什么做这么多家教啊？我看你好像特别……特别拼。”
我看着他那张还带着稚气的脸，没有任何隐瞒，直接告诉了他：“因为我家很穷，我需要钱读书，也需要钱养活自己，贴补家里。”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像一些孩子那样露出同情或惊讶的表情，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我身上的味道，上课也认真了许多。
一个学期下来，他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从班级中下游，一路冲进了前十名。
期末家长会结束后，他的父母高兴极了，特地把我留下来，硬要塞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里面装着一千块钱。
“林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小哲这孩子，以前换了好几个家教，都没什么效果，就听你的！”他母亲激动地说。
我把红包推了回去，态度很坚决：“阿姨，这是我分内的工作，不用这样。我拿了您付的课时费，就该把学生教好。”
“这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心意，你务必收下！”他母亲非要塞给我。
我再次轻轻推开，想了想，提出了一个请求：“阿姨，您要是真想谢我，不如帮我个忙。如果您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也需要补习，可以把我推荐给他们吗？我想再多接一两份家教，时间上我能安排好。”
他母亲显然有些惊讶，大概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感谢”方式，但她很快便爽快地答应了：“没问题！林老师你这么负责，水平又高，我肯定帮你介绍！”
就这样，靠着扎实的教学效果和认真的态度，我的“口碑”渐渐传开了。
不久之后，我手里同时有了三份稳定的家教工作，每周的日程表排得密密麻麻。
生活终于不再那么捉襟见肘，我甚至能每个月从牙缝里省出一些钱，固定给家里寄两百块回去。
我特意在汇款单的附言里写明：这钱是给三叔三婶买点营养品，添件衣服。
这一次，汇款没有被退回来。
我心里明白，家里可能真的到了需要这些钱的时候了。
这种认知，让我在稍稍松口气的同时，肩上的责任感也更重了。
09
大四那年，校园里的气氛明显不同了。
同学们都开始为前途奔忙，考研的整日泡在自习室，找工作的则奔波于各大招聘会和公司宣讲会之间。
保送研究生的名单在初秋时分公布，我的名字赫然排在文科类第一位。
辅导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谈了很久。
“林晓艺，你的成绩和能力，系里所有的老师都有目共睹。这几年，你每年都是一等奖学金，专业课门门拔尖。我强烈建议你继续深造，留校读研。以你的潜力和勤奋，将来留校任教或者从事学术研究，都是非常有前途的选择。”
我安静地听完，然后缓缓地、坚定地摇了摇头。
“老师，谢谢您的建议和器重。但是，我想直接工作。”
辅导员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他推了推眼镜，试图劝说我：“我知道你可能在外面做兼职，是家里经济方面有困难吗？如果是这个原因，学校方面可以帮你申请更高级别的助学金，或者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岗位，读研期间也会有补助……”
我再次摇头，打断了他善意的话语：“老师，真的非常感谢您。不是因为补助不够，是我自己……想早点挣钱。”
我没有告诉他，在遥远的、那个叫做林家庄的小山村里，还有一个为了我卖掉家中唯一大牲口的三叔。
他的儿子，我的堂弟小山，只比我小三岁，转眼也到了该说亲成家的年纪。
在老家，没有像样的房子，没有拿得出手的彩礼，连媒人的门都难进。
我读研还需要三年，我等不了那么久了。
我放弃了那个让许多人羡慕的保研名额，转身一头扎进了人山人海、竞争激烈的毕业生招聘会。
那年的就业形势，听说并不算太好。
但“清北大学中文系、经济学双学位”这块招牌，加上我那一摞厚厚的获奖证书和成绩单，还是让我在众多求职者中显得比较突出，陆陆续续拿到了好几个录用通知。
其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来自一家刚刚进入华国市场不久的国际跨国公司——“寰宇国际”，职位是市场部的管理培训生。
这家公司给出的薪资最高，未来的发展空间听起来也最广阔，自然，竞争也最为惨烈。
我一路过关斩将，通过了简历筛选、笔试和两轮单独面试，进入了最后一轮——小组群面。
那是一个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长长的会议桌两边，坐着另外九位最终候选人。
他们有的来自国内顶尖的理工科大学，有的有海外留学背景，个个看起来都自信满满，神采飞扬。
面试官给出了一个虚拟的新产品案例，要求我们十个人作为一个临时团队，在规定时间内讨论并制定出一份市场推广方案。
讨论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组里那几个有商科背景或者留学经历的候选人，立刻占据了主导，他们嘴里不断蹦出各种英文缩写、专业的市场理论模型和最新的营销概念，语速快，逻辑清晰。
我坐在角落里，很多名词闻所未闻，几乎完全插不上话，感觉自己像个误入高手对决现场的菜鸟。
但我没有慌乱，也没有放弃。
我拿出笔和本子，像最认真的书记员一样，默默地、飞快地记录下他们讨论的每一个关键点、每一个分歧、每一个看似可行的想法。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讨论逐渐深入，但也因为想法太多而显得有些杂乱。
眼看规定的陈述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需要推举一个人来做最后的总结陈词。
就在这时，刚才还踊跃发言的几个人，忽然微妙地沉默了下来，互相用眼神推诿着，谁也没有主动站出来。
谁都明白，这个总结的活儿是个“瓷器活”，做好了未必功劳全归你，但万一说砸了，很可能就要背整个团队表现不佳的“锅”。
会议室里的空气凝滞了几秒钟。
我深吸一口气，合上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站了起来。
“我来吧。”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向我，目光里带着探究、怀疑，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松了口气。
我没有理会那些目光，拿着我的笔记本，走到了会议室前方的白板旁。
我没有去复述他们刚才讨论中那些花哨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
我拿起黑色白板笔，在白板上清晰地写下了三个问题，然后转过身，面向面试官和所有候选人，开始陈述。
“第一，我们这款产品的目标用户到底是谁？是坐在高级写字楼里的商务精英，还是普通城镇、乡村的广大老百姓？我认为是后者。所以，我们的推广方案必须足够接地气，用他们听得懂、感兴趣的话来说。”
“第二，我们产品的核心优势，或者说卖点是什么？在目前大多数老百姓收入还不算很高的情况下，‘物美价廉’、‘经济实惠’就是最大的吸引力。性价比，是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的王道。”
“第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推广渠道最有效？去大城市的高级商场设专柜吗？成本太高，触及面太窄。我们应该把重点下沉，深入到每一个县城、乡镇的供销社、小卖部，甚至村里的代销点。那里才是我们目标用户最常去的地方。”
我的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每一句话都落在刚才讨论的实处，又剥离了那些浮华的包装，直指问题的核心。
我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几位面试官交换了一下眼神。
坐在正中间的主面试官，一位金发碧眼、表情一直很严肃的外籍高管，第一次将审视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更长时间。
他用略带口音但很清晰的中文问我：“What's your name?”
“我叫林晓艺。”我回答。
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极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然后说：“Welcome to Cosmos, Lin Xiaoyi.”
我拿到了“寰宇国际”的录用通知。
月薪一万一千元。
在1999年，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本科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签完录用协议走出公司大楼的那一刻，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
我第一时间冲到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插进IC卡，手指微微发抖地拨通了村里唯一的那部、设在村口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请接电话的店主帮忙去叫我爸来接电话后，我握着听筒，在嘈杂的街边等待着。
时间仿佛过得特别慢，听筒里传来遥远的、不甚清晰的杂音，还有店主隐约的吆喝声。
等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我爸熟悉又带着喘息的声音，他显然是一路跑过来的。
“晓艺？是晓艺吗？”
“爸，是我。”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很大的外国公司，做市场工作，一个月……一万一千块。”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一般的寂静，我只能听到我爸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一下，又一下。
过了好久，他才小心翼翼、带着难以置信地轻声问：“一一……一万一千块？那是……是多少钱？”
我想了想，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说：“爸，比咱家那五亩好地，两年忙到头所有的收成加起来，还要多不少。”
他又沉默了。
然后，电话听筒里，清晰地传来他极力压抑却最终还是泄露出来的、带着浓重哭腔和颤抖的三个字。
“好……好……好……”
那天晚上，我没有直接回学校。
我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去了北市中心的“天坛广场”。
初秋的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吹拂着广场上那面巨大的红旗，猎猎作响。
我站在开阔的广场上，仰头望着深邃的夜空和远处璀璨的灯火，心里翻涌着激烈而复杂的情绪，但最终都归于一个清晰无比的念头。
我终于，可以真正开始偿还那份沉重的恩情了。
我终于，有能力让家人的日子过得不一样了。
10
拿到录用通知的那个周末，我没有立刻把消息告诉家里人，我想给他们一个更实在的惊喜。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市最大的邮局，把第一个月工资预支的一部分——整整一万元，汇回了林家庄。
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我只写了一行字：爸，这钱给三叔家盖新房，盖三层，贴最好的白瓷砖，装最亮的不锈钢门，要盖全村最好的。
这张金额惊人的汇款单，像一颗投入平静水潭的巨石，在林家庄激起了滔天巨浪。
乡邮递员老李戴着老花镜，把单据上的数字核对了一遍又一遍，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发抖。
他把汇款单送到我家时，嗓门大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建国！建国！你家晓艺汇钱回来了！我的老天爷，一万块啊！”
我爸正在院子里劈柴，听到喊声，斧头差点砸到脚背上。
他接过那张轻飘飘又沉甸甸的汇款单，手抖得比老李还厉害，对着阳光看了又看，仿佛不认识上面那些数字。
他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布满厚茧和裂口的大手，一遍又一遍、小心翼翼地摩挲着纸张的边缘。
消息像长了翅膀的野火，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烧遍了全村每一个角落。
“听说了吗？老林家的晓艺在北市发大财了！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一万多是多少？我的娘咧，咱们种十年地也攒不下吧？”
“人家那叫本事！是文曲星下凡！当初我就说这丫头不一般！”
各种羡慕的、惊叹的、嫉妒的、说风凉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起来。
我爸拿着汇款单，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去了三叔家。
三叔正蹲在低矮的屋檐下，就着最后一点天光，埋头编着柳条筐，这是他农闲时唯一能换点零钱的活计，一个筐编好几天，只能卖三四块钱。
看到我爸进来，三叔抬起头，憨厚地笑了笑：“哥，你咋过来了？吃饭没？”
我爸没说话，直接把那张汇款单递到了三叔眼前。
三叔在裤子上擦了擦沾着柳条碎屑的手，接过来，眯起眼睛看了看。
只看了一眼，他就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又把汇款单推了回来，头摇得像拨浪鼓。
“哥，这钱我不能要！晓艺一个姑娘家，刚上班，在大城市里处处都要花钱，租房吃饭坐车，哪样不得用钱？这钱你赶紧给她寄回去！”
我爸的脸一下子板了起来，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肃：“建军，你这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晓艺？”
三叔急得直摆手，脸都涨红了：“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这钱，是晓艺指名道姓，孝敬你跟你嫂子的！”我爸打断他，声音洪亮，“她说，当年你卖牛供她上学的恩情，她记一辈子！这只是个开始，以后还有！她就一个要求，把这老房子推了，盖新的！盖三层小楼，贴最亮的白瓷砖，装不锈钢大门！盖全村最好、最气派的！”
三叔愣在了原地，手里编了一半的柳条筐“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这个在田地里劳作了大半辈子、什么苦都没叫过一声的汉子，眼圈瞬间就红了，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三婶从昏暗的屋里探出身，听到这话，用手捂住嘴，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粗糙的脸颊往下淌。
我爸不由分说，把汇款单硬塞进三叔那双因长期劳作而变形、布满老茧的手里。
“建军，收下！这是孩子的一片心！你不收，就是让她在外头工作都不能安心！咱们老林家做人，讲究的就是知恩图报！受了多大的恩，就得还多大的情！这楼，必须盖！”
三叔紧紧攥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比我爸刚才还要厉害。
他看着纸上那熟悉的、娟秀的“林晓艺”签名，又抬头看了看自家破旧低矮、墙皮脱落的土坯房，最终，重重地点了点头，滚烫的眼泪终于砸在了手背上。
“好……好！我听晓艺的！这楼，咱盖！”
盖房的事，成了林家庄几十年来最轰动的大事。
请工匠，买材料，打地基，放鞭炮……每一步都吸引着全村老少围观。
自然也毫无意外地，传到了我二叔林建国的耳朵里。
那天，他正在村口小卖部门口，跟几个闲汉吹嘘自己前两年倒卖化肥赚了多少，口气大得仿佛已经是全村首富。
有人就把我家盖楼的事当新鲜事说了。
二叔脸上的得意笑容瞬间僵住，手里的半包劣质香烟被他捏得变了形。
“一万块？她一个黄毛丫头，刚出去几天，能挣那么多干净钱？别是在外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营生吧！”他啐了一口，声音尖刻。
旁边有人听不下去，小声嘀咕：“建国，话不能这么说，人家晓艺可是正经名牌大学毕业生，在大公司上班的。”
二叔冷笑一声，脸上满是不屑和嫉妒扭曲成的鄙夷：“大学生？大学生一毕业就能挣一万？骗鬼呢！我告诉你们，姑娘家挣来的快钱，都不长久！今天能盖楼，明天说不定就塌了！走着瞧吧，我看他那楼能盖成啥样，别到时候钱不够，盖个半拉子工程，那才真是丢人现眼丢到姥姥家了！”
二婶王彩凤也在一旁帮腔，声音又尖又细：“就是！辛辛苦苦挣点钱，不留着自己花，倒拿去给外人盖房子，真是个没脑子的赔钱货！等她以后嫁了人，那房子还能跟她姓林？我看这书真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越读越傻！”
他们夫妻俩一唱一和，把周围的人都说得没了声音，但大家看他们的眼神，却多了几分看笑话的意味。
谁都知道，当年二叔家盖起村里第一栋二层楼时，是何等的风光无限，林建国走在村里，恨不得把下巴抬到天上去。
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才几年光景，那个被他断言“读书无用”的侄女，那个被他用三十块钱打发走的“赔钱货”，竟然有能力，而且真的愿意，为村里最穷的老三家，盖一栋比他家更气派、更漂亮的楼房。
这种巨大的落差，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让他几乎要发狂。
我爸后来在信里，把这些风言风语都告诉了我，信的最后，他写道：“晓艺，别理那些眼红嚼舌根的，你二叔那人，一辈子就见不得别人比他好。你只管在外头好好干，家里一切有爸呢。”
我看着信纸上我爸努力写工整的字迹，轻轻地笑了，只是那笑容里，没有多少温度。
二叔，别着急，这真的只是个开始。
我们之间的账，还长得很，我会一笔一笔，慢慢算清楚。
11
三叔家的新房，在村里人羡慕和好奇的目光中，一天天拔地而起。
我爸是总指挥，请了镇上最好的施工队，用的全是实打实的好材料。
红砖、水泥、钢筋，一车一车地运进村里，那热闹的场面，比过年赶大集还要红火。
那段时间，三叔家的老宅基地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大人孩子都爱跑过来看，看着地基越来越结实，看着墙壁一层层砌高，看着楼板一块块搭好。
人们脸上的表情，也从最初的怀疑、观望，渐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震惊和羡慕。
“瞧瞧人家这砖，多结实！”
“这水泥标号肯定高，你看那颜色！”
“三层啊！还带这么宽敞的阳台！真是气派！”
二叔林建国，再也没在村口小卖部出现过。
他的脸，一天比一天阴沉，像随时要下雨的乌云。
每天下地回来，或者没事的时候，他总会绕到三叔家的工地附近，不远不近地站着，不跟任何人说话，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忙碌的工人们和越来越高的楼房，眼神复杂得让人看不懂，但那里面浓得化不开的嫉妒和怨毒，却是谁都感受得到。
他引以为傲多年的那栋二层小楼，曾经是村里的一道风景，如今在三叔家崭新、高大、光亮的楼房对比下，显得那么矮小、陈旧、灰扑扑的，仿佛一下老了十几岁。
他身为村里“能人”的最后一点骄傲和体面，正被那不断砌起的红砖和白瓷砖，毫不留情地碾碎，踩进泥里。
时光是最公平的法官，也是最神奇的魔术师。
十四年，听起来很长，过起来却仿佛只是一晃眼的工夫。
从1999年到2013年，整个世界都像坐上了加速前进的列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也是。
在“寰宇国际”的这些年，我几乎是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了进去。
市场部的工作，听着光鲜，出入高档写字楼，接触各式各样的人，但背后的压力和辛苦，只有自己知道。
永远分析不完的数据，永远写不完的方案，永远开不完的会议，永远需要维护的客户关系。
我一个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姑娘，没有背景，没有人脉，起步时连一身像样的职业装都买不起，第一次做英文汇报时，手心全是汗，准备好的词忘了一半。
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比别人更拼命，更认真，更肯学。
别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我愿意干十二个小时，甚至更多。
别人周末休息娱乐，我泡在公司研究行业报告，学习最新的市场案例，练习我的英语口语和谈判技巧。
我像一块永远吸不满水的海绵，贪婪地学习一切能让我变得更强、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很快，我从一个战战兢兢的管培生，成长为小组里最能扛事的核心成员。
我做的市场分析报告，数据最扎实，洞察最敏锐；我策划的推广活动，执行最到位，效果最实在；我负责对接的客户，满意度最高，合作关系最稳固。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入职后的第三年。
公司准备大力开拓西部市场，需要在西川市设立办事处，并派驻一名负责人。
那是个谁都不看好的“苦差事”，地方偏远，市场基础几乎为零，人际关系一片空白，前途未卜。
当领导在会议上问谁愿意去的时候，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我举起了手。
在西川市的那两年，是我成长最快，也最孤独的两年。
住着简陋的出租屋，吃着不合口味的饭菜，一个人跑遍了那个城市大大小小的街道和商圈，吃了数不清的闭门羹，熬了无数个为方案焦头烂额的夜晚。
但我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一点一点地拓展业务，建立渠道，维护关系。
听说，我二叔林建国一家，没有一个人到场。
而二叔家这十几年，却像是走了背运，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他早年倒腾化肥赚的那点钱，早就赔光了，后来想跟风做点小生意，不是被骗就是亏本，彻底没了心气，只能守着几亩薄田和那栋日益破旧的二层楼过活。
曾经引以为傲的“万元户”光环，早已褪色得无影无踪。
最让他头疼和丢脸的，是他那个从小被宠坏的儿子，林明。
林明读书不成，手艺没有，吃不了苦，却染上了好逸恶劳的毛病，整天在村里和镇上游手好闲，跟一群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成了远近闻名的“街溜子”。
眼看到了三十岁，家里穷，他自己又没个正形，连个给他说媒的人都没有，婚事彻底成了老大难，成了全村人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命运的车轮碾过，当年趾高气扬、刻薄吝啬的一家，如今落魄滚倒，被人指指点点。
而当年被他们踩在泥里、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我们，却凭着自身的努力和互相扶持，活成了他们只能仰望的样子。
这十四年，我一步一个脚印，从副经理到经理，再到事业部总监。
我在北市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不大，但很温馨；买了一辆代步的车，不贵，但足够实用。
我从那个穿着洗白布鞋、低头走路的山村丫头，变成了同事眼中干练专业的“林总监”，可以在跨国会议上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可以为了一个项目带着团队连续奋战。
可是，在很多个加完班独自开车回家的深夜，或者偶尔从梦中惊醒的凌晨，我总会想起199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
想起二叔二婶那两张写满不屑和嘲讽的脸。
想起那张轻飘飘落在尘土里的三十块钱。
也想起三叔卖掉老黄牛后，蹲在院子里抽闷烟时，那张黝黑脸上混杂着不舍、决心和对我未来期许的复杂神情。
有些刺，扎在心里太深，时间也无法让它完全消失。
有些恩情，刻在骨子里太重，无论怎么回报都觉得不够。
2013年春节前夕，我提前处理好了手头所有紧要的工作，向公司申请了一个长假。
我开着自己新换的、性能更好的SUV，载着满满一车年货和礼物，踏上了回家的路。
十四年了。
自从工作后，我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在春节这个最团圆的时刻回去过。
今年，是时候了。
是时候回去，看看我挚爱的家人，也回去，和那些纠缠了太久的过往，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12
通往家乡的高速公路又宽又平，车窗外是飞快倒退的冬日景象，田野空旷，树木枝丫清晰。
车载音响里放着舒缓的轻音乐，我的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心情是这些年少有的平静，甚至带着一丝隐约的期待。
从北市到林家庄，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如今只需要十几个小时。
我再也不是那个需要在拥挤嘈杂、气味浑浊的绿皮火车上，蜷缩两天一夜才能到家的女孩了。
我甚至可以在路过的服务区停下来，喝杯热咖啡，看看风景，从容地将十四年的光阴在脑海里慢慢回放。
车子在腊月二十七的下午，驶下了高速，拐上了熟悉的省道。
路边的景象开始变得越来越熟悉，虽然很多地方也盖起了新房子，但田野和远山的轮廓，依旧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开上通往村里的那条水泥路时，我有些惊讶地发现，路修得平整宽敞，两旁还立着崭新的太阳能路灯，杆子上挂着红灯笼，已经有了浓浓的年味。
我爸在电话里提过，修路的钱，大部分是我这些年前前后后寄回来的，由他和三叔牵头，村里家家户户出点力，终于把这条“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老路给修好了。
车子缓缓开到村口，那棵标志性的、光秃秃的老槐树下，依旧坐着几个晒太阳、聊天的老人。
我这辆外地牌照、看起来挺气派的SUV，像个突然闯入的陌生来客，立刻吸引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
他们停止了交谈，眯起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低声猜测着这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
我没有立刻下车，只是将车停在路边，降下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家乡冬天清冷而熟悉的空气，目光缓缓扫过这个养育了我，又让我背负了太多复杂情感的地方。
村里的变化很大，记忆里低矮的土坯房几乎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或新或旧、但都比以前好得多的砖瓦房。
远处，两栋楼格外显眼。
一栋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三叔家的三层小楼，白色的瓷砖外墙在冬日淡薄的阳光下，依然显得干净明亮，楼顶还装着太阳能热水器，显示着主人家的生活水平。
紧挨着它的另一栋二层小楼，则显得灰暗、陈旧，墙皮斑驳脱落，有的窗户玻璃碎了，只用塑料布蒙着，在寒风里哗哗作响——那是我二叔林建国的家。
两栋楼并肩而立，却像是两个时代的缩影，对比鲜明得有些刺眼。
我正看着那两栋楼出神，一个微微佝偻、穿着臃肿旧棉袄的身影，从村口小卖部里晃了出来，手里拎着一个透明的塑料壶，里面晃荡着廉价的散装白酒。
是二叔。
他比记忆里老了很多，头发花白稀疏，脸上皱纹深刻，背也驼了，走路的步子有些拖沓，全然没了当年那种刻意挺直腰板、睥睨众人的神气。
他低着头，看着脚下的路，似乎心情很糟糕，根本没注意到路边停着的车。
就在他快要从我车头前走过的时候。
我轻轻按了一下喇叭。
“嘀——”
声音清脆短促，在安静的村口显得格外清晰。
他吓得浑身一激灵，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带着惊惶和被打扰的不悦。
当他的目光穿过车窗，落在我的脸上时，他整个人瞬间僵住了，像是被一道无形的闪电劈中，脸上的表情凝固成一个难以置信的滑稽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