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岁的姥姥，至今仍在三个儿子家之间辗转。她的全部家当，装不满一只陈旧的行李箱。

姥姥一生育有四子三女，其中一个女儿幼年夭折。村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家中有长寿者，必有小辈早逝，这是“借”了命。每当听到这些，母亲总会沉默——她的姐姐，就是那个“被借走”的孩子。按照旧俗，养老本该由四个儿子轮流承担。二舅去世后，如今只剩三家。于是姥姥开始了她的迁徙：农历初一在东屋，十五可能就搬去了西厢房。偶尔也会去大姨家住上几日，但终究，没有一个地方能理直气壮地称为“她的家”。“嫁”这个字，拆开来看，是一个女子离开了自己的家。姥姥十八岁那年，曾有八路军动员她加入，但她的父亲没答应。不久后，她便出嫁了，开始了在别人家的生活。六七十年过去，那个曾经在婆婆手下小心翼翼的小媳妇，如今成了需要儿媳照看的高寿老人。儿媳总会端上一口饭，但眼神里偶尔闪过的不耐，还是让姥姥学会了在饭桌上更加沉默。上次在澡堂，遇见一位安徽来的大姨。她生了三个女儿后才终于得子。“三女儿送人了，”她说得平静，“生女儿时，孩子她爸一个月没回来看一眼。生下儿子，第三天他就赶回来了。”

“为什么不给自己留块宅基地呢？”我曾问姥姥。她摇摇头。那些岁月里的动荡，老宅早已在不知名的运动中消失了。对于舅舅们而言，这位需要照顾四十多年的母亲，更像是责任而非温情。而当家庭出现矛盾时，儿子们终究会站在妻子一边。

姥姥很少提要求。唯一一次，她小声说想要个小冰箱。她每月有四百元养老金，攒一攒或许买得起——一台崭新的小冰箱不过二百元。但她没有自己的房间，更承担不起多出来的电费。更重要的是，一个每年要搬三次家的人，怎么安置一台冰箱呢？

她的漂泊，也决定了女儿们的命运。在那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年代，母亲知道，娘家不再是退路。婚姻再难，也只能向前走，因为身后，已无家可回。

姥姥的行李箱很轻，装得下她九十六年所剩无几的物件；却又很重，里面装着三代女性无处安放的人生。

如今，轮到我这一代。看着姥姥辗转的足迹，母亲沉默的背影，我开始明白：有些枷锁，不会随时间自然脱落。它需要有人停下来，认真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轨迹。

姥姥可能永远不会有她的小冰箱了。但至少，我们可以让这个故事被听见——关于那些没有房间的女人们，和她们从未真正拥有过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