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马叙伦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国共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问题，进行了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特意邀请马叙伦，就新政协筹备工作、经济建设、外交和贸易诸问题，进行了交谈，交换了意见。
不久，杭州、武汉、西安、南昌、上海等城市解放，马叙伦与沈钧儒、郭沫若等于5月3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表示祝贺。6月11日，马叙伦与毛泽东、李济深等二十四人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的寓所，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的首次预备会议。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马叙伦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本届会议第六小组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和国徽方案。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等十六人参加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后来，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认为“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
这里，如去要介绍一下“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在经毛先生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国内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海外华侨的积极响应。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当时，为了区别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中共主持下即将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就简称为“新政协”。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当时下设六个工作小组：
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
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
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起草共同纲领；
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第五小组，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劭先，起草大会宣言；
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拟订国旗、国徽、国都、国歌和纪年方案。
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首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提法并不够确切。第一，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新政协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新政协虽然沿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但它并不完全发源于旧政协，它是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中共历来倡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三，新政协就其参加成分来说，已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名称与实际应该相符；第四，政治协商会议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名称也应该是正式的、固定的。因此，建议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意见首先得到周恩来的认同，在其起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的初稿中，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发现最早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文献。
8月25日，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也做了说明：“政协代表人数如此之多，质量又相当整齐，而革命发展，人民需要它担负的任务更大，所以‘新政协’这一名词已不能包括其全部意义；筹备会的常委会已决定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意思就是说它代表中国人民做政治协商的工作，实际是一个全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一个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毛先生也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到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正式将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消息，正式向外界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如去注毕。
介绍见下行文字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常会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马叙伦等为委员。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马叙伦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部部长。
因常年四处奔波，加之体质较差，马叙伦在参加开国大典时病倒了，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假信，说明自己有些会议暂时难以参加。毛泽东看信后，立即在信上写道：“请林老（即林伯渠。如去注）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不久，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便筹办《人民教育》杂志。1950年春，他致信毛泽东，希望能为杂志的创刊号题写几个字。毛泽东接信后，复信并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5月1日，《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的这幅题词。
1950年6月，马叙伦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亲临会议。会议期间，马叙伦看到一份反映学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非常着急，便在会议休息时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立即批示：“健康第一。”6月19日，毛泽东又写了封信给马叙伦：“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1951年1月11日，毛泽东看到华东局打来的一份电报，其中提到了有关学生健康的问题，他马上给马叙伦写了一封信：“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马叙伦和主席在一起
1953年元旦，马叙伦和主席在一起
为此，马叙伦在同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上，特地与会议代表作出了《关于学生健康问题的决定》。
建国之初，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身为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对此问题十分关注。为此，他特意筹办了《学文化》半月刊，并在1951年1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希组他能为刊物题写刊名。
毛泽东一向注重和提倡学习文化，也热切盼望广大劳动人民能提高文化水平，因此立刻挥笔题写“学文化”三字，随字幅附了一封信给马叙伦：“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马叙伦在参加五四运动时曾遭军警的棍打，在“下关惨案”中又被特务打成重伤，加之建国初辛苦工作，1953年，年岁已高的他再次病倒了。10月5日毛泽东给马叙伦写了一封信：“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1954年4月，马叙伦稍事工作后，病又缠身，于是致信毛泽东，请求休假一个月。毛泽东闻讯，复信给他，希望他休息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
<全文共两部分，此为第二部分>
文后说明：
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